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8年在美国的一所大学拿到社会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是《美国家庭情况》。
当我很快就要写完博士论文时，有位教授对我说：“为了了解美国社会，你需要到外国去，了解外国的社会，做比较研究，不跟外国作比较怎么能写好自己的国家？”后来，教授为我申请到奖学金到国外学习，并让我“找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但具有与美国不同的文化的国家”。
于是我来到日本，在日本呆了两年，第一年主要学习日语，第二年做家庭调查。我去一所小学，请学校给我介绍六个家庭，我每隔一段时间就去走访这六个家庭。他们都对我非常好，不是那种客客气气的“好”，而是很真诚的好。从我在上世纪50年代末认识他们，到现在我们仍然是朋友，他们的孩子、孙子和我的孩子、孙子也交了朋友。
当时这些日本家庭并不富裕，但很有人情味，相处起来很融洽。我们不谈政治，就是做朋友。美国人看日本人主要是通过这种日常接触，而中国人看日本人则很多是通过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那种非常残酷的“接触”。所以美国人看日本人与中国人看日本人很不一样。
在我初次访问日本的1958年，日本还很穷。当时普通美国人家里都有电视机和冰箱，而日本人没有。日本人说他们穷是因为打仗是错的。当时中国很多人认为军国主义会在日本复活，但我了解战后日本人民是不愿意打仗的，觉得二战时期军队领导人欺骗了他们，不讲真话。
这些经历帮助我完成了《日本名列第一》这本引起很大反响的书。直到现在，我常常被问到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体会到日本社会的各种成绩，比如普及教育很成功，社会治安很好，犯罪率较低，贫富差距不大，培养了非常能干的官员，而且官员腐败不严重，公司内部非常合作、团结，产品质量提高很快等。我说“日本第一”，不是指日本经济是全世界最大最强的，而是要告诉美国人日本是如何发展的。写这本书，也是为了让美国人知道日本人很多事情做得非常好，至少比美国做得好，而当时美国人还不了解日本人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
这本书出版以后，在日本“出了风头”，而且美国也有许多企业负责人让自己的员工读这本书，要大家注意日本企业的竞争力提高很快。不过，赖肖尔（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家———编者注）对我说：“日本人读了你的书会变骄傲。”
我不知道日本人是否真的变得骄傲，但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前10年确实经历了一个经济低迷期，到现在仍未结束。尽管日本亟须改革以摆脱当前困境，但我们仍应看到日本发展过程中的可取之处，比如，日本经济发展的质的水平、教育、知识、国民素质水平仍然很高，日本社会比美国更节俭，日本很多公司仍很成功，很多产业仍是世界第一，在不少高科技领域日本的出口仍然强劲，日本企业制度虽然有所改变或改进但并没有完全被抛弃，因为这种制度能给员工一种安定感和进取心。日本人总的来说富而不奢，不像美国人那样过度消费；日本在社会公平与和谐方面虽然不如过去，但仍然比美国做得好，特别是企业内部比较平等。
现在，中国在经济上的飞速发展令世界瞩目，并已经取代日本成为GDP“世界老二”。尽管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日本，但中国仍然应该学习日本在发展过程中“做得比美国好的地方”，而非“学美国不好的地方”。作者Ezra Vogel是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来源: 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