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写了篇《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4期），呈现了一幅与今日之常识大为不同的孔子形象：孔子确为中国文明之圣人。不出所料，这一结论引起的回应主要是嘲笑和抨击。老友鄢烈山也撰文《对孔子要行中庸之道》，提醒我“矫枉则不必过正”。
不论在孔子还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中庸、中道都是最高的实践智慧。但最近几年所写有关儒家的文章，确实不乏火气。个中缘由，如孟子所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晚清中国人受西方刺激，形成构建现代国家的意愿。在19世纪最后几年，康有为第一个系统地形成了现代建国方案——现在看来，这是最为健全、完整的方案，中国人也曾在构建民主政体与保持固有传统之间努力保持平衡。
后来，“道术为天下裂”，上述相对平衡的努力被简化为两个口号：一曰追求国家富强，一曰追求个人自由。用八十年代的话语说即救亡与启蒙。
这两个目标都没有错。人当然应生活在自由状态，国家富强也是好事。但这两个有时相互冲突的口号有一个通病，那就是极端化。它们都把摧毁传统当成实现自身目标的前提。富强派追求物质性力量的强大，而传统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妨碍国家动员资源的能力，所以必须摧毁之。启蒙派的反传统主义更是尽人皆知。这样，现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两种观念都认定：中国要现代化，就得摧毁传统，包括儒家观念、传统宗教、社会结构，以至经济结构、法律体系。
先不管这样的运动能否达到自身设定的目标，即便可以达到富强，这又是谁的富强？富强派其实已经说得很坦率了：它追求的是“国家”富强，而当国家被神化、国民缺乏必要管道控制国家时，国家的意志很有可能偏离国民的意愿。这几年人们抱怨国进民退、国富民穷，其实就是百年历史的惯性所致。
对启蒙派，人们要追问，摧毁传统所获得的自由，究竟是谁的自由？对庶民来说，最为重要的自由就是安顿身心于自己信奉的神灵，按熟悉的方式生活而不受他人无端嘲笑、干扰、强制，按习惯的伦理、法律与人交往、合作、交易。激进知识分子对这些观念和制度痛加挞伐，是否尊重了庶民们的自由？若传统、文化被完全剥离，这群人还是一个有能力享有、使用自由的国民否？
这就是现代中国之“枉”，也可以说是“妄”——理性的狂妄与权力的狂妄。极端的、偏颇的启蒙和富强，与国民处于分离甚至敌对状态。对于国民主体而言，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他者的现代化。
中国当然要现代化，但健全的现代化过程必确保国民的主体性。这个具有主体性的国民是由其共同的文化所界定、塑造的，而这共同的文化，只能是传统文化。时间上的绵长性，赋予其信仰或生活方式以空间上的广泛性。因此，保有主体性的中国人的现代化，必以其固有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得到尊重为前提。换言之，真正合乎自由、富强原则的现代化，是、并且只能是中国固有文化之“新生转进”，是国民作为一个文化和政治共同体实现自身文化与政治之“维新”。
那么，中国的传统是什么？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树立的治理秩序典范，就是孔子从中所发现、阐述的大道。由此分散而为诸子百家，下降而为信仰、礼俗、律法。在漫长历史上，这个文化主体又包容佛教、伊斯兰教乃至基督教，以至西方的观念、制度，焕然而成为一个具有内在连贯性、同时也不乏丰富性、容纳紧张的文化共同体。
这个文化、文明传统不可能没有缺陷，甚至可能存在严重缺陷。但这又怎么样？今人专心去做这个时代的社会和政治逻辑所要求的正确的事情就够了，为什么要跟传统较劲？面对那些与传统战斗的人士的激情，我有一个疑惑，百思而不得其解：把本国传统涂抹得一团漆黑，对自己，对新文化、新政治之生成，究竟有什么好处？难道真的是不破不立？
对旧房屋，有人视旧如仇，而决绝地拆旧建新。另有人会对旧房加以修葺改建，既可以住得很舒服，又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孔子和渗透着他的精神的传统，就是一栋在过去几千前间被不断修葺的宏伟大厦。过去百年，几代人在拆毁这房子。可被拆毁的那部分现在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甚至是一地鸡毛。这不难理解：人是由传统界定的。拒绝传统，一个人连自己是谁、什么是对错都不知道，他做的事情对他本人、对他所在的文化和共同体，也就难有什么建设性。
因此，站在今天，承认孔子的伟大，不是矫枉过正，而是矫枉归正。孔子当然不是历史的终点，今人更不是，也就不应以历史终结者的姿态傲慢地审判孔子。尊重孔子倒是一种更明智的态度，尊重孔子，在传统的边际上持续地创新，这样的现代化，才是保持国民共同体之主体性的现代化。
南方都市报，201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