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遭受精神电击而忍受极大的震撼和痛苦，我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很晚才意识到1979年到1989年这十年的思想开放和思想探索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如何重要和罕见。在跟朋友聊天和文字写作中，我总是用“狂飚突进”来形容这个时期。那个时期可以跟德国的“狂飚突进”运动相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这样富于多样性和个性勃发的思想文化氛围只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能够超过它。那时，各种思潮喷发、撞击；各个方向上的艺术探索色彩纷呈，许多思想成果至今仍然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维度，许多艺术成果至今仍然吸引着中国和世界别处的眼光。有的人物和作品在当年勃发生长，颇为艳丽，而后来在90年代，这些人物和作品固定、僵化为我们当年的活化石。即使这样的成为化石的人物和作品，在碰巧的时候还能有诺贝尔奖好拿，这足以见得当年的狂奔的确迅猛。
这个狂飚突进运动的正式名称叫做“新时期”。这个狂飚突进运动的主力军大概是1977年以后进校的大学生。我经常将各个领域文革后第一批进校的学生称为黄埔一期。这个黄埔一期在各个学校不是同一年，一般的学校都是77级进校的，例如广播学院1977年就招生了，薛飞、杜宪、白羽等都是播音专业的黄埔一期。而电影学院的黄埔一期学生就是七八班，他们中导演系和摄影系的某几个学生后来成了国际上著名的“第五代导演”。但是他们成为引人注目的“第五代”不是因为他们78年进电影学院。仅就导演系而论，78班的同学没拍过“第五代”风格的作品的人大有人在，也不是因为他们是那个年龄，而是因为他，或者她拍过第五代风格的电影作品。就是许多板上钉钉的“第五代”导演自己，其中多数在后来的上个世纪90年代的高压之下也改弦更张。比如那位“古装主旋律电视剧”女大师胡玫，许多人都不知道她还拍过很有些人性论意思的《女儿楼》，我觉得那部电影可算作第五代风格的作品。
1979年，我进了大学。文革时我才小学4年级，16岁初中就算读过了，被分配进工厂当童工，高兴得紧。那时候，当上工人在社会成分和经济上就是贵族了。也许是由于心中的压抑不那么大，积累不那么厚重，冲出绝境的劲头也不那么猛烈。我直到1979年才想起来考了个本科。毕业以后电影学院在城区没有房子给青年教师住，我在朱辛庄待的年头比78班的师生都长，对那个北京农学院的院子的记忆就怕不比第五代及其同学们少，有的记忆还要惨烈些、厚重些。
大约是从77级延续到79级，这几年进校的本科生七老八十的比较多。这也是在后来我才注意到一个现象：这些文革中的红卫兵和文革中的红小兵在文革后进了大学有着明显的青春期后延现象。我们这些二十五、六，小三十的人，进了大学以后还在干中学生、小学生干的事情，有的事情是王朔笔下的马小军在文革中干的，比如撬开某个教室的锁进去打开灯看书；有的事情是香港的古惑仔在十七八岁就干的，比如打架、初恋。我进校时候就听过不少故事，后来在搬迁到黄亭子的新校址后，我和一些同学们也干过一些很古惑的事情。那时候，电影学院跟北京农学院合用一个校园，校园的北围墙后面大约半里地就是那个原来叫做朱辛庄的村子。由于这个环境的关系，电影学院的学生跟北京农学院的学生发展过一些男女爱情和友谊。演员罗刚好像是有过一个女朋友是农学院的女生，好像还是团干部。电影学院动画学院的现任院长孙立军的夫人就是当年农学院的校花。他们两人谈恋爱几乎是在我的眼皮底下，孙院长那时偶尔还跟我简单汇报两句进展情况。当然，农学院的校花在电影学院学生损人的嘴里不肯说成是校花。也不尽然是友谊和爱情。曾经有一次因为踢足球的事情电影学院男生跟农学院学生发生矛盾，有个表演系男生被七、八个农学院男生堵在澡塘里，另一个男学生单骑救同窗，两个人与七八条农学院汉子大打出手。那个踢球生事的表演系同学就是今天价码很高的导演张建栋（导演过《刑警本色》、《绝对控制》《让爱做主》等电视和电影），飞马来出手的表演系帅哥是到美国去曲线爱国的演员陈大明（参加演出过《别了，温哥华》、《干掉比尔》等许多中外影片，导演过电影《井盖》）。有时还会跟附近农民发生关系，据说某个现在很有名气的喜剧风格的演员、表演系现任教师就跟别的同学合伙摸过朱辛庄的鸡，连夜抹脖子拔毛，用电炉子煮了不到半小时就吃，哪里是吃，真正叫做“啃”。我听过的最夸张的坏事是说一个朱辛庄的老太太挎着一篮子鸡蛋来学校放地上卖，忽然看见面前的二楼窗口有一个人打着把雨伞做空降兵状就那么飞下来了。老太太惊讶，嘴张着看，再等到定了神朝地上看，一篮子鸡蛋没有了。这个段子是张建栋在喝了两杯酒以后跟我讲的，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他编出来的还是真有其事。
青春期后延的症候也不完全是胡闹、搞古惑。学习上也在活到老学到老，进校就奔三十的人了，努力啊，学习上的如饥似渴很感人。电影学院的人都知道，张艺谋的英语是靠背诵单词旁边的注音汉字通过了考试的。由于畸形青春造成的饥渴和残缺，那学习的积极性高到了病态的程度。为了看电影，最高的层次遭处理的人是大名鼎鼎的陈荒煤，当时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他为了法国电影展中的一部片子写过检查，因为有干部看了那部片子说是颜色太黄。我今天看来，那部电影是很严肃的探索人类学的影片——法国的雅克•阿诺导演的《火之战》。学生们为看电影搞的招数就多了，美术系的同学画票是有传统了。谢园写的回忆文章说到陈凯歌争取到一张资料馆的票就忘记了同学。我自己在上学时做电影票已经比78班学长高明得多了，把撕过的票剪去一块，这样就只要再贴上一块纸，画一个有不同号码的票头子就可以。一度时间，我手上有洗印厂放映厅各种颜色的撕过的电影票。当年经常替我画票的是现在挺有名的广告导演丁晟，好像现在的美术系教师项海鸣也帮我画过。我还有个同学把学生证借给别人给发现了，被老师勒令写书面检查。他就是张强，现任紫禁城营业公司的总经理。我跟张强为了积攒资料还做过更犯规的事情，拉片时把录像带偷偷带出来到钟惦斐老师的儿子钟星座家去翻录。因为他那时已经是有名的广告导演，有钱买得起两台录像机。前年，我在碟店里看到了美籍导演赛尔乔•莱昂内的《好人、坏人和小丑》，赶紧买了，因为有记忆、有感情，这是我当年跟张强联手偷录的影片之一。
这些坏事跟拼命地读书做笔记、讨论、听讲座、看其它艺术展览一样，都是补课情结带来的学习冲劲。可是，还有些可怕的、畸形的东西。这个青春期被压抑的症候带来的不仅仅是那一代学生文化上、艺术素养上的补课情结，还有重要的影响在那一代人的思想和性心理上。思想意识上的埋伏可以看看大多数第五代导演在90年代是如何转行成为古装主旋律的旗手，我个人认为他/她们后来跪倒在汉武大帝、雍正王朝、秦始皇脚下成为贴身卫士不过是那一代人红卫兵青春记忆的老年性复活发作而已。美学上这一代人对唯美画面的追求，动不动就要举手向天喊一嗓子“啊，咱们中国，五千年啊”，这种抒情爱好是否跟这一代人最容易产生的那种对青春不堪回首又得意着今天辉煌的感叹有关？如果不看政治态度、不看艺术走向，仅仅认真地研究一下我们这一代人的男女关系也可以看出这种补课情结。进大学念本科时绝大多数人都没恋爱过，有的是结过婚了还没恋爱过，有的是结过婚了，没有性过。毕业以后的新闻呀、八卦呀，找男女朋友啊，跟这种性心理的青春积压、畸形有很大的关系。算算那一代人进大学都什么年纪啦，我自己进本科时已经25岁，不知道女人这两个字怎么写。这种性心理的补课情结跟学习上的补课情结是完全并行、互相促进的，它跟艺术上的那种抒情态度和对金钱、成功的极度渴求是什么关系，我还没琢磨好，我经常拿自己的心事当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