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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志勇:信息通畅是最好的谣言粉碎机

  

  谣言漫天飞,以至“扰乱公共秩序”时,迅速止谣乃政府职责所在。找到始作俑者或故意捣乱者,以法律制裁,也是一个办法。2011年3月20日,杭州网民陈某,就因为传播“核污染谣言”,被警方处行政拘留10日及500元罚款。

  

  政府着急止谣,用心无可非议。但谣言不等于谎言。有时谣言蜂起,并非因为传播谣言者唯恐天下不乱,而是出于人的自卫本能。日本核污染严重程度究竟如何?是否会扩散至中国沿海乃至内陆?碘盐是否能预防核辐射?海产品、海盐会不会被污染?凡此种种,急切间,处于信息匮乏中的民众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是人之常情。“未加思索便将该信息复制后转发给亲朋好友”,也未必就错得离谱。

  

  这种情形下,为什么受罚的是复制信息的陈某?凭什么断定他是“故意扰乱公共秩序”而非恐惧自保?要恰当使用法律,并不容易。

  

  谣言诞生于真相被遮蔽处。欲消除谣言,更好的方式并非杀鸡吓猴式的惩罚,而是保证充分供给信息,使真相尽快浮出水面。有真相,则谣言不攻自破。

  

  信息要充分供给,政府责任重大。而首要之责,便是不要干涉每个人、每个机构发布信息的权利。同一个事件,接触有迟早,观察角度有差异,用以判断的知识背景也多种多样,自然会有不同认知。紧急情况下,谁都难以瞬间甄别,到底哪些该传播,哪些该禁止,从而,谁都不应对信息源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譬如疫情或其他灾难发生后,往往要层层上报,最终定性后再由省级或以上的机构来发布。等待期间,极易产生信息空白,民众恐慌之下,流言于是不胫而走,螺旋上升,越传越玄。与其如此,本地政府何不知道多少公布多少?将精力集中于获知更多信息而非阻挡民众传播信息,便能使信息获得阶梯式发布,未知信息螺旋式下降,才是让真相跑过谣言的最好办法。

  

  同时,某种信息是否向社会发布,不能由政府一手操办。尤其各种灾难信息,必须尽早传递给民众。在巨震中,哪怕只争取十秒,在重大疫情上,哪怕只争取半天,或许就能挽救万千生命。而第一时间到现场的,往往不是政府机构,而是新闻媒体、路人甲与当事人自己。

  

  有人说,仅仅信息多有什么用?一万个流言也抵不上一个权威的信息,反倒徒增混乱,令民众茫然失措。的确,信息不仅要多,更要有质量。但信息够不够权威,不是权力可以命令,它根植于接受者内心的判断,因此公信力就格外重要。此次核泄漏后,有日本国民接受采访时说,“政府让我撤离,我才会撤离。流言蜚语不能让我撤离。”这意味着,对他来说,政府才是最权威的信息源,他相信在这种重大时刻,政府不敢隐瞒,而且会给每个国民恰当的指引。

  

  这种信任感非常难得。公信力的建立需长期积累,而毁掉它却只要一瞬。无论政府、企业还是个人,倘若你今天信誓旦旦说,不会发生地震,奶粉与火腿肠都完全安全,明天摆在公众眼前的事实却截然相反,反复几次,公信力必将荡然无存。

  

  其实,一个信息自由流动的社会,会内生出强大的信息鉴别机制。权威信息永远是一种为全社会所需的稀缺品,谁能提供它,谁就将获得极高的关注度,谁就拥有巨大的支持率。政府能提供,就有民心与选票;公司能提供,就有商机与钞票;NGO能提供,就能更多地“普度众生”;个人能提供,就能取得大成就。而那些总是提供劣质乃至虚假信息的机构与个人,必然结局就是大浪淘沙,风吹浪打去。

  

  这便是自由竞争的力量。自然,即使有了政府、社会、市场与个人多方提供信息,但相信谁,选择谁,最终还是要靠个人的理性与自由选择。谣言止于智者,要粉碎谣言,靠的还是国民慎审的理性与明智的判断,而国民的这种理性与判断力,也只有在信息自由流动的环境中,才能更好地培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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