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地质调查局有关专家在国际地下水论坛的发言中提到：中国有90%的地下水遭到不同程度污染，其中60%污染严重。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揭露和防止淮河流域水污染的民间环保人士霍岱珊表示，由于各种化学和重金属污染，淮河两岸不仅涌现癌症高发村，当地村民不孕不育现象增多，而其后代中出现不少畸形儿，“现在污染关乎的已经不是下一代人强壮不强壮的问题，而是能不能保住下一代的问题。”
遭到严重污染的，不仅仅是地下水，实际上包括我们身处的整个环境。在“GDP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下，在“一切向钱看”的社会意识下，近十多年中国采取了一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全世界200多年来对环境的榨取与破坏，被中国压缩在短短的30年内“超常规”完成，而且有过之无不及：1/3的国土遭酸雨袭击，7大河流中一半的水资源完全不能用了，1/4的国人没有纯净饮用水，1/3的城市人口不得不呼吸被污染的空气，城市中只有不到20%的垃圾按环保方式处理，世界上有10个污染最严重城市，中国就占了5个，癌症已成为中国人的头号杀手。据中国环保总局潘岳副局长介绍，70%——80%的癌症与环境污染有关；有22个省市1.86亿居民因生态压力被迫迁移，其他省市只能收纳大约3300万人，这意味着中国将出现1.5亿环境难民……
与这种大规模环境恶化相伴随的，是层出不穷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7月3日，紫金矿业9111立方米废水外渗，引发汀江流域污染；7月14日，浙江淳安县一座铅锌矿场的污水处理池发生塌方性泄漏，威胁著名旅游胜地千岛湖的水质；7月16日，大连输油管道爆炸，污染海面望不到边；7月28日，南京塑料厂丙烯管道爆炸，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
确实，这种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的增长方式造就了GDP数字的一时繁荣，但国人正在为这种“繁荣”支付不能承受的代价——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健康都随时随地会受到威胁时，当生我养我祖祖辈辈的土地不再适于生存时，口袋里多出的那点钞票，又有什么意义？当我们把大自然千万年的积蓄一朝耗尽，只留下一个充斥毒气、废水和荒漠的家园以及一堆堆钢筋水泥时，我们将如何面对自己的子孙后代？那些不惜代价追求政绩的地方官员，那些不择手段谋取暴利的企业家，他们损害的，是我们所有人的潜在生命；他们牺牲的，是支撑我们基本存在的生态系统；他们挥霍的，是我们今生和子孙后代的未来。他们所谓的发展，无异于谋害；他们口中“造福社会”的功绩，其实是在犯罪。
中华民族似乎是个忘性很大的民族。“全民大炼钢”的荒诞才过去不久，“错批一人多生三亿”的生态压力还高悬头顶，短短半个世纪内，又开始了第三次折腾。这种对生态支持系统、对全民健康、对子孙后代持续不断的伤害，看起来无神无息，其烈度却超过成百上千个恐怖分子引爆的炸弹。这是另一种恐怖主义——生态恐怖主义。在这里，环境成了杀手，我们吃的、喝得、住的、呼吸的，都可能危及生命。这种恐怖主义不是藏身在黑暗中、默默地伺机寻找伤害目标；而是明明白白就在我们每个人身边，无时无刻不给我们造成伤害，我们时刻感受到恐惧，却无处可逃。
这种恐惧，是我们每个人行为或默认的结果，我们是自食其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历史的罪人，我们上愧对先辈，下无颜见子孙。我们已经犯罪、罪证确凿，罪责难逃。现在唯一能补救的，就是不要再往前走，不要变得罪无可赦。只有即可停下侵害环境的脚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生活消费方式，或许一切还有挽回的机会，我们也能由此踏上自我救赎之路。
据《南方周末》报道：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尚未完成，中国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还将持续多年，大约要到10年后才会出现“拐点”——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结局。它将使我们罪孽更深重、直至无力自拔。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早已超过地球所能承受的临界点。科学家发现，在1980年前后，人类的整体需求第一次超过地球的可再生能力，然后每年以大约1%的速度增长。具体到中国，情况只会更糟。我们实在不能再坐等10年，现在就必须用双手把握自己的命运。
6个世纪前，冰岛人发现过度放牧会导致水土流失，使他们面临失去草场的危险。于是他们携起手来，测算草场可以承受多少只羊，进行限额分配，从而避免了沦入“公地悲剧”。可见，人类可以通过改弦易辙、改变悲剧的结局。时不我待，中国人要及早行动起来。政府应尽力促使经济发展方式的尽快改变，民间要用明确的意识，行动与表达，监督、抵制和反对一切对环境的继续污染与破坏，使政府的决心更坚定，使对企业行为的监督无处不在，使个人的生活方式逐渐摆脱对石化燃料、小汽车和一次性产品的依赖，共同完成自我救赎，告别生态恐怖主义，为我们自己，也为子孙后代，重造青山、绿水与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