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传媒成为流行话语的今天，“知识分子”这个字眼无疑褪去了以往的神圣光环，在古今中西四个维度之间，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怎样言说？知识分子应不应该遭受合法性的怀疑，如何应该，这种怀疑的指向和界限又在哪里？
发现东方——新世纪对知识分子的本体论思考
如果说赛义德（Edward W.Said）的《东方学》通过对东方学这个西方色彩的学科进行话语分析，进而批判持有东方主义色彩的“东方学家”们的话，那么《知识分子论》则是这位身患癌症的批评家对“知识分子”这一阶层未来命运的思考和担忧。
这本书中，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成为民众的喉舌，为弱势群体发言，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自己的立场及见解，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呈现了自己的人格学识与见地。赛义德担心在西方语言霸权中，东方知识分子的形象可能消失于一些细微枝节上，而沦为社会潮流中所谓的“专家”。他认为最为重要的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重要的是知识分子作为代表性的人物，在公开场合代表某种立场，不畏各种艰难险阻向他的公众作清楚有力的表述。”赛义德对那些怯懦而用满口术语吓人的知识分子加以质疑，对那些关在小房间里一心只是为了知识资本和学术晋升，不再有关注社会事物的热情的文人嗤之以鼻，将其称之为丧失了理想的“为稻粱谋”的“专业”知识分子。
当后现代主义提出以后，知识分子何为，将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对宏大叙事的消解决不意味着诗思退隐，或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发出无关痛痒的言语。以各种姿态出现的个人或官方的犬儒主义调侃以游戏来解释诗思，正是在后学借口下从事伪解构，真实目的是对高尚与委琐、善良与丑恶、事实与谬误的无原则混杂。于是我们看到，在利奥塔之后，西方有许多学者倾向于宣扬意识形态争议的终结，鼓吹人类将只有一个未来，那就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甚至像杰姆逊这样一度强调多元宽松，对第三世界人民持友好态度的学者也开始否认多元的现代性，而认为只有一种现代性，那就是基督教的、西方的、美国的现代性，而全球化的未来必然是全球殖民化。
然而，正如齐泽克所说，鼓吹意识形态终结的种种腔调，恰恰证明了意识形态成为一个无法避开的问题，知识分子从来无法高踞于象牙塔内不食人间烟火。当代写作和批评的一个流行趋势就是自我堕落为语言和技术的游戏，文本在能指层面不停地玩弄技巧，闪烁其辞，但在这片璀璨的星空之下看不到所指的意义。像赛义德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宏大叙事”消解的提法本身就很警惕，他认为我们并没有超越宏大叙事的时代，读者和作者之间还是可以沟通的，文本也必然包含着超越个体身份的价值，《东方学》不是简单的历史记录，而是有着全人类普适性的知识和价值，在这个依然没有消灭苦难的星球上，写作不是游戏，也不仅仅是关于一段身份被遗忘的历史的控诉，而是包含着严肃的而且非强迫的真理。
在这个意义上，赛义德对于“批评”进行了重新定义：“批评必须把自己设想成为为了提升生命，本质上反对一切形式的暴政、宰制、虐待，批评的社会目标是为了促进人类自由而产生的非强制性的知识”，知识分子有能力成为社会的良心，批评一词也可以具有纯粹文本之外的超越性指向，尽管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Intellectucals）一书中列举了知识分子的种种劣迹，提醒我们警惕知识分子的言行不一，尤其是知识分子只爱“概念的人”而不爱具体的人这种黑格尔式思维，但是我坚信知识分子只要恪守非专业的立场，始终如一的拒绝与主流话语的合谋，他从事的批评就必然具有清醒的力量。
在后殖民和全球化时代为什么要提出知识分子的问题，这和我提出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之间有何联系？我关注的问题是，在西方知识话语霸权的挤压之下，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又如何能承担民族文化守夜人的职责？
今天，很多人都以知识分子自居，但相当多的知识人没有思索，不能提出新的问题，不能对前沿的问题甚至是前提性的问题做根本性的追问，更不可能从整体意义链上对问题作本体性界定。在“太”日常生活化的计算和谋划中，思想超越性的思考维度已被取消。
“发现东方”，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中国传统话语言说方式已经被全盘中断，中国学术方式逐渐丧失了合法性。中国传统学术有自己的问思方式，但被西方现代性问题中断。近代以降，代表西学言说方式的白话文运动否弃了传统文言，也否弃了“文”的传统。那么，中国在文化思想上是否永远这样下去呢？仅仅只有二百多年的落后期，是不是就要变成永远落后呢？经史子集会不会仅仅沦为博物馆内的文物或者西方学术系统内的“资料”部分，传统在被按西化模式重新整合后，可能意味着另一种遗忘。
以学术思维和写作规范为例，20世纪初，一批理论家将中国的学术思维和写作方式逐渐纳入西方学术模式，使这种意义上的“会通中西”成为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基本形态，同时使中国几千年的学术方式逐渐丧失了合法性。从此，以西学为参照系的比较性学问成为一种平面式问学方式，有东方色彩的感悟性精神和思想似乎难以在中国本土产生和发扬光大。神秘的东方文化已经被“解魅”，世界逐渐消失多元文化差异性，而逐步形成一种西式的“同质性文化”。这种以西学规范为轴心的局面，使钱钟书《管锥编》这类注重感悟的学术模式成为了“另类学术”，没有生存发展空间和合法性（未见任何博士论文敢以这种随笔方式写成并能够通过）。
米歇尔·克罗齐耶说过：所有权力的共性都是最大限度的减少被管理者的自由，而使自己获得更大的自由。如果我们借用福柯的权力分析方法，可以看到西方现代性在这一点上达到了顶峰，它肆无忌惮地把所有东方思想、制度、风物当作僵死不变的，可供分析的对象，东方在它的条目下永远是不完善的、缺少理性的、只具有文物价值的、等待被发现的东方，西方则是灵活多变的，既可以正大光明地现身又可以悄悄隐退的，而最为可怕的是这种将东方纳入西方现代性体制之内的行为，是在一种“合情合理”的表象之下运作的，并且相当多的东方知识分子甚至参与了这个过程。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曾经对现代性的后果进行过一番考察，它将现代性的特征归纳为：时-空延伸，脱域机制（disembeding）和制度性反思。时空延伸意味着时间的无限加速和空间的不断挤压，这使得“速度”成为现代社会的流行术语，人们讲究移动的速度和工作完成的效率，都市中的人群脚步总是匆忙，人们开始迷恋快的东西，确定了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序列。所谓脱域机制，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这样象征标志（symbolic tokens）出现了，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也得以建立，社会关系不再依存与地域性的关联和社区内的直接交往，而依赖对象征标志（如货币）和科技权威的认同和信任。脱域机制不仅是现代性得以确立的特征，也是现代性处理问题的一贯风格，脱域机制抽象出一整套的话语，要求人们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信任理性和科学，对于概念的信任甚至要高于对具体个人的信任。
制度性反思则意味着在时间序列中，过去和传统总是处于弱者的地位，是现代人不断反思和批判的对象，这种反思是制度性的，现在不断反思过去，而现在也将在未来接受反思，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无终止的过程，人们坚信知识、文化都是可以借助这种制度性反思获得进步，在这个前提下，现在永远高于过去，未来永远优于现在。现代性使中国知识分子急功近利的思维，对于效率、富强的执著便深深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文化输出”而言，以前不是没有送出去过，然而不是自信地送出一整套思想，而是过分谦虚地送出一些零星物件供西方人分析，结果，对中国传统的研究工作，今天有许多海外汉学家在做，从长远来看，我们并不能依靠他人来“发现东方”，而是要自我发现，并且要主动地、自信地输出中国式的思想。
在古今中西之间，对于传统一昧地批判，在我看来，是只看到了横向的时间之轴，而忽视了纵向的境界之轴。从横向上看，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许多知识分子一辈子困在这条线中，陷入了对西方、对现代性的迷信；但是我很欣赏宗白华先生的分法，他提出了功利-伦理-政治-学术-艺术-宗教这个纵轴，这是横亘于古今中西的境界之轴，是个不断超越的过程，当然我倾向于把“宗教”境界置换为“天地”境界，在经由了艺术境界的洗练之后，最后领悟到天地人神四重根的浑然一体。
提出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就是基于对西方现代性挤压之下中国文化命运的思考，我前面提到杰姆逊教授，原本是以文化多元的后现代主义立场著称，对第三世界也一直持公正态度，可是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西方中心主义之中，否定了多元现代性，鼓吹一元现代性。而另一个事实是，中国在追随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同时，出现了文化透支和文化赤字的症候。
百余年来，中国学会了拿来主义，而且是全盘地“拿”，一组数据颇能说明“拿来”的成绩。我在国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作了调查统计，20世纪中国翻译了西方大约106800余册著作，而西方翻译中国20世纪著作（我说的重点不是古代典籍而是翻译20世纪的中国思想著作）仅仅千册，其中翻译较多的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等，而20世纪末翻译较多的是一些当代作家作品，其他现代中国学者的著作译成西文的则微乎其微。这种巨大的文化交流逆差应该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周边国家，尤其是日本、韩国，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与中国争夺东亚文明的代表地位了，日本甚至有藤村新一这样的考古学家造假，不惜牺牲自己的学术声誉来将日本历史人为地向上推衍，韩国、印度则不断提出印刷术、造纸术等四大发明的归属问题，这也促使我思考，为什么这些国家不和中国比经济、比军事，偏偏要在文化问题上做文章呢？一个真正的泱泱大国必然要首先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才能在世界舞台上发出独立的声音，这比起经济建设而言一点也不轻松。
马克斯·韦伯曾经把理性分为三个层面：科技理性、历史理性和人文理性，在当代语境中，我认为全球化不是西化，也不等于本土化，而是包含了四个层面的选择：科技一体化，制度并轨化，思想对话化，信仰冲突化。其要注意的是后两个层面。文化是一个共同体的社会遗产和话语编码，不仅有民族创造和传递的物质产品，还有集体的思想和精神产品与行为方式（各种象征、思想、信念、审美观念、价值标准体系）。这意味着文化无优劣，而只有差异，并必须尊重文化的差异，这是世界的潮流。
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知识分子不再沉默
在“文化拿来”的同时，坚决地进行“文化输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所面对的重要历史课题，我初步的设想是：挑出从先秦古籍里一直到清代的重要作品译成英文书出版；将二十世纪从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一直到季羡林、张岱年等的思想结集翻译出版；翻译六十本关于“中国当代文化生态”问题的专著，主要反映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化生态，如中国书法生态、中国戏剧生态、中国建筑生态，先锋艺术生态、后殖民文化心态等，分析考辨各种文化形态在二十世纪的痛苦发展和未来处境。这样，整套书共260本书，全都译成英文。当我们把这260本书放在西方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之时，相信他们会对中国有新的解释和了解，文化误读或许会少一些。
为什么要输出，首先要明辨的一点是，输出绝对不是为了对抗，而恰恰是为了交流。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预言未来世界必然是基督教、儒教和伊斯兰教走向冲突的时代，齐泽克则认为文明内部的冲突正在替代文明间的冲突。但我从来不主张在抵制了“东方主义”之后，又滋生出一种“西方主义”，在我看来“拿来和赶超模式”的求大求洋无疑是一大误区，“后殖民仰视模式”的以迎合西方为能事，为了西方人的喝彩而丧失中国立场也是一种隐蔽的民族自卑主义，西方人为什么爱看《红高粱》却不爱看《英雄》，因为男性化的、强硬的中国是很难被这些习惯了摄影机俯拍下的紫禁城的西方人接受的。
然而，我同时也反对过分的民族主义，以一种俯视的姿态审视西方，这是另一种极端，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几十年来中西体用之间的争议很多，我则认为不妨采取 “中西互体互用”，不必过分拘泥于谁是体、谁是用，因此我倡导第三种模式：“平视对话和差异互动模式”，求平和求生态求多元是其基本特征。具体表征为“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方式。平视对话就是坚持继续拿来，但又不满足于仅仅拿来，而是要超越拿来思考拿来之后的事情；抵制要么媚俗迎合要么狭隘民族主义地排斥西方的思维模式，而是继续学习西方之长处却又不仰视迷信西方，当然也不自我迷恋，只是将本土话语与人类共性共识相结合，用中国当代的全球性眼光而非西方人的眼光“重新”发现和阐释中国，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
文化输出对于中国当代的底线意义，那就是减少西方对于中国的文化误读，在历史上这样的有意误读太多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老子》第14章中的一段话：“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1773年，钱德明神父解释道：“仿佛可以看到而又不能看到的就叫‘yi’，能够听到而不能对着耳朵讲的就叫‘hi’，好像可以感觉到而又不能触摸的就叫‘ouei’；这三者如果细问是徒劳的，唯有理性可以告诉我们，它们合三为一，只不过是一个整体。”他由此得出了结论《道德经》宣扬的是三位一体的教理，而“存在”的三个品性“yi,hi,ouei”，显然构成了Jéhovah（耶和华）的名字，这可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基督教的因子”，或者说基督教“一开始”就保留在这个民族的思维和语言中。
此外，用中国汉字“十”来论证中国古代信仰耶稣，把“船”解释为诺亚方舟内的八口人进而得出中国人是诺亚后人，这样的文化误读比比皆是。面对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是继续跟在别人后面作为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还是渐渐地学会同西方他者对话呢？是继续全盘西化使中国文化成为全盘西化中即将消逝的文化？还是在对话中逐渐进入国际文化共识并强调自己的文化特性？从而生出一种真正的文化精神并使中国文化成为人类精神的一部分，而不沦为博物馆文化？这些问题需要每一个中国人深深思考。
或许，中国文化也在经历着遗忘，尤其是当灿烂的阳光令所有人欢欣鼓舞的时候，知识分子作为文化最后的守夜人，是否会意识到文化窒息的危险，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