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这样一部书也许是值得庆贺的。
这些年，无论是出入文学创作的圈子还是出入文学批评的圈子，时不时地总有一种清冷的、空寂的孤独感莫名地从心野浮起，并且由淡而浓。如此状态，倒也不是我没有朋友——我这样一个对人性抱了宽容态度的人是不可能没有朋友的，只是觉得自己对文学的领会、理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那一套文学主张，未免太有点儿单腔独调。面对那些陌生的目光，我觉得自己已是一个跟时代（时尚）严重脱节的落伍者。虽然在许多场合还是振振有辞地宣扬那些不合时宜的言论，但心中的虚弱感却是抑制不住地摇撼着自己。越是声调向高，就越是感到世界阔大无边、声音犹如被海绵吸尽一般地凄清。我企图放弃自己的言说而进入那样一种趋之若骛的话语，但总不能成功——不是我难以掌握那样一个知识系统，而是内心不肯对这样一种知识系统就范，加上性格上的原因（固执），尽管身在那样一个强大的语言场域之中，但依然还是你是你我是我，一时无法加入那样声势浩大、金壁辉煌的大合唱。为了避免这样的尴尬，这些年我一般也就不参加那些以文学的名义而召开的国内国外的学术会议了。但在2005年的夏天，我遭遇了美国人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心中不禁感动不已。那个远在天涯的美国人对文学的认知与解释，甚至是在对观念的叙述上，都与我如出一辙，而这个人是个学界宿将、文坛大腕。那些天，我逢人必谈哈罗姆。从这个夏天开始，我的孤独感大大地缓解了。
没有想到，2006的秋天，我又与布鲁克斯和华伦的《小说鉴赏》相遇。他们的出现，又使我感到了极大的欣慰。布罗姆、布鲁克斯和华伦让我知道，在这一片天空下，并不只是我一个人是那样看待文学、解读文学的。环顾四周，我觉得天地间虽然苍茫四合，但天边却有熟悉而温和的人声。我再也不必去怀疑自己，只顾走下去就是了。我相信这远方的声音是实在的，是永恒的。
《小说鉴赏》将小说放置在文学而不是社会学的范畴中来加以分析——这样一种分析实在已经久违了。它感兴趣的问题是人物、叙述、结构、场景、情节、细节，在这里，小说是被当成艺术品来加以鉴赏而不是当成社会学的一份材料被加以利用的。小说被看成是一种天然的、自足的形式。这种形式是小说特有的，是不可替代的。优秀的小说家，必须重视形式、处心积虑地在形式上显示自己的智慧和对形式作出别出心裁的处理。通过对作品的细致入微的分析，该书将若干很容易被我们忽略而这一切又恰恰是小说成功的十分重要的元素展示给我们。它思考的问题看上去都似乎微不足道：这篇小说中为什么会设计一个旁观者？如果将这篇小说扩展成较长篇幅的小说，那么在现有的这篇作品中被省略的神秘的中间部分可能是什么？为什么要通过万卡写信的方式诉说万卡的苦难处境而不是直接由作者去叙述？这种别具一格的手法是否有利于小说情节的推进？这个人物为什么会被安排在这一刻而不是那一刻出场？这段风景描写对于氛围的营造究竟有何意义？那女人为什么在说这句话时是“突然发出一阵狂叫”而不是泪流满面？为什么用这么多的笔墨去描摹那个人物的姿态？……
如此精微地解读小说，这在近20年时间的中国文学批评中，几乎已经绝迹。中国文学批评进入了有史以来最好大喜功的时期。批评家不再安于批评家的角色，而一个个争当起思想家来。没有人再有耐心去关注布鲁克斯和华伦的问题，话题一天天地大了起来，直到与天地相当甚至与宇宙相当。“深刻”二字犹如头上悬剑，催迫着他们一路向前去追寻硕大话题。说是评论小说，而实际上是扯不上几句，就早撇开作品撒开花儿往前奔突了。评论小说只是一个幌子，心机全在比试所谓的文化大题上。这里没有文学，没有形式，没有艺术，而只有与文学无关的社会的、政治的、伦理的、哲学、神话学的豪华理论。谁也不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会指认它是一篇小说？为什么确认它是一篇好小说？结果是托尔斯泰、鲁迅就只剩下了一个思想家的身影在高空中飘忽而文学家的身影则荡然无存，殊不知这些人被认定为思想家是在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前提下而被认定的，这样的思想家与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家有天壤之别，他们的思想是依附于文学而存在的。关于文学的评论和关于文学的会议，雄辩滔滔、一泻千里，谈论的话题很少有文学本体的话题，而尽是政治、革命、现代性、全球化、三农、第三世界、殖民主义、独裁之类的话题。这些批评家们在布罗姆的眼中，是“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还可加上一条：捕风捉影的巫术术士。
近二十年时间中，中国批评染上一个一时很难扳过来的毛病：恋思癖。一部作品来到世间，批评家们蜂拥而上，但角度只有一个：解读它的思想或者是用思想加以解读。何以评论？惟有思想。难道仅思想一维就能判断作品高下了吗？艺术呢？形式呢？姑且抛开形式不论，一部好的作品，其维度也不当是一项，还有审美之维、情感之维等等——难道这些维度其价值就一定比思想之维低吗？就布罗姆所指认的“正典”来看，那些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大师们之所以是大师就在于他们是将各种维度均衡地结合在一起的。
就我个人的创作经验以及我对同行朋友们那里感受到的是：一个小说家一旦确定基本的写作意图之后，纠缠于心的就是如何干好这件活。他们思量的、盘算的、运筹的恰恰是布鲁克斯和华伦所关心的元素。他们会为一个人物何时出场而再三琢磨，会为一个词的出人意料的安排而兴奋不已，会为一个绝妙的细节的产生而快意非常，会为一种新型结构的浮出而欣喜若狂。在写作的那些日子，案前、路上、榻上乃至厕上，心头盘旋的都是这些问题，哪里有什么现代性、全球化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因为这一切是不必费心去思考的，他身处那个时代、那个语境，这一切也就自然而然地沉淀到的文字中去了。此时，他们想得更多的是自己在写一篇小说，在做一件艺术品。其情形犹如木匠做话，心里总是想着怎么样将这件活做得好看，形状、尺寸……，而一旦进入工作状态，就只想着一件事：手艺——怎样施展自己的手艺。
对于这样的写作事实，布鲁克斯和华伦看到了。他们现在要做的事就是带领我们这些阅读小说的人进入小说家的写作情景，去看小说家们的写作心机，去看他们是怎样“制作”一篇小说的。相对于那些不潜心剖析文本而只顾由着性子妄谈那些大而无当之话题的宏文大章，我宁愿去看布鲁克斯和华伦的安静的、细微的、深入的分析、提示与追问。我更相信他们关于小说的言论的真实性——他们是可信的、可靠的。他们引领我们走上了一条直接走向小说之门的通途，他们的阅读方式在帮助我们这些阅读者培养一种稳妥而良好的阅读姿态。看着他们的文字，我们会深切地体会到一个词：鉴赏。而当下的阅读在那些“高屋建瓴”的批评的指引下，鉴赏已几乎不复存在，剩下的就只有云山雾罩的阐释。这样一种阅读实在是太糟糕了，也太令人匪夷所思了。
鉴赏——何等美好的情景与心境？透过这个词我们去回望从前先人们的阅读，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品评一件艺术品的优雅风采，我们甚至可以听到他们的出神入化的点评。若干世纪以来，艺术品就是这样被阅读的，也正是这样一种阅读，使文学成为了文学。说《小说鉴赏》是新批评的产物，我感到有些奇怪，因为从前的文学批评就一直是这样的思路，比如说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文心雕龙》、《沧浪诗话》、《诗品》等，再加上张竹坡、脂胭斋、金圣叹等人的评点，所言所论，十有八九都是关于艺术与形式的。金圣叹一句“绝妙好词”，顿时使我们领悟了遣词造句的奥妙与语言的魅力所在。而这样的感叹，是来自于鉴赏而不是阐释。就这样一句，无论是对作者而言还是对读者而言，其作用与意义大概都不在一个关于文化的吓人的大话题之下。重读古代的批评，我们会知道，所谓新批评，只不过是重捡“老枪”，又耍出新招而已。
说布鲁克斯和华伦只关心形式，这是不确切的，《小说鉴赏》同样关心着小说的内容，但这样的关心依然是在文学的范畴里展开的。它告诉我们的是，小说是怎样与人生的经验纠缠在一起的、什么样的经验对小说而言是有意义的什么样的经验对小说而言是无价值的、小说为什么要在意它的恒久作用而对偶然作用可以忽略不计，等等，等等。他们知道一个道理：如果只是到文学这里索取思想，何不直接去阅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这里，除了思想，还有其他种种维度。
《小说鉴赏》是美国大学的教材。中国的大学也应当有这样的教材——当下的中国大学（夸夸其谈、已经没有正经的阅读姿态的大学）更需要这样的教材。而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样的书，可能更有助于他们知道最理想也是最有效的阅读方式，从而使他们更确切地理解小说直至抵达小说风景旖旎的腹地。
这本书当下语境中的再次出版，意味深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