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司化的始祖与通识教育的危机
“教育产业化”这个词儿在中国被人们深恶痛绝的今天，教育产业化、商品化的发源地的美国，仍然稳居世界第一的教育大国的交椅。特别是美国的大学，全球最具有学术竞争力和权威性的大学的数量美国依然是独居鳌头，不见颓势。美国的高等教育服务的对象，从发韧至今天，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基督徒、绅士和消费者。19世纪末开始，美国的高等教育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日益产业化、商品化，也就是进入了上述的第三阶段。尽管这一个世纪中，美国的有识之士确实也不断地批判这种趋势。比如，制度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凡勃伦,早在1918年就在他的《美国的高级学术》(Thorstein Veblen,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一书里，详尽地描绘、嘲笑了形形色色的大学经营中的商业现象，把大学称为“教育公司”；又如，霍夫斯坦特的《美国的反知主义》(Richard Hofstadter, Ah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1963)也批判反知性主义的美国文化传统对教育和知识分子的腐蚀；再如，我国读者也熟悉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艾伦·布鲁姆那本反对相对主义、捍卫终极真理、企图在大学重新繁荣通识教育（又有译成博雅教育的，liberal education）和人文教育（allgemeine bildung）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部非通俗读物的学术著作，也竟成为那个年度的最畅销书。2001年斯坦利·阿鲁诺维茨等一批学者还在呼吁：要拆除“公司化大学”，要强化“历史、文学、哲学和科学”——通识教育四大支柱。尽管有那么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顽强抵抗，守卫传统，但是，产业化、商品化狂飙带来的大学的“异化”还是继续从形式到内容、从头到脚地日益完善，即使在今天的美国，仍然不见有收敛的迹象。所以，另一方面，不仅拥护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学者赞成高等教育这样的现状，即使一边批判这种历史和现状，一边抱有改革愿望的教育家也还是充满了乐观情绪，最近被翻译中译本《公司文化中的大学》（Eric Gould,The Uiversity in Acorporate Culture,2003）的作者埃里克·古尔德就是其中一位。
古尔德也承认80年多前凡勃伦所称的公司式的大学还有很强的生命力，并没有走向消亡的迹象，依然实行高度的官僚制（科层制）的管理，市场变化还是左右大学学科主要依据，旧时代的通识教育几乎都转向职业知识的贩卖，“大学使命处于一种杂乱无章、向企业机会主义妥协的状态”，然而，“崇尚消费主义的公众似乎都希望这样”，趋势是不能逆转的了。当代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断言：“未来并不属于‘博学者’，而是属于专业人士”，今天技术也成了知识，因为“知识社会里没有‘知识女王’，所有的知识都是平等的”。但是，另一方面，凡勃伦早就说过自古希腊起通识教育之间对抗一直存在的，对抗内涵本身也在变化。比如希腊、罗马不也追求、实用的政治、修辞教育吗？所以，古尔德劝说人们要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和阐释适应时代的通识教育。如果通识教育是通过文本、文化经验来培养良知、想象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培养负责任、懂的自我反省的公民的话，那么为什么不能响应今天多元文化主义呢？即使有的商业和政治领袖今天还支持古典课程，只不过想用“罗马帝国的辉煌来提醒晚期资本主义的美国”，而教育市场只能维持公众认为必要的和有价值的东西，因为顾客是上帝。所以，今天的通识教育内容是关注真正问题的、包括实用知识在内的“综合知识”。
二，新实用主义下乐观的展望
古尔德虽听从德鲁克的大学课程内容要理论联系实践的忠告，却还是认为，真要彻底走德鲁克的以市场为本的道路，最终会葬送通识教育和传统文化的延续。他转向新实用主义寻求新通识教育改革的武器——实用人文主义。尽管20世纪50年代由于苏联的人造卫星先上太空，对整个世界教育有决定性影响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和冲击。然而，反知性主义的传统美国，人们对实用主义理论独具钟情，杜威的实用主义在20世纪末东山再起，再现其生命力。古尔德强调只有杜威的实用主义才能在形而上学与经验主义之间搭起桥梁。实用主义教育中的实践参与不仅将自主学习与发现联系起来，也实践地学习解决人与人之间协调这个民主主义社会的问题。他认为理查德·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的补充更加明确了：真理与道德是处于偶然中进步的开放的状态，那才是新通识教育的哲学基础。我们如果读过罗蒂的《实用主义的后果》（Richard Rorty,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1982年）的话，会更加明白古尔德似乎一笔带过的论述。罗蒂在《实用主义的后果》文集里提出的三个命题，都能成为重新寻找新通识教育，对新概念下定义的最好的哲学基础。即：1，反本质论。任何事物、都可以重新描述，可以使它更好或更坏；2，反传统的知识论。反对在使用目的和个人兴趣外寻找真理和追求知识的绝对方法，任何道德与科学都是相对的，真理和道德都不是超验的，要用实践智慧(phronesis)替代理论；3,赞成历史主义任何科学研究都有偶然性。真理是创造出来的，不时被发现的。古尔德的结论逻辑推理简单地归结起来是这样的：这种新通识教育本身强调个体自由成长和对群体民主主义的追求，是与美国国家追求的民主主义社会目标是一致的，所以一定可能在探索之中不断实践的。美国高等教育的使命是“使学生投入教育产业，在创造民主价值的过程中，如何获得这些民主价值。我与好几位国内高等教育研究专业（这个专业设立也很奇怪）的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围绕该书展开讨论的时候，他们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古尔德在最后两章中叙述的关于新实用主义的旨意。这事情本身显示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中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危机远为高等教育第一大国美国更严重，也就是这几位教育学科专业人士，竟然对大名鼎鼎的新实用主义者罗蒂及其著述一无所知——白板。虽然近几年也有不少国内学者业介绍罗蒂的著述，他本人还访问过中国。
如果把1918年出版的凡勃伦《美国的高级学术》一书里详尽地描绘、嘲笑了形形色色的大学经营中的、被他称之为“堕落”的商业现象和《公司文化中的大学》前几章叙述的美国大学通识教育危机的现状相比，中国读者会发现经历了80多年（期间还包括了40年代末、70年代两次高等教育大众化、民主化高潮在内）的美国高等教育，其产业化、公司化带来的弊端，并没有很严重、快速地更加恶化，至少要比我们想象得要轻的多、慢得多，不管怎么说，美国高等教育今天依然世界第一。若真要仔细分析原因，这个题目大得可以著书立说了。粗粗想来，从教育对个人与社会两方面的功能来看，我们就至少可以知道以下两点：一，所谓产业化、公司化、商品化、市场化，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相互竞争的基础上的。如果是存在真正的竞争的话，哪怕耍点小花招、打点法制上的擦边球，甚至有舞弊现象，但是总是有限的。毕竟最后还由顾客从个人收益来做出判断和选择——筛选和淘汰，而“教育公司”的种种经营手法无非是要吸引顾客，以至为了吸引好的学生与教师来校，“商业原则”也不得不要对教学和学术作出些让步。中国的高等教育的产业化，毕竟不是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下的竞争，其弊端也就立杆见影。二，美国的大学商业竞争中尽管牺牲通识教育、人文教育，有重收益、轻学术；厚实用、薄理论等等倾向，但是，正如德鲁克指出的：最需要分享知识价值而对知识信任的是西方国家的公司（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知识，都是建立在西方实力的基础上，包括科学、工具、技术、生产力、经济学和金融银行等等。如果没有对西方理念和整个西方传统的理解与接受，这一切就不能发挥作用。”文科的作用就是要促进学生接受这种理念和传统，即使是各种实用学科背后依然必须有坚强的基础理论学科来支撑。基础理论学科制约着大学不能完全抛弃对真理的追求、保持象牙塔的一小块领地。因此，古尔德在书的最后画龙点睛地指出：大学使命的表述其实是带有很强政治色彩的口号。美国的众多的大学，“很少打算把他们的使命明确定为坚决反对商业价值、财富积累和社会压迫”，但是，他们也不会公开否定大学负有对科学、学术、真理和民主主义的追求那种永远也难以彻底抛弃的理念。凡勃伦在80年前在《美国的高级学术》也曾经描述、分析过这样一幅实用主义使得美国大学里呈现出商业与学术两者折衷、模糊风景：
只要这些科学家们的工作完全符合竞争性商业原则，那么，在科学领域内处世才能与理论上的正确性之间的分界线就会变得特别模糊。人们也可能顺便会注意到如下情况：传统科学的影响，不论是在其方法还是在其原则方面，都表现得对于人具有十足的功利价值；总的说来，它有助于人们对客观事物现实状况的认可，不是满腔热忱地接受，便是安全而明智地赞同，而对于“它们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之类的问题，则没有多余的好奇心。 上述处于当前竞争性企业管理体制下科学家的地位与效用，说明了学术政策的具体运作应当遵循不受约束的商业原则，而并非在任何实际情况中都要求做的恰如其分、不能逾越刻板的条条框框。尽管它涉及到当前客观事实的方方面面，但是，这里所说的仅仅是一种理想的情形，而并非事件之间的实际关系。实际上，在这样一种高效率苛求的压力下，在很不确定和不断变更的地位基础上，学术成就方面的理想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偏离了自身的立场；因此，这种事情的运作趋向就是学术理想和商业理想之间的妥协折衷。
1904年马克思·韦伯考察美国的大学时，也已经看到传统行会式的学术管理制度和国家权力的过度干预行政体系下的德国大学，在大工业生产资本主义体制中已经失去活力，美国的商业管理主导下的大学将有无限的生机。
由此可见，古尔德的乐观的新实用主义也有其合理的缘由。
(《公司文化中的大学》,古尔德著，吕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美国的高级学术》，凡勃伦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