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的华人文化中，影响最大的应该算是杜维明宣扬的所谓新儒家。与余英时几乎足不出户的低调相反，杜维明西装革履地四处奔波，满世界乱飞，比当年孔子周游列国还要忙乎。一会儿用英语向西方世界宣讲，一会儿用中文向中国同胞布道。说是孔子再世，却过于油头粉面；说是儒家的现代牧师，又没有丝毫虔诚。《儒林外史》所描述的不过是些老式的腐儒。儒家的徒子徒孙演化到今日，方才有了现代模型；其特征与迂腐刚好相反。油嘴滑舌，团团作揖，眼观六路，八面玲珑。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在不同的场合作不同的定义。一会儿慷慨激昂，一会儿低声下气。刚刚还是庄严法相，转眼就像花旦般地向听众捏出一个兰花指。孔子活过来见了这类儒学大师会活活气死，朱熹活过来看到如此不堪入目的表演，会忍不住喝令门徒掌嘴。但恰恰是这么个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的人物，竟然成了振兴中华传统文明的要角。阅读这类人物的文章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可是为了澄清文化事实，又不得不做一回大师的读者，当一回大师的听众。
一、儒家成了个同心圆
记得上个世纪的什么时候，科学家曾经提出，宇宙起源于爆炸。这个假设至今还在争议之中。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杜维明宣扬的新儒家，竟然也是爆炸型的。请看：
如果用一个形象的语言呢，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大学》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是一个逐渐向外拓展的同心圆。这个同心圆的外圆应该是开放的，从个人到家庭、到社群、到国家、到世界乃至到人类的群体——宇宙。它是向外扩展的，同时它是层层深入，对一个人的身体，我们的心知、我们的灵觉、我们的神明。就象陆象山说的，它这个人文精神是一个十字打开的人文精神，一方面向外扩展，一方面向内深入。后来孟子所谓的“掘井汲泉”，尽量在我们存在的条件之中向内发掘，一直要碰到一个能够向外通的源头活水。这一个思想的体系，不仅在中国，而且后来在东亚，现在在世界上也受到大家的重视。（《儒家的人文精神与文明对话---杜维明千年学府报告会》）
不知道杜维明所说的人文精神，其出处是不是跟90年代初大陆学界的那场人文精神讨论有关。但愿是杜维明先生独立思考的结果。这且不谈。这里要说的是，杜先生构画的这个图式，让人着实体会了一次《大学》人文精神的爆炸过程，从个人到家庭、到社群、到国家、到世界乃至到人类的群体——宇宙。场面极为壮观，而且既是向外扩展的爆炸，又是向内深入的爆炸。以前只听说过，毛泽东思想是精神原子弹。没想到杜先生也制造了一颗，并且威力更强大，可以在宇宙和在人的内心同时炸开。
至于爆炸之后是个什么情形，杜先生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告诉大家说：
儒学图中的纵轴，下面是地，上面是天，表明儒学有超越的向往，而“天”又是与人文世界有密切联系的。正因为如此，儒学系统是立体性的，它有若干课题，展现出若干层面。第一是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儒家希望二者是一种健康的互动关系。第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儒家希望二者保持一种和谐，就是提出人定胜天观点的苟子，也强调天人和谐，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此外，人格的内涵至少有四个层面，即身心灵神。（杜维明《儒学的理论体系与发展前景》）
刚才是壮观，现在是精致。立体的。可能还会转动吧？就像闵可夫斯的时空座标一样？要不，人格的内涵怎么可能连神灵都包括进去了呢？这与其说是儒家学说，不如说是一场魔术表演。
按理说，对儒家进行如此这般的夸张，乃是相声演员的作为。为了在搞笑声中解构儒教的三纲五常，故意把儒家说成是立体的，是以个人为圆心的一场大爆炸。杜先生制作如此壮观的场面，与其说是在宣扬什么人文精神，不如说是在拿朱熹开玩笑。假如去掉杜先生的想像，那么朱熹在解释《大学》的基本精神时，非但没有提及人文二字，而且还强调是仁义礼智之性。
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朱熹《大学章句序》）
朱熹的说法，算得是宏观的了，但也不过追溯到三皇五帝而已。从朱熹的阐述里，大学的精神非但不是以个人为圆心的开放性的同心圆，而且相反，是将个人纳入到教化之中的封闭体系。个人并不是天生就有“爆炸”能力的。一般的个人想要有所成就，需要经过“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的“亿兆之君师”的占拨和启蒙。试想，假如真的“六亿神州尽舜尧”了，那么还要朱熹那样的圣人干什么？还要孔子那样的圣人干什么？还要杜先生这样的大儒干什么？朱熹与其说是强调人皆有仁义礼智之性，不如说是强调教化的作用，强调君师的重要，强调贤圣之君的不可或缺。一旦阙如，那么就会出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的悲惨景像，只好等着让孔子那样的圣人，或者朱子那样的也行，来拯救芸芸众生。
想必杜维明先生一定读过朱熹这段话，应该不止读了一遍。难道是没有读懂？还是故意搅局？或者刻意搞笑？要是朱熹活过来，听到杜先生如此胡言乱语，岂肯善罢干休。
当然，朱熹没有能够活过来，所以杜先生尽可以继续发挥下去：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在1985年我在北京大学担任了中国哲学系关于儒家哲学的课程。我第一就先问我们的同学，说“儒家的思想是为己还是为人？”. 当时绝大多数的在北大的同学，包括研究生，都说“那当然是为人，为人民服务，儒家的应该是为人之学”我说这个和《论语》里面所讲的正好相反。《论语》里面提得非常清楚，“儒家是为己之学”，不是为了师长，不是为了家庭，甚至也不是为了简单的社会的要求，是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人格，为了发展我们自己人格的内在的资源，是“为己之学”，不是“为人之学”。但是这个已不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它是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从这中心点来讲人的尊严，从关系网络来讲人的社会性、人的感通性、沟通性。所以儒家里面在《论语》里提出的一个基本价值，“仁爱”的“仁”的基本价值，它有两个向度：一个为人有己，每一个人都可以阐发他自己内在的道德资源，每一个人都可以发展他的独立人格；同时人一定要敢痛，一定要通过同情，一定要能和社会逐渐地展现。儒家从这个角度来看，《论语》所体现的不是一般我们所谓的道德说教。（《儒家的人文精神与文明对话---杜维明千年学府报告会》）
跟朱熹开过玩笑之后，杜先生随即把玩笑开到了孔子头上。还举出在北京大学的一堂哲学课为例。经过一番是为人之学、还是为己之学的探讨，得出结论说，儒家是为己之学，并且还是孔子在《论语》里倡导的。这让孔子听了瞠目结舌，而让杨朱听了会跳起来，什么，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的利己主义，竟然被孔子抢去啦！于是，孔子只好向杨朱解释说，别听我那个不肖子孙胡说八道。老夫说的为己之学，不是那个意思。杜生小子是断章取义。
任何一个读《论语》的人，都不会把孔子强调的个人之于秩序的服从，误读成秩序向人的称臣。仁者爱人。爱只是仁者的特性，成为仁者才是一部《论语》淳淳教导的核心。而仁的要义，不在于个人的定位，而在于个人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的定位。二人以上，方为仁。现代哲学家所谓他人是地狱的那个他人，恰好是孔子之仁的起点。而且，人与人之间也不是平等的，而是等级分明的。要不，孔子怎么会指责管仲不知礼呢。在孔子心目中，当年周公定下的“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是绝对不能触犯的。
至于“为己”云云，凡是在毛泽东时代领教过书记或者政治辅导员所做的思想工作的人们，全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不管是教育了你，还是惩罚了你，最终都会归结为，是为了你好。把你发配到边疆，是为了你好。把你扔到北大荒，是为了你好。甚至让你去劳改、把你扔进监狱，也都是为了你好。此乃“为己”之真意也。
因此，杜先生根本不必故作惊人之语。要说玩弄这套把戏，毛泽东时代的随便一个支部书记或者辅导员，都可以玩得比哈佛教授杜先生像样得多。如此“为己之学”的功夫，书记们和辅导员们，比杜先生不知高明多少倍。
当然了，杜先生也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荒腔走板。他接下去马上自我纠正道，“但是这个已不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它是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
杜先生如此善变，让人不由想起秦朝那个赵高的指鹿为马。不过，赵高把鹿说成是马之后，并没有转眼又把马定义为鹿。因为否定的否定，乃是肯定。杜先生比赵高更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把鹿说成是马之后，随即又把马说了鹿。结果，赵高是当真的；而杜先生不过是跟大家开个玩笑罢了。只要大家不当真，听过也就听过了。
杜先生的新儒家，骨子里其实是相当后现代的。他不仅可以把《论语》说成是“为己之学”，而且还会肆意发挥说：“以前中国的《六经》，事实上可以说体现了六种不同的人文价值和人文精神。”（《儒家的人文精神与文明对话---杜维明千年学府报告会》）不知道杜先生这场演讲的对象是些什么人。从杜先生的如此随意来看，要么是以为中国人现在脑后还留着辫子的西方人，要么是“五四”之前的职业中国家庭妇女。否则，很难解释杜先生胆敢如此荒唐。不说其它，六经大都是经过孔子之手。孔子明确说过，“吾从周”。就算是六经之间有什么区别，那么最大的区别也仅在于：属周孔和不属周孔。孔子本事再大，也调制不出六种不同的人文价值和人文精神。也许杜先生真的是在玩弄后现代的解构主义，抑或学术上的行为艺术。
从杜先生后面的解释来看，他其实不过是想要个和谐罢了。他提及另外二个原则时说，一个“是个人和社会要进行健康的互动，而社会是从家庭一直到人类社会。” （同上）另一个是“人类全体和自然能够进行和谐、持久的和谐。”（同上）原来如此，杜先生想要的，不过是和谐。说了老半天，原来是一场集体交谊舞。从解构主义的角度来说，杜先生是相当成功的。什么都说了，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又什么都说了。演讲圆满成功，听众皆大欢喜。杜先生笑了，笑得很像金庸《鹿鼎记》里的韦小宝。
平心而论，杜先生的新儒家，没有孔子那么僵硬，也没有朱子那么死板，更没有废黜百家、独尊儒家的专横。因为杜先生并不是个了不得的文化角色，也不是个留芳百世的历史人物，而不过是个文化票友，不过是个学术白相人。他说着说着，就想把各种各样的学说，通通囊括到他说的新儒家里，你好我好大家好。这就像一个随便瞎混的京剧票友，虽然自称是梅派，却把其它所有的唱腔，全都学唱了一遍，然后说，这就是他学会了的梅派。
这么一个白相人，要是出现在老式的上海滩上，跟杜月笙、黄金荣为友，谈谈文化，听听戏曲，哼哼小调，玩玩女人，那倒也不失为一种无可厚非的景观。曹禺戏剧《日出》里，不也有个叫做胡四的小白脸，如此这般地混着的。问题是出在，杜维明先生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这不仅对美国学府是天大的嘲讽，对所有的听众和读者是个天大的玩笑，就是对杜维明本人，也是极大的压力。既然做了教授，总得拿点东西出来。一方面要给美国人一个交代，一方面也要给黄皮肤的同胞一个说法。杜维明的所谓新儒家，应该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调制出来的，就像一盘中不中西不西的文化色拉。
二、新儒家从王阳明心学开始
前面的例举的，应该是杜维明先生面对同胞的演讲。牛皮是大了些，但还没有豁边。杜先生一旦面对英语世界时，那就毫无节制了。比如，有关新儒家的定义。杜先生对同胞是这么说的：
其实，以“儒学第三期的发展”为文化志业的努力在台港新马和北美各地的中国哲学思想也已进行了三、四十年之久。一般的理解，“当代新儒家”有广狭两义。狭义的“当代新儒家”，不妨以《中国论坛》(联合报系的知识性杂志)一九八二年在台北召开的以“当代新儒家”为议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为例，只以熊十力、梁漱溟、唐君毅、徐复观和牟宗三五位学人的思想为评断的对象。不过，众所周知，即使严格地定义当代新儒家，至少方东美、钱穆及冯友兰的思想也应列入考虑。广义的“当代新儒家”所指涉的范围旁及学术、知识、文化和政治各领域，包括的人物就相当多了。（杜维明《继承“五四”，发展儒学》）
可是他在英文著述中，却如此夸张了一把：
新儒家以心学为本体论的依据，在封建晚期的中国、现代以前的越南、李朝时期的朝鲜和德川时期的日本，
帮助儒家知识分子在家之上国之下创造了一种文化空间。他们不离家园，却能积极参加集体活动，投身于地方的、地区的或国家的政治。（《超越启蒙心态 》杜维明著 雷洪德 张 珉 译 ）
不知道那二位译者是否翻译错了杜先生的英文原著，新儒家的历史被一下子推到了封建晚期的中国。就算宋儒包括不了，至少明儒是可以荣列其中的。王阳明光荣入围，其心学被奉为本体论的依据。杜先生如此拉帮结派，会不会让朱熹他们嫉妒不己？
当然，杜先生管不了那么多。要紧的是得让西方学者们相信，杜先生的新儒家是有来历的，而且还是相当有实力的。就像《教父》中的科里奥家族，势力大得很，如日中天。不信，你瞧：
东亚工业国家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已经发展起一种现代文明，在其中，对抗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成分较少。二战以来，市场经济与政府领导、民主政体与贤人政治、个人积极性与集体取向的共存，使这个地区在经济上、政治上成为全球最有活力的地区。儒家伦理对东亚崛起的显著贡献表明，印度教、耆那教、佛教、伊斯兰教模式的现代化极有可能出现。（《超越启蒙心态 》杜维明著 雷洪德 张珉译 ）
原来，日本人当年梦寐以求的大东亚共荣圈，已经实现了。只是西方世界的人太闭塞，不知道东亚人生活得如此幸福。“市场经济与政府领导、民主政体与贤人政治、个人积极性与集体取向的共存”；真是美妙无比。不知那个叫做昂山书季的女子，是否被转移到北美洲去了？也不知那年轰隆轰隆的坦克，开进了哪个城市的街头？就算是金庸笔下的韦小宝，说话也没有这么下作。杜维明这是怎么了，是想跟杨振宁同志比一比，谁更擅长粉饰太平？谁更善于拍马溜须？可别忘了，杨同志赞扬政府领导，向来是把功劳算在领导头上的。而杜同志一面赞扬政府领导，一面却悄悄地把这一切成就归功于儒家文化的影响。杜同志难道不怕让政府领导怀疑有贪天之功之心？
更为下作的是，杜先生竟然断定，在这个乐园里，对抗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成分较少。言下之意，在西方世界里，到处都是对抗，因为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泛滥成灾所致。杜先生这样的文字究竟是写给谁看的？不会是专门写给乔姆斯基看的吧。也许还包括了欧洲的德里达和哈贝马斯。只不过他们看了之后，就算相信东亚真的进入了最有活力的时代，也会怀疑是不是儒家文化的功劳。
如果说，杜先生把王阳明拖进新儒家的行列，还仅仅是虚荣心太重，拉虎皮做大旗；那么向西方世界描述这么一幅美妙图景，却是丧失了起码的良心和良知，越过了为人的道德底线。不要说大陆的民众对此有何感受，即便是普林斯顿的退休教授余英时先生看了，都会痛骂无耻。而大陆的政府领导看了，则可能会对杜先生说，你要推销儒家文化，我们没意见；但不能把我们的成就，随随便便地归功于你说的那个新儒家。新儒家也好，旧儒家也罢，跟其他所有的宗教流派一样，都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发挥应有的作用。
杜先生玩这一套，应该去请教一下当年的梁漱溟、罗隆基们。或者查阅一下五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史。不要以为，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处在一种失语状态，就可以乘机在话语上捞一把。说实在的，杜先生这点本事，还及不上一个中学文化程度的气功师。
就说王阳明吧，杜先生也该研究一下，王阳明在山洞里坐了多长时间。然后再自我思量一下，是否能在山洞里坐上一个星期？心学可不是心术学。心术学玩的是雕虫小技，而心学注重的是内心的修为。以杜先生的轻浮，很难读得懂王阳明。能够读懂熊十力，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可是，即便是熊十力，最终也没有修成正果。一番批斗，斗得他前功尽弃，竟然耻于与妓女同台。陈寅恪先生从一个妓女身上，写出了一部历史。相比之下，熊十力的唯识宗修得实在很不到家。
跟杜先生谈论这些，显然太深奥了一点。杜先生根本不关心王阳明究竟是怎么回事，熊十力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要的是把所有的名人，全部网罗到手中，然后像发扑克牌一样地发给读者和听众，尤其是发给英语世界里的洋人们。
杜维明的这种“文化传播”，或者“文化交流”，不由让人怀疑起了美国大学的所谓学术训练，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既训练出了杜维明这样的人物，还能够让这样的人物在哈佛大学里身据要津，主持学社。难道说，美国的高等学府，也像中国的儒家学说一样，走到了穷途末路？成了个晚期的癌症病人？须知，哈佛大学可是美国招牌哲学实用主义的发源地，难道实用到了这种地步了？
至于许多中国学人学子，跟在杜维明身后的起哄，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杜先生手中有资源，就像当年上海滩的那个杜先生，是个有实力有势力的闻人。以杜先生的精明圆滑，未必不明白彼此间的互相需要。杜先生的新儒家，虽然没有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那么苦，但也没有李敖的专栏节目那么恶。在场面上混着，大家心照不宣。杜先生对西方人说新儒家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跟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再说，法国的德里达，不也这么混的么？还有德国的哈贝马斯，大家都在这么混。多一个杜维明，少一个杜维明，其实是无关紧要的。倒是对杜维明作如此分析，显得过于较真了些。杜先生，是不是这样？
三、继承“五四”，发展儒学！
假如杜先生拉王阳明入伙不无搞笑，那么他提到儒学和“五四”的关系时，绝对是一派庄严法相，口气严肃得开不得半点玩笑。而且，题目竟然叫做“继承五四，发展儒学”。
我一再强调，当今研究儒家传统应当继承“五四”的批判精神也应当坚决和假尊孔读经之名而行专制之实的反动势力划清界线。我相信，这个立场不仅有利于客观的学术研究，也是儒学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杜维明《继承“五四”，发展儒学》）
这样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像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作报告一样，具有一种假作真是真也假、真作假时假也真的效果。不信，再听：
我在申述这立场时曾特别指出反孔的迎面痛击对儒家有的积极作用，尊孔的内部腐化反而为儒家带来歪曲的消极后果。作为一个儒学的从业员而且自觉地批判地认同儒家传统的学术工作者，我深深地感到我们如果不能或不敢面对儒学、儒家和儒教的阴暗面——在中国乃至东亚的历史长河中造成污染的因素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我们就无法为儒家传统创造生机。这或许是个悖论(港台学者多称“吊诡”)，但也是我一贯的主张。因此，我既不赞同西化论者，如柏杨，以嬉笑怒骂的方式“矮化”，“丑化”中国人，(用辞尖刻我不在乎，但态度轻佻吐属平下而又毫无自淑淑人的意愿才是我不赞同的理由)也不引宣扬国粹的文人雅士为同道。（杜维明《继承“五四”，发展儒学》）
真正是字正腔圆哪。不知道陈独秀听了这样的报告会作什么反应。陈独秀可能会对胡适之说，适之呀，咱们当年要打倒的，是孔家店么？也许胡适之会回答陈独秀说，仲甫呀，哪来的孔家店，早就公私合营了。然后，胡适之接下去开导陈独秀说：仲甫呀，你总是喜欢打倒莫须有的对象，比如帝国主义啦，比如孔家店啦。这些个主义，这些个店，最后全部合并了。如今是个文化托拉斯时代。咱们全都落伍了。人家杜先生才是时代的弄潮儿。可不，在帝国主义的大学里，开了个孔子的店铺。让王阳明做了掌柜的，让朱熹在后面做帐。店里的伙计一律受过双语训练，对汉人讲英语，对洋人说汉语。什么？听不懂？那才叫做深刻。都听懂了，还能算是深刻吗？
杜维明确实了不得。开了孔子朱子的玩笑不算，一个转身，又开了“五四”启蒙的玩笑，开了陈独秀和胡适之的玩笑。即便是金庸笔下的韦小宝，也没有杜先生玩得这么转。难怪新加坡的李光耀对杜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不知道中国的政府领导们对杜先生是不是也佩服到了这样的程度。毛泽东死后，独裁是结束了，但官方的文化和话语也随之消失了。杜先生想怎么个说就怎么个说，不会遭到质疑。至于中国的学术界，只要杜先生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学者们提供到哈佛访学的机会，管他什么 “五四”启蒙，管他什么反孔尊孔。这样的中国人，这样的杜先生，还需要柏杨矮化和丑化么？这就好比一个四十五度弯曲的驼背走在路上，路人同情都来不及，哪里还会去丑化他？
笔者去国之前，只知道大陆的学者利欲熏心，学风轻浮。哪里知道，美国大学训练出来的黄皮肤学者，竟然也是一个模样。面对杜维明如此的油嘴滑舌，任何正儿八经的学术讨论，都会变得十分可笑。或许这才是真正的解构主义者。相比之下，德里达在海德格尔和胡塞尔之间玩弄的那点言语把戏，还真是算不得什么。至于比起大陆文人的“我是流氓我怕谁”，杜先生的我是教授我怕谁才是真正的幽默。美国学者假如胡说八道，一旦被揭穿，可能会被良心折磨得无地自容。可是杜先生的如此胡言乱语，却一点都看不出有什么心理障碍。有底线的人是沉重的，而没有底线的人却是轻松的。
当一个人文学者有本事把继承“五四”和发展儒学在逻辑上连接到一起，就像让克林顿和莱文斯基戴着头盖披着凤袍拜天地一样，除了哈哈大笑，说什么都成了废话。客气一点的，对杜先生说声，你小子真逗；认真一点的，也只能对杜先生说上一声，真是服了你。
这里再引一段，展示一下杜维明所取得的成就。
很多人认为，儒学由于受到小农经济的影响，所以它有保守的取向。但是，儒学在一个完全没有农业经济的社会中仍能发挥作用，如在新加坡，这是什么原因？究竟是新加坡误用了儒学，还是儒学在现代所起的作用不一定与农业经济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杜维明《儒学的理论体系与发展前景》）
新加坡当然没有误用儒学，因为李光耀本来想要的，就是专制。儒家生来就是为专制准备的，岂有误用之理？杜维明向新加坡推销专制文化是成功的。至于他能不能让中国大陆也接受，得看他的运气。不管怎么说，中国大陆毕竟是经过“五四”洗礼的地方，虽然专制不改，但要请回孔儒，恐怕没那么容易。这可能是杜先生不太明白之处。否则，杜先生就不会把那个制作拯救谎言的学者当回事了。
刘小枫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解释儒家，认为儒学就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自我表述（selfdescription），就是狭隘的家族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体现。他的这一看法在一个层面当然是对的；但另一方面，儒学传统的人禽之辨、义利之辨，又突破了前述那个限制。（杜维明《儒学的理论体系与发展前景》）
把儒学说成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自我表述，证明刘小枫根本不懂儒学。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通常潜藏在集体无意识之中。而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是在《山海经》那样的神话中展示的。儒家是周公建制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之后，由孔子提供的相应的意识形态的产物。虽然有家族意识，国与家的一体意识，但并不主义。至于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更是无从说起。把一个鲁国的学人，上升到种族的代表，也许只有制作拯救谎言的人说得出来。
杜维明举出刘小枫对儒学的定位，说明他其实也不知道儒学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要以为在美国大学里受过学术训练，就自以为什么都懂了。王阳明在山洞里打坐打了那么久，也没有声称如何有成。更何况杜维明这样一个毫无内心修为之人。儒学到了朱熹，确实变成了一种内在的修为。仅仅靠读书是绝对读不出来的。杜维明的内在修为几近缺如。这是他成为一个学术白相人和文化混客的根本原因。假如是一个文盲，修为缺如可能还有救；但对于一个功名利禄样样不缺的哈佛教授来说，能够幡然醒悟，比较困难，前景堪忧。
相比之下，余英时倒是个真儒家。假如海外华人学者当中真有什么新儒家代表，应该是余英时，而不是杜维明。如果说，余英时是个抱残守阙学者，那么杜维明则是个亦学亦商亦儒亦杂、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的混客。从人际间的交往上说，杜维明显然要比余英时容易相处。余英时很有原则，而杜维明没有原则。有原则的人，受人尊敬，却难以相处。没有原则的人，令人鄙夷，却容易交往；只要彼此各有所需，很好说话。真儒者，很少谈儒；而混儒者，开口闭口都是儒。
从周公建制到孔子立言开始的周孔文化，其晚期倒是各色纷呈。既有坚守者，又有投机者。而且，彼此都不寂寞。假如说，新儒家是一种文化的晚期病症，那么其热闹的原因则在于，病房建在了美国的高等学府里。趋之如鹜的人们，与其说是去探望病人，不如说是去参观美国大学，并且最好能够捞点什么，从病人手中，或者从大学校园里。所谓末世，就是这么的具体，也是这么的简单。而其中获益的所有学人们，都应该感谢大陆至今不变的专制统治。没有那样的专制，岂有这样的景观？哪天专制结束了，那么这样的景观也就随之消失了。至于中国未来的文化，跟这些人毫无关系。因此，最后要对杜先生说的是，抓紧时间。
2005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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