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见死不救、见危不助的事屡见媒体，前几日更有汽车卧铺车上一歹徒在旅途中接连强奸几名女青年而其亲人竟漠然视之的报道。
这起事件中，歹徒在两天时间里用牛角尖刀为胁迫工具，接连强奸了3名女青年5次，其中有2位女青年的男友和哥哥就在车上。车上几十名乘客也都漠然视之，只是到了第二天，在中间休息时，有人悄悄向公安干警报案。
网上关于这起事件的讨论中，提到了“看客文化”。当年鲁迅先生在那篇著名的小说《坟》里，深刻指出了民族劣根性中的“看客文化”。那些脖子伸长了像鸭一样的老百姓，漠然地看着革命者夏瑜为了民众争取自由和民主被砍头的场景，那一幕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华老栓拿着沾着革命者鲜血的馒头为自己儿子治病的寓意更是令峻深刻。
看客文化是一种冷漠的、自私的、愚昧的文化心态。
在笔者看来，看客文化在中国普遍存在着。而看客文化的形成原因很多，与人性的怯懦有很大关系。
人性怯懦的深层次原因和中国人生性平和的民族性格有关，这和地理环境有直接关系。中华民族除了一部分受游牧文化影响的地区民风彪悍、性格粗犷外，如东北、西北地区等，其它地域所处自然条件都较好，一直属于中原农业文明影响的区域，自给自足、生性较懒、民风柔和。因为自然条件较好，人们不必争斗，就能生存，所以普遍不尚武力，不太团结。另一方面东方文化也提倡平和，消除人们的尚武之心，所以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整体上是人性平和、柔弱、不崇尚武力的。
但这种民族性格并不能必然推导出看客文化。中国自古至今的皇权至上的制度是造成国民人性怯懦的重要原因，是造成看客文化的主要成因之一。
中国几千年封建大一统的历史，是一部皇权至上的历史，每次王朝更迭，中国特色封建制度不是削弱而是进一步加强。中国的封建制度强调皇权至上，对万民的控制。皇权及其附属的王公贵族的特权对老百姓可以随意践踏，任意侵犯。在这种制度下，老百姓没有个人的权利，谁反抗谁就被砍头或灭族。这种皇权、特权对百姓私权的长久压迫，造成老百姓对个体权力的麻木，对皇权和特权或者说公权的畏惧。
配合这种皇权制度的教育体制，对一般读书人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奴性教育，在民间则是一种愚民教育、一种不尚武的教育。统治者知道，民之尚武，与社稷不利。以科举为主导的教育制度是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主体，这种教育制度旨在把中国人都驯化成顺民。
到了现代，虽然封建王朝划上了句号，但新政权的制度设计，并不是从保证百姓的私权出发，依然是从统治万民、维护统治出发。中国没有民主传统，民间百姓没有对话欲望、对话权力、对话渠道。民国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由于历史、文化、军事等诸多因素很快瓦解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公权与私权的关系并没有明确确立，生产资料大一统，一切要素的分配权掌握在中央政府，这种制度设计依然是对私权的蔑视。当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政府掌控一切资源，所以政府在社会价值观倡导方面，具有很强效力。那时社会公共安全制度、社会救助制度很好，而且当时社会人口流动性较差，所以当时的社会治安是相当好的。见死不救、见危不助除文革时划线站队之外，很少发生。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变化了，以经济导向的价值原则左右着社会。社会各种资源进入了市场，人们靠各种方式争夺资源，这时百姓当中具有地痞流氓潜质的人有了很大的活动空间。他们的冒险、他们的凶悍成为他们的通行证。人们的救助行为由于没有制度加以保证，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事经常发生，道德与舆论的力量在经济原则面前有时显得苍白。
流动人口急剧加大，社会治安状况迅速复杂化，使得社会公共安全制度已显得力不从心。报警困难、出警不及时、警力覆盖面不足使我们的公共安全领域有相当多的空白点。例如，如果有明确的制度规定，长途汽车上的司乘人员有保障乘客的责任，那么，卧铺车的强奸事件或许就不会发生。
社会公共安全制度欠缺的情况下，我们的制度设计中又不提倡自救，还是循着老路，害怕百姓失控，害怕百姓尚武，对枪具、刀具的管制相当严格。这客观上给那些敢于手持凶器闯江湖的人扫清了障碍。面对着变化的形势很多人也缺乏自救意识，一些人在这方面甚至是无知和愚昧的。社会也缺乏对见义勇为的保护制度，很多见义勇为的负面结果令人寒心，恶化了见义勇为的社会环境。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这个公共生活中“看客现象”便经常发生。以长途车上施暴一案为例，车上的乘客素不相识，面对歹徒持刀，很难有人会挺身而出，赤手空拳面对歹徒。如果车上人自己有自我保护意识，携带刀具，大家携起手来就可以获得自卫的成功。
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懦夫变成勇士，应该保护自卫、保护见义勇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