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红歌”唱的热烈，不说是全国各地，至少是在很多地方，《东方红》成为主打歌曲。“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他是人民大救星。”也有的“红歌”把共产党称为“救星”，如“毛主席呀红太阳，救星就是共产党”（《翻身农奴把歌唱》）。对此，有论者提出批评，所用的武器也是一首“红歌”，被列宁称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国际歌》，歌中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样的批评，很有创意，也很给力。
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救星”是比喻帮助别人脱离苦难的集体或个人。按照这个定义，“救星”的产生，需要具备两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在客观上，有苦难存在，而且这种苦难是由于他人或自然的原因所造成。在主观上，拯救行为是基于良心的选择，而不是应尽的职责。举例来说，土匪绑票，人为制造苦难，在收到赎金后放出人质，不过是履行事先的约定，因而不可称之为“救星”。又比如，律师为当事人辩护，使蒙冤者获得无罪释放，因为是按合同履行职责，也不能称为“救星”。
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这个胜利，是千百万革命先辈流血牺牲所换来，而这些革命先辈并不全都是共产党员。尽管如此，革命毕竟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了胜利，获得翻身解放的穷苦百姓，出于对共产党及党的领袖的感激和爱戴，称之为“大救星”，虽然不科学，却也在情理之中，不必苛责。作为一个革命党，为穷人打天下，取得成功后被穷人称为“救星”，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然而，作为一个执政党，如果继续沿用“救星思维”，就会显得荒唐可笑。
其一，有“救星”就会有苦难，今日的苦难，谁应当负责？解放前的苦难，可以归罪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统治。那么，在推翻了国民党，共产党执政以后，如果还有苦难，那就只能是执政党的工作没有做好，以至出现人为的苦难。当然，地震、台风、旱涝等自然灾害，是人力所难以抗拒的。但是，即使是天灾，工作做得好也可以减轻损失，减少苦难。比如，刚刚去世的四川安县桑枣中学校长叶志平，被人们称为“最牛校长”，由于他平时重视校舍安全和师生的防灾演练，在汶川大地震中，创造了全校２０００多名师生无一伤亡的奇迹。这与那些中小学校舍大面积倒塌，大量学生伤亡的惨状，形成鲜明对比。由此可见，既然我们不能控制苦难的发生，那就最好不要争“救星”这个头衔。
其二，执政党是接受人民的委托，肩负治国理政的责任。执政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而是一份沉重的责任。工作做好了，是应尽的职责，人民不必感恩戴德。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有权批评，党和政府应当认真听取并加以改正，以人民满意为标准。作为执政党，收了人民的信任，又收了人民的税款，理当为人民办事，没有资格以“救星”自居。
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已近６２年。时至今日，仍有很多党政官员难以摆脱“救星思维”。比如，每到节日前夕，为了给贫困户送去２００元不等的慰问金，书记、县长以及部门官员一大阵，小车一大溜，记者一大群，前呼后拥，百里迢迢，不过是听听贫困户手捧红包说出“感谢党，感谢政府”，并将此视为恩赐，作为政绩大加宣传。大家就没有想一想，造成这部分人的贫困，我们的制度上、工作上有没有值得检讨的地方。听了贫困户的感谢，是应该欣慰呢，还是应当脸红？值此纪念建党９０周年之际，但愿我们的党政官员能够尽快地告别“救星思维”，更好地树立服务思维，全心全意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不求感恩，但求满意。
（２０１１年６月３０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