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个炎热的夏夜，偶然在东京都的西郊的小金井市的武藏小金井车站，看到了小金井市所辖的几个“町会”（居民自治组织）在举行联合的节庆（祭庆）。那场面与哈佛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贝斯特教授20年前写的《邻里东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1月）所描述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各町会巡游的男女，载歌载舞，热血沸腾，连续三个小时投入全副身心。（250--260页）去年夏日东京遭遇几十年未遇的高温酷暑，各个町会参加游行、歌舞的成员依然穿上统一的男式（女式）的和服，上面都绣着该町的名字；当然脚下是一双双传统的日本特有的木屐和两趾短袜。我知道，那整齐的舞姿和队型是他们几个月前开始抽出每周休息时间辛劳、一丝不苟排练的结果，付出的劳动和汗水，并无分文津贴、报酬，倒是那统一的和服要自己掏钱购买的。那夜，背着巨大桶鼓狂烈不停敲打的各个町会的小伙子们汗流浃背，但从他们神态明显可以看出，或为自己队伍比其他町会表演精彩感到自豪、或因为自己町会的队伍在一年一度的竞争中相形见绌的寒酸相感到沮丧、自卑。为了什么？为了显示自己所在居民组织——町会的名声和面子。这种日本各地无论城乡居民组织都要举行的节庆（祭庆），虽然规模和名气或大或小，对于在日本滞留近20年中的我来说，缺乏新奇感，习以为常了，可是我那天晚上还是想着这样一个长久以来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答案的问题：他们如此“敬业”卖力、认真的原动力来自何方？贝斯特的人类学、社会学的田野工作的研究成果《邻里东京》给了我一个富有学理的答案。
战前的町会作为最基层的政府机构，被军国主义集权政府用来强化意识形态、动员百姓参加战争和规划经济，所以，这种“法西斯组织”战后马上被美国占领军当局废除、禁止。1947年日本政府还发出指令：1945—1946年担任町会等基层组织干部，四年之内不能担任类似的干部；政府官员也不能向居民组织发出指令；同时还禁止居民组织之间的联系、禁止神道教神社与地域节庆发生关系。虽然有各种禁令，而事实上的基层居民组织依然存在，1951年禁令过期后，全国各地很快恢复了町会组织。
但是，因为社会的民主政治体制建立、土地制度改革和遗产税法实施，1950年代重建的町会——居民组织也发生了根本的、潜在的变革。贝斯特的观点与结论与其他社会学研究者的着眼点不一样，他认为战后的町会是一个非正式的行政组织，在研究社会结构时候，不能放弃这种非正式组织；而且在关注这种非正式组织与关注其在政治与行政方面的特征同时，也要注意其他各方面的特征，比如，其“形成的人们情感比它采取的正式的政治行动更加重要”。（84页）从贝斯特的《邻里东京》的细微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保守的、由零售商、小企业主为主体的老中产阶级控制的町会与政府行政当局之间看来貌似稳定的合作关系，其实也充满了持续的紧张和潜在的冲突，可以感受到实在的“社区居民的情感及其直接在政府控制之外获取社区自主性的力量”。（85页）最明显的事例，社区的防止犯罪和防止火灾工作，应该说是政府与居民组织利益目标一致的工作，居民组织的积极分子也热心义务几年如一日认真从事这项工作，但是，当区政府和消防机构要以完全控制、指导这一工作的时候，居民组织的上上下下都表现出厌倦和不满，来自政府的干部也很快地感觉到这一不满，收敛了对他们对居民发出指示的企图。（147-151页）
如果说贝斯特在1980年代动手做这一项田野调查的时候发现多尔（R.P.Dore）在1958年出版的《日本城市生活：关于东京一个行政区的研究》(City Life in Japan: A Study of a Tokyo Ward)里描述的“邻里社会生活模式在30年之后的东京依然普遍存在”，那么，在我——作为一个在东京居住的中国读者眼里，1980年代中邻里东京的画像，在21世纪初今天依然没有退去。去年夏天我在武藏小金井车站看到的那一幕之外，我所居住的公寓楼的自治会的组织、运作以及与政府行政的关系，与贝斯特的描述没有根本的差别。我们公寓因为是临海观看每年夏天举行的东京湾烟火大会得天独厚的胜地，这些居民自治会干部，在那天必然早早在大门入口空地上搭起临时帐篷，桌上摆出要进入我们公寓下面绿化地看焰火的外来客人签名的本子，派出纠察诱导本楼住户的亲友前来车子在空地上守秩序地停车。这些干部与我国居民委员会干部不一样，没有一个拿来自政府行政的任何一个子儿的报酬或津贴，也不会得到任何便利的好处。这些维持治安的干部，与正在路边巡逻的110警车虽然出于同一维持节日治安目标，可是没有任何隶属或其他方面的联系。
正如贝斯特20年前已经看到的趋势，由零售商、小企业主为主体的老中产阶级构成的居民自治组织干部群正在被年轻的大公司里就业的工薪精英取代，除了老中产阶级自身年龄的造成干部队伍新陈代谢之缘故，主要原因是：近20年来，日本经济持续不景气，郊外大型超市等商业设置压倒了原先商店街上个体商人，地域商店街越来越萧条；跨国大公司的制造业淘汰了不少胡同工场，所以，小工商业主这个老中产阶级阶层失去了接班人。尽管在东京那些奄奄一息的商店街上还能看到这些地域商人团体商会为重振旗鼓，也是保持传统的最后一搏：下午4点左右的广播、换上统一的标志性的、装饰性的路灯来吸引路人——《邻里东京》里描述的增加商店街活力的措施，但是这个时代趋势看来，商店街重新繁荣已经没有逆转的可能了。
虽然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城镇的邻里自发、自治组织的积极分子构成阶层发生了变化，但是有一点依然可以肯定的，战后形成起来的新的町会生命力，无论在拙文开头提起的每年一度各城镇例行的盛大节庆（祭庆）中，还是在维持邻里间日常生活的秩序时，这些积极参与居民组织义务活动的人们的原动力没有变化，那是因为日本这种最基层居民组织的团结的情感和名义上的平等下展开的活动，与社会其他等级制度与观念相分离，于是，居民社区就成了一个人们可以有选择余地和自我完成的舞台。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人们，可以感觉到他们这里的地位与声望，并不是与在社会其他地方一致的。那些无法获得社会其他地方承认自己声望、能力的人们可以在为大家服务中，可以得到邻里们相互之间的承认——这里有自己形成的标准、对个人人格评价的标准。先前老中产阶级，小企业主们的能力和人格权威在学历社会中——在主流社会之外的领域里得到一种均质化的认可补充，缓解、平息了社会其他领域激烈的竞争，当然也可能增添了一项社会竞争。（269页）贝斯特把这种居民组织存在看作阶级、阶层之间的落差得到调整和平衡的一种杠杆。
E·霍布斯鲍曼《在传统的发明》（译林出版社，2004年）中指出，历史上许多所谓的传统，真要考证起来，其实相对于历史的长河来说，都只是具有很短暂历史的传统。传统是创造的，是人为强化的，不一定具有悠久的历史。战后重组的日本居民自治组织——町会、町内会、自治会，虽然看上去其持续性是前工业社会的传统主义的结果，实际上是相对于“过去”创造的一种当代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日本的地方行政政府机构如果说是相对于中央政府的自治体的话，这种最基层居民团体是自治体外的自治体。地方政府为了控制居民组织时，开展指导性活动时，不得不利用它们已经形成“传统”的活动形式，这种传统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反过来又向政府的权威挑战。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传统，是一种最普遍的、使得共同体内各个阶层社会凝聚力或成员的资格得到确认、合法化的传统。可见文化的变迁可能是非常缓慢的，观念的转变可以在很短时间里完成，顺应权威的人们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创造出新的显示自己的权威。
就像西奥多·C·贝斯特看到的那样这种新的邻里组织都在每年一度的节庆中投入大量的心思、人力和物力，还想方设法要在规模上或特色上压倒相邻的社区。这种仪式实际是维持一种公共形象的排场。在社会学家看来，也许具有表达一种其他政治场合不能表达的大众价值观的功能；历史学家却往往会把它放在相对历史性背景中去考察。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观察，工业社会快节奏的日常生活的单调，以至何种邻里组织发起的庆典就会给大众生活带来了“迷人的魅力、神秘感和兴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