据新华社12月5日一则新闻稿， 2011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简称“国考”）共有140余万人报考。中新网12月9日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的一则消息确认，12月5日在全国46个城市同时举行的2011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录用考试，报考人数也高达103万人。尽管今年确认参加考试的人数比2009年下降近1万人，国家招考公务员人数比去年增加1000人，但“国考”的考录比仍高达达63.6∶1。中新网的这则消息还透漏，2010年12月5日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有再次创下历年“国考”峰值。例如，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一职以4961∶1的竞争比例高居热门职位榜首。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当今中国经济社会中曾出现过许多“大潮”：先是“下海潮”，继而为“民工潮”，接着是“考研潮”，近几年来，又悄然出现了一个“国考潮”。每年百余万大军考“国考”，“国考”人数与“考研”人数不相上下，你说热不热？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的“国考大潮”，还引发产生了一个“国考产业链”。如同各种各样的考研辅导班遍地开花和考研辅导材料满天飞一样，近几年各种各样的“国考”辅导材料和辅导班在全国各地超级火爆，大有形成一个“国考辅导新行业”之势。国考热，热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有人从中大发“国考辅导财”，构成了当今中国社会中一道极为亮丽的“风景线”，也成立经济学话语中的一种“特征化事实”。
对于这种据有数千年传统中国文化中“学而优则仕”精神和制度遗产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的优长及可能存在的问题，笔者作为一个政治学和中国政治体制研究的外行实在不敢妄加评论。但是，每年都有百多万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人来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这“国考”，且“国考热”多年持热不退，这反映了我们社会中的一个什么问题？这一现象能否从经济学理论上给予一些解释？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已经曾给予过很好的解释了。
在不久前出版的《市场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一书中，维迎是从中国市场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两种职业选择（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理论视角对这些年所出现的“政府公务员热”做了其独到的经济学理论分析的。首先，照维迎看来，“企业家和政府官员都是最具有能力回报递增特征的职业”，而“这两种职业竞争人口中同一群企业家人才”（该书页152）。维迎认为，在从一种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过程中，如果越来越多的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从政府转向企业，经济就会快速增长和繁荣；相反，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越来越多企业家才能的人转向政府，经济增长就会放慢甚至停滞”。由此，维迎得出一个看似乖张但实为深刻的结论：“企业家人才在政府与工商业间的配置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如果不是惟一决定因素的话”（页152）。
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在这两种职业之间进行选择呢？维迎进一步解释道，这主要却决于一个社会对私有产权的保护程度：“当私有产权被明确界定并受到保护，政府无法轻易地没收私有财产而牟利的时候，做企业家就更具吸引力。当政府握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且经商受到政府管制的严重制约，以至于寻租机会大量存在的时候，当官就更具吸引力。如果相对于市场规模，政府规模更大企业家职业就相对缺乏吸引力”（页157）。得注意的是，维迎还独具洞识地指出所见，“当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掌管政府时，社会可能比普通人掌管政府时情况更糟”。维迎上述精妙的分析，难道不构成一个经济学理论化分析中国问题中的一个“张维迎定理”？
沿着上述分析理路，维迎把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社会改革理解为“从基于职位的权利体制（position-based rights）向基于财产的权利体制（property-based rights）的转型”就顺理成章了：“基于财产的权利与基于职位的权利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比后者被界定的更明确。基于财产的权利通常由法律和社会规范清晰而惟一地加以界定并受之保护，具有相对严格的界限。……相比之下，基于职位的权利的定义非常松散且具有非排他性，且通常服从于频繁的行政变更。握有基于职位的权利的人通常具有变更权利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寻租行为与基于职位的权利是天生的一对”（页159）。很显然，这一“张维迎定理”，不仅为理解过去30年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提供了一种独到的解释视角，而且对理解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的格局、现状和问题，也提供了一把钥匙。请看张维迎是如何描述当今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安排的：“在中国，政府不受法律制约。政府官员常常创造新的职位和为寻租而扩张权利边界，如同在路上设置越来越多的收费站一样。另外，基于职位的权利在各部门间被频繁地复制并相互重复，不同部门为了同样的权利而竞争。所有这些活动都消耗大量资源，并对价值造成巨大破坏”（页163）。
根据张维迎教授的这种分析思路，我们会进一步发现在当今中国社会一个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尽管这种依靠职位进行权利寻租的体制会消耗大量资源，也对价值创造带来巨大的浪费并造成“租金耗散”，但是这里面却有政府规模越来越大、寻租越来越不受实质性制约且政府官员寻租有着“收益递增”的内在发展逻辑，而且这种内在逻辑在我们的当今中国社会中正在不断自我增强而“隐而不彰”。不然，为什么会在近些年出现这种上百万人报考万余政府公务员的“国考热”？为什么那么多成百上千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竞相竞争进入一个政府公务员职位的“窄门”？这难道不正说明了这种依靠职位进行权利寻租的体制正在自我不断强化？
一个经历了30余年市场化改革的当今中国正在走向何方？我们正在“自发地”演变和正在“自发地”型构成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社会体制？这难道就是我们所要的“中国模式”？
（本文原载《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略有删改，此为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