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缅怀一位生活在上一个世纪的伟大而深邃的思想者。
今天，我们缅怀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中失去生命的来自78个国家的3646名殉难者。
就同生活在她那个年代的大多数犹太裔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亲身经历了欧洲文明的支离破碎，精神上的无家可归，面对着茨威格无法理解的“昨日的世界”与仿佛脱轨火车一样的欧洲，27岁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匆匆结束了与马丁·海德格尔在风景如诗的马堡大学的浪漫恋情以及在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海德堡大学跟随卡尔·雅斯贝尔斯关于“奥古斯丁的爱的概念”的哲学与神学的修习，1933年的秋天，开始了她的逃亡生涯。
她逃亡的第一站是巴黎。尽管法国背负着反犹主义发祥地的恶名，但这并不影响1933年的巴黎成为欧洲的自由之都。而一条漫长的长期并且精心营建的防线似乎更加使得巴黎人以及生活在巴黎的各色人等获得了足够的信心：即使德国人冲破了莱茵兰，我们还有马其诺。总之，巴黎是安全而和平的，所以法国也是安全而和平的，那么欧洲就理所当然是安全而和平的。这种迷漫在巴黎上空的和平的烟雾，久久不肖散去，就与1919年“迦太基式的和平”没什么两样。
阿伦特曾经回忆起那段日子，在巴黎她渡过了生命中“最活跃的时期”。她参加了支援犹太青少年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组织的工作；她贪婪的呼吸着巴黎自由的空气，她积极而广泛的接触法国的知识界——艾伯特·加缪、亚历山大·科杰夫、雷蒙·阿隆、让·保尔·萨特以及她的第一任丈夫君特·施泰因的远亲兄弟瓦尔特·本雅明——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战后异常活跃，成为法国文化的传薪者。
但是“上帝的甄选”的犹太人的身份并没有给阿伦特带来足够的庇护，反而更多是宿命里的流离。当1940年5月，她的寄居国与她的母国进入战争状态的时候，她真切的感到了恐惧，她失去了自由。在圭斯集中营里，囚满了生活在法国的德国人，男女被隔离开，无一例外的被视为敌人与奸细。一个月后，巴黎陷落，她又一次逃脱，逃往法国南部的蒙托榜。于是这一切就看起来相当的啼笑皆非：她被她所向往的自由的法国囚禁，她被她所逃离的纳粹的德国搭救。
在蒙托榜，她下定了决心，她要逃得更远，她要彻底的摆脱恐惧，她要到美国去。
2001年5月的纽约与阿伦特到达时候的1941年5月的纽约颇多神似，或者极而言之，60年倏忽一瞬，时间并没有使这座城市的面貌有太多实质性的变化，除了经年以来积攒的越来越多的观光客，华尔街上依旧是行色匆匆的逐利徒，百老汇轮番上演着神秘或者东方情调的传奇故事，竞相展示这个如日中天的资本主义帝国的奢华。喧嚣、静寂、繁盛、破败……诸多的矛盾的难以共存的人类特性在这里找到了共有的居所，她吸引着来自亚洲、拉美和非洲的移民，国际性与包容性仍是这个城市乃至这个国家的标签。议会里久久争论不休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刚刚被强制的批准了，也许在未来的200年里NMD将代替过去的200年中自由女神的光辉笼罩在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的上空，护佑着此地的住民。纽约如昨日样的安全，美利坚如昨日样的安详。
可能我们忽视了一点，1941年5月的纽约，一幢叫做帝国大厦的建筑是城市的最高标志，而到了2001年，这个荣誉属于WTC（World Trade Center）的双子塔，并且直到6个月之后。
我们，真的不应该重复的，再一次的描绘那悲剧的一幕了，在善良人们心中的惊悸与哀恸还没有完全平复之前，描绘那一幕显得那么残忍与不合时宜。尽管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的脑海里会重现那个场面，但是我们希望那一幕不要于我们的头脑中过多的留连，或者我们奢望这样的惨景不再重现。
世贸大厦之与美利坚堪比奥斯维辛之与犹太民族，都将一个族群的精神伤口物化于一个现实的世界。谁人最伤心？在这场从天而降的灾难里，是那些失去亲人的罹难者的家人还是那些失去生活信心的幸存者？
25岁的尼克尔·克拉克是华尔街一位股票经纪人的助理，尽管克林顿总统的任期结束后，全美的经济增长放缓，但那并不足以撼动她对未来的信心，或者说她与那个逃到纽约的阿伦特不同，她不知道什么叫做恐惧，她没有一点关于这方面的概念。克拉克与她的一代人，就像他们一直确信的，是轻松的一代：他们没有危机，没有越战，没有马丁·路德·金博士，更没有麦卡锡，在整个喧嚣的90年代，他们唯一关心的是票房第一的电影与唱片的销量。
接着，一切都变了。
她目睹了那个惨剧，她亲眼见到许多因为无助而近乎疯狂的人们从大厦里跳出，跌落在大厦摇摇欲坠时的尘雾里……那一瞬间，她明白了什么是恐惧，她没法从眼睛里驱走那个景象，她觉得她快要崩溃了，她也选择了逃离。
刚刚逝去的20世纪，是一个全人类集体逃亡的世纪。
人类从两次世界大战的死亡的泥淖中逃脱、从冷战里美苏核恐怖平衡与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战阴云下逃脱、从极权主义与麦卡锡主义的威压下逃脱——人类在不停的奔跑――但是仍然逃不脱全球化浪潮下难以逾越的南北经济差距的鸿沟以及那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相互龃龉和指责，仍然逃不脱有着不同肤色和体貌特征的不同种族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厌恶与歧视，仍然逃不脱科技狂人悍然培育克隆人挑战现存全部人类伦理的威胁，人类逃进一个新的世纪，却发现终究摆脱不了恐怖主义的胁持与袭击。
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曾经用科技的力量证明我们的能力，面对这个世界我们也发现有太多问题我们还无力解决。
作为人类，我们在宇宙中感到孤独；作为个人，我们在人群中感到孤独。这种孤独，是让人感到无根和成为多余，是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经验与感觉。在感到自身被抛离的情绪中，我们会对于他人的不断被抛离感到无力和无动于衷，我们会竭力摆脱自身的这种屈辱于自身的被隔绝中产生反对一切他人的要求，所以萨特说：他人即地狱。
当然，我们有权选择逃避。
追求安全与自由是人类不可褫夺的天性与权利，一个人可以自由的离开这个社会，但是你不能在想要进入的时候随时进入它。人人生而自由，却无时无刻不在枷锁之中。我们可以咒骂政治的丑恶，我们可以用不投票表达我们的选择，但是就像阿伦特所坚信的：无论是谁如果他不完全属于并捍卫一个政治共同体，他就不可能是安全的。
刚刚逝去的20世纪，是一个全人类集体逃避政治，集体逃离正确选择的世纪。
自由主义者罗尔斯对此辩白“在妥善治理的国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用大部分的时间从事政治，大可不必人人关心政治，每个公民尽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去追求其他形式的‘好’，其中甚至包括对政治的冷漠”。然而，他并未看到，被他所称为剩余的大部分人，由于缺少正常交往、不关心政治、拼命追求物质满足，而成为受消费社会严密组织的机器。因为失去了令生活有意义的共同世界，他们既不能反思事物、也不能反思自身，全无经验能力和思考能力。孤独、恐惧、绝望、无力，根本没有行动能力，他们是那样容易的受到极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诱惑，因为那将使他们得到一种追求有意义目标的归属感和最低限度的尊严。
幸好，逃避并非所有人的选择。
鲍勃·克莱恩在那天以后只回过纽约州北部的家乡斯贝格小镇两次，看望跟前妻住在附近的12岁的儿子。友人帮他照看着一只猫和两条狗。他靠伤残抚恤金为生。2001年9月12日，他登上一列开往纽约市的全国铁路客运公司的火车，来到如高山般的双塔残骸前，要求被编入铲斗编队，从现场运走瓦砾。第一晚，他露宿街头，在长椅上入眠。毫无疑问，一种特殊的经历可以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他说“我不轻易交友。我几乎不相信任何人。但我来到这里后已经变得更宽容、更耐心多了。在这里我才知道世界上会有好人。我只需稍稍有心些。”
“9·11”引发了美国的爱国潮，“美国精神”在自觉的重铸。众多好心人从全国各地闻讯赶来，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复杂的个人情感变化激励着他们。他们登记参加各种慈善组织，与为规模浩大的救援工作付出心血和时间的当地民众携手共事。
当我们极力贬低这个国家长久而极端的个人主义传统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社会困境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为这个国家紧密相随的公民精神与志愿精神所叹服。下面的一组数字可以为此提供很好的理由：按照志愿者占总人口比例和慈善捐赠的规模，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13岁以上人口中的一半每周平均志愿服务4个小时；75％的美国人向慈善事业捐赠，每个家庭年均约1000美元。基金会和公司的捐款固然重要，但那仅占捐款总额的10％，各收入层的人都参与其中，较低收入的捐款者往往比较富有者更为慷慨。宗教对于这种公民精神与志愿精神的影响固然重要，但是将美国人志愿行为的仅仅归于它有关善良的训导也是远远不够的。就像记者兼社会评论家马克斯·勒纳所言，由于缺少传统的束缚和家庭，美国成为“参与者的国家”，并且从中表现出国民的依赖性与群居性。
积极行动起来的还有美国政府。尽管许多议员担心宪法第四条修正案所赋予的宪法保护功能将被威胁，但是由于更多的议员相信美国2001年爱国法案（USA Patriot Art of 2001）将成为保护国家不受恐怖主义之累的必要的方法，仅仅经过6个星期的审议，该法案就得到了通过。令人忧虑的是法案极大的扩展了执法部门和情报部门对私人通讯进行监听和获取个人信息的权力。
于是，我们有理由担心，“9·11”毁灭了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提供安全和促进繁荣的同时，尊重人的生命和自由。这次袭击――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心理上――所针对的目标正是使得美利坚甚至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强大、自豪和繁荣的根基。
“9·11”也创造了一种生活方式：人们被告知“恐怖分子就在你们中间”，政府通过安全措施不断地提醒人们威胁尚未消除，恐怖仍在逼近。这必然会造成总被监听和永远不安全的感觉，有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从而瓦解一个社会结构的精髓。如果人人都受到监视――那么谁都可以是敌人。普通的美国公民成长和生活在一个富裕的民主社会，没有遭受过暴政历史的伤害，似乎对公民自由并不那么重视，这恰恰是因为它们受到了广泛的保护而被视为理所当然。同样的，对公民自由日趋增多的限制可能会玷污、败坏，最终摧毁这个国家的民主基础。安全与自由并非天然调和，当二者不可得兼，就需要大家共同做出正确的政治选择，每个人都必须表明他的态度，任何的暧昧与不负责任的推卸放弃选择的权利都将影响到其他人权利的享有与保障。
无论是通过维科的“林间隙地”还是通过国际互联网，我们的命运早已注定被紧紧联系在了一个人类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我们分享彼此的感受。追求安全与自由是人类不可褫夺的天性与权利，在求得安全与自由的道路上，我们不分彼此，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也无论基督徒还是穆斯林。资讯的发达已经使我们差不多可以同时了解到这世界各个角落的突发事件，当世贸大厦在各种各样的电视机和计算机显示器里一次又一次坍塌地时候，惊愕就成为我们共同的表情，对安全感丧失的恐惧，也使得我们不分彼此，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也无论穆斯林还是基督徒。
最后，我们也要提到整个国际社会的积极参与。在各个国家的政府以共同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旗帜下集合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从国际社会的“丛林状态”的斑驳的缝隙中透过的世界政府的曙光。尽管各国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但在共同反对恐怖主义的问题上达成较为广泛的共识仍然令人欣慰。
现在，让我们把话题转回1941年的阿伦特。彼时的阿伦特就像此时的我们一样心中充满了迷惑：为什么我们要逃避？难道人类的安全与自由就无法得到永久的稳固的保障么？
阿伦特穷其一生来回答这个问题。在《极权主义的起源》和《人的条件》等一系列著作中，她告诉人们，要使其安全得以保障，务必先使之自由，“自由只会降临到需求已得到满足的人身上，同样自由会逃避只为欲望生存的人”，自由民主体制的自健自强能力，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持久价值，远非多数自由主义所持的那样乐观肯定。民主政治制度也不能自动防止民主公众生活的萎缩，而现有的自由民主制度恰恰正在不断受到这一萎缩趋势所困扰。现代自由国家公共生活的萎缩正是民主制度脆弱的根本原因。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的欲望的丧失或者说公民观念的薄弱更会从根本上动摇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一些基本价值和观念，如人的自由、尊严以及积极进取的主体判断和行动。
阿伦特告诉我们公民与民主的脱离是一种现代政治共同体的机制弊病。这种脱离的结果是，现有的公民形式不能支援民主实践，而现有的民主实践则不足以培育公民性。真正的公民共识必须在公开的辩论和商讨中才能形成和确立，必须在高度显见的公共领域中接受检验并不断扩展。
如果我们不去广泛的参与政治，不去面对重大的政治抉择，那么，霍克海默的话就应验了，“政治不仅成了一种生意，而且生意已经全盘成为政治”，政治将会蜕变成为经济利益的工具，私人领域将会不断吞噬公众领域，有违民意的独裁和暴政将成为可能，错误的国家政策将成为可能。我们将会看到以民意和国家利益为遮掩的少数人的专断，我们将会被迫品尝由于这些专断引发的恶果。我们失去的将不再是3646个无辜的生命，而是更多，甚至是我们自己。
所以说，逃避是不足取的，而仅仅简单的参与公众生活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参与到真正的政治生活中，只有在政治生活里我们才能摆脱由劳动带给我们的自然的束缚与不自由，只有在政治生活中我们才能充分的表达我们的意志与价值观念，得到充满人性的自由。
在此之前，出于人类懦弱的天性，我们逃避。
此刻，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面对少数人劣政的恶果，面对整个世界已经沦为人质的境况，我们已经被逼迫到了不得不奋力挣扎的角落，我们怎能逃避？
1975年12月28日，阿伦特在写作她的最后一部著作――《精神的生命》时遽然谢世，距今已有27年，而今天距离2001年的9月11日也已经一周年了。
我们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