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萧峰混杂迷乱的身世和尴尬惨烈的命运，抹去了涂在萧峰式的孤独而自由的抗争者身上的光环，折射出了一种沉潜在现代性历史进程中的无意识焦虑。在这个意义上，萧峰作为一个历史的无意识镜像，喻示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冲动和这种冲动不断遭到拆解的现实境遇。
关键词：萧峰形象 英雄叙事 寓言性
如果说对英雄形象的叙事，是来自于对现实困境的体认的话，那么，这种叙事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一困境，而是带来想象性的解决办法。因此，萧峰形象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充满历史意义的“英雄幻象”。他并不能完美连缀来自现实的矛盾和裂缝，却又有着这种矛盾和裂缝所带来的印痕和创伤。如果说在大众文化想象和现代审美虚构的层面上看，萧峰是一个充满魅力的英雄的话，那么，一旦回归建构这种英雄幻觉的深层历史，萧峰的英雄面目，连同其形成过程，又都成为暴露一种历史无意识焦虑的镜像。萧峰的神话，由此会异变为一则充满了分裂和异质、能引起一连串的性质截然不同的意义和信息的历史寓言。
一、凝聚了激情的理想英雄
萧峰现象首先是一种娱乐文化的想象物，但是，促成这一想象的文化压力却来自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历史命运。这尤其可以在那种以武功为核心的狂欢化与诗意化的武侠叙事中见出。武功的内涵应该被看作是对自身身体潜力的一种狂想，也就是历史文化压力下的一种民族的“幻想狂症”。按弗罗依德的说法“幻觉的形成，那种我们认为是精神疾病的产物，事实上是康复的尝试、重建的过程。”[1]而这种对身体力量的重建过程，作为一种政治寓言，也就成了对民族“病体”的疗救过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理解了萧峰形象的又一层文化意蕴：萧峰——及其别的武侠人物、时代新人等文学形象，凝聚着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想象，具有一种民族与文化的认同性。
十九世纪末，西方的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历史由此就把这个古老的、看似强大的民族推上了一种既悲壮又荒诞的境地：一方用钢铁的力量冲来，一方用血肉的盾牌迎上。“鸦片战争”的炮火击碎了中国文化自我完满而自足的想象，使一直沉浸在“作为世界中心的古典性荣耀”[2]中的民族突然面对了一个异常强大的“他者”。那个“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老大“帝国”转瞬间成了“东亚病夫”。在此后的文学作品中，一个“病体中国”的形象就反复出现了。我们于黄遵宪、秋瑾、粱启超等人哀叹国家零落、衰败的诗歌之中可以读到这种对中国的痛苦感受。
于是，疗救“民族自我”的欲望随即产生，并强有力地投射到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想象之中。马克思讲，任何时代都要有自己的英雄人物，否则，它就要创造一个这样的人物出来。[3]文学所承当的正是这种创造英雄的使命。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们面对民族危亡，渴望一种历史性的力量来扭转局面，正如闻一多《一句话》（1925年）诗里所强烈表露的那样，“等火山忍不住了缄默，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等到晴天里一声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正是在这种振臂一呼风雷响的民族渴望中，以传统的侠义精神行天下的武林英雄便趁机登上了历史舞台。
因此，本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武侠文学的兴盛，可以看作是上述文化想象作用下的结果。此时，“新小说家们以‘鼓吹武德，振兴侠风’为己任”，[4]希望用侠义精神来振兴民志。姜侠魂在《江湖廿四侠传》的《出版序言》中说：
侠魂不敏，鉴于吾国国势民情日就衰弱，曾于民国初年，以文艺之力鼓吹武侠，冀作精神教育之辅助。[5]
而文公直在其《碧血丹心》三部曲自序中则将话说得更加明确：
论者尝慨叹为每下愈况，丧失我雄毅之国民性。……志欲昌明忠侠，挽颓唐之文艺，救民族之危亡；且正当世对武侠之谬解，更为民族英雄吐怨气，遂有《碧血丹心》说部之作。[6]
于是，大批武侠作品向正处在民族危机中的中国读者涌来。据魏绍昌编辑的《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当时的武侠小说作者就已经有一百七十多人，作品有六百八十多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成为出版的中心城市。[7]燕子李三、大刀王五、霍元甲、方玉琴、杨露禅、玉娇龙、方世玉……这些在科技时代里仍以身负武功的形态的走进我们视野的武侠英雄，便同时在民间传说和文人创作中流传——他们有的鼓吹以武强身，焕发民志；有的与洋人较量技击，渲染抗争的精神；有的仍行侠江湖，希冀着涤除现实的腐朽；有的则直接参与“革命”，从事振兴国家的活动……总之，在他们身上总是寄寓着一种民族强健与复兴的渴望。
由此延伸，我们便会认识到萧峰这个“边缘文化”的形象同“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品中的体现民族复兴欲望的各种抗争者形象一脉相承。这样，这个形象就在传奇英雄层面上显示了一种文化蕴涵。换言之，萧峰身上凝聚了这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建构理想自我主体的巨大激情。所谓“千古文人侠客梦”，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命运中看来，便显得别有意味。
二、充满焦虑的小人物
然而，萧峰的英雄色彩只不过是文本修辞术所取得的一种效果、是扣合读者对身体潜能的狂想而提供的一个幻景而已。就武侠文学而言，这样的幻景形式有着格外的意义。因为它可以有效地掩盖现实处境的严峻而向世人召示出一种理想化的、和谐的世界的可能性。一个武侠英雄主人公的苦难经历就成了一个“仪式化”的过程：它的存在并不证实读者和现实媾和的艰难与卓绝，反而是用故事的动荡、惨烈、节外生枝等形式，来凸现那种毫无信心面对现实矛盾、从而希望与世界永远其乐融融的庸俗要求的神圣性、合理性。这种英雄叙事也就不向读者提供对现实的任何“批判”，而是带给他们一种“这个世界终将容纳我们”的安慰。而萧峰的故事正是在这里止步了：它一方面提供了一种英雄幻景，一方面又拒绝向读者提供安慰，总是让主人公处于焦虑之中。于是，萧峰的形象变得半明半昧起来。
在第24节里，萧峰和康敏之间有一段对话，表面看来是萧峰的充满正义性、合乎道德规范性的话语有力地击碎了充满占有欲望和本能情爱欲望的话语。然而细品萧峰的话语行为，我们却读出了一种蕴涵于其中的“辩解”意味。在这里，就仿佛有了一场弗罗依德意义上的“本我”与“超我”的声音的对峙和较量：
萧峰道：“不错，就算你是皇帝，也不见得有什么了不起？我从来不以为自己天下无敌，刚才……刚才那个人，武功就比我高。”（马夫人只是喃喃咒骂）：“你说在无锡城外首此见到我，哼，洛阳城里的百花会中，你就没见到我么？”……“你明明见到我的，可就是视而不见，眼光在我脸上掠过，居然没停留片刻……”萧峰渐明端倪，道：“是了，我记起来了，那日芍药花旁，好象确有几个女子，那时我只管顾着喝酒，没功夫去瞧什么牡丹芍药、男人女人。倘若是前辈的女流英侠，我当然会上前拜见。但你是我嫂子，我没瞧见你，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失礼？……”马夫人恶狠狠地道：“你难道没生眼睛珠子么？……”萧峰叹了口气，说道：“我从小不喜欢跟女人在一起玩，年长之后，更没功夫去看女人了，又不是单单的不看你。比你再美貌百倍的女子，我起初也没去留意，到得后来可又太迟了。”[8]
在这里，萧峰面对康敏的“诘问”竟然丝毫没有显出那种义正词严的威势来，反而显的在听到康敏的话语时产生了“震惊”。他越是要不断地对康敏进行“质问”，就越显得这种“震惊”的当量很大；而他越是在“质问”，就越被康敏挖出心事，使他不断地用大声“斥责”、“呼喝”等形式来“打断”康敏那种有力的“诘问”。
最有意思的是，萧峰身世之谜的揭破也是在康敏的一力谋划下促成的。而萧峰不仅被蒙在鼓里，而且，他的那些看似忠心不二的丐帮兄弟，包括萧峰为之自伤身体赎罪的陈长老，竟然都入了康敏的算中，起来反对萧峰。而且，这个精明老练的江湖领袖又在“寻凶”过程中被康敏再“玩儿一把”。最后康敏临死还要挟了萧峰，使他大违心愿地将康敏抱在怀中，并不得不去“吻”她那充满血污的脸——我们此时就不能不去追问，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为什么在这个“反道德”的、因而也就是没有“话语权”与“合法性”的女子那里碰得头破血流？这本身已经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赋予了康敏如此震慑人心的力量，并使得萧峰在她死后仍逃脱不了这种力量的冲击和捉弄？
在《天龙八部》中，康敏是借着一封信来展开她的阴谋的。依拉康所论，信，在其比喻意义上指的就是一种“既在又不在那个地方”的语言力量。它具有一种结构化的权力，为人物（主体）设计或说准备着他（她）在文化秩序中的位置。那么，作为凝聚着一种文化秩序的象征性符码，“信”的意义就决非寻常了。一封信，“如果置放在历史进程中，就属于历史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能承上启下地发挥自身的作用。所以，信的权力只有当其是历史的权力的显现，或这种权力的寓言式显现时，才有充足的存在理由的。”[9]由此看来，康敏手中的这封信同样也是非同小可的——它所记载的正是一种萧峰的身世之谜，指向的是以宗法意识为背景的整个道德规范和礼制体系。康敏正是因为对“信”中的这种强大的文化力量的利用，才富有意味的将萧峰玩乎于掌股之间。这就可以使我们象拉康似的认识到，萧峰，这个“无所不能”的英雄，其出场角色同样也是被一种象征文化秩序的语言力量所规定的。[10]
一开始，徐长老带来的一封信（是由康敏偷看后转给他的）一下子颠覆了萧峰的领袖地位，使一个数年来为大宋立下汗马功劳、并已经赢得了江湖人众敬仰的英雄立刻变成了人人唾弃的“败类”。这让萧峰感到极大的疑惑与焦虑，并在众人的“看”（Seeing）中丧失了自我。他由此便产生了一种错觉：只有找到这封信及其发信的人才能找到自我，这样，萧峰就只能带着惊异莫名的心情堕入了认同自我的想象态错觉之中（想象界）；丐帮众人难以弄清这封信的真正含义，他们有的对它视而不见，如马大元；有的无法真正触动信中的力量，如全冠清；有的则不能左右这封信反而被它所左右，如白世镜；而大部分人根本无法了解信的意义与力度；他们由于匮乏对自身力量和位置的明确定位，以为掌握着正义与道德而事实上一无所见，于是就只能停留在低能的唯实者位置上（现实界）；只有康敏才不仅“窥视”到这封信的力量，并能对它有效地使用，从而使她具有了一种象征界的眼光（象征界）。正如拉康所说，“恰恰是那封信和它的转手制约着这些主体的角色和出场方式。如果它被‘搁置’，他们就会遭受失信的痛苦。他们将从这封信的阴影下面走过，他们变成信的折光。”[11]所不同的是，这封信并非拉康意义上的一般性语言权力的象征，而是有关个体身份认同问题的文化隐喻。萧峰的故事可以在此简约为一则寓言：一个英雄在荒诞地寻找一封信和它的主人。
在小说中，信的主人已经死去了，而萧峰却误以为这个人不仅活着，而且认定他就是那个制造阴谋陷害他的“大恶人”和杀害他养父母、真父母以及受业恩师的“凶手”。因此，萧峰就象《被窃的信》（The purloined letter）中的警察局长一样，开始了“寻找”信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一无所见。萧峰于是就转换到了唯实者的位置上去了（现实界）。而丐帮等众人则以为已经“掌握”了信的秘密并理解了它，开始对萧峰大力追杀，他们就转换到了想象态错觉位置上了（想象界）。只有幕后的萧远山等了解事件的全过程，象康敏一样操纵着其他人——包括这个似乎能控制任何局面的英雄萧峰（象征界）。“寻找”的过程描写在文本中占了大半篇幅：由于萧峰所追问的对象相继死去，这封信所代表的意义的就不断地延宕到来；并且，由于这封信始终没有给萧峰揭开他要寻找的秘密。所以信的意义也就永远没有到来。这样，拉康意义上的三角结构便在萧峰文本中反复的出现了，似乎在显示着杰姆逊所说的那种制约主体的结构化权力（A structuring power）。在这里，“萧远山”这个名字所寄予着的含义便凸显了出来：“远山”就成了“峰”的一种视野极限，是它隐约在场的定义与规范，象征了那种在一定的文化秩序与道德规范中制约着主体位置的价值体系（实际上，也正是萧远山才是萧峰要找的那个所谓的“仇人”）。
因此，萧峰的尴尬即在于他失去了“父之名”（The Name of Father），从而无法在象征界建构起，或者说重新寻回自我主体：“我是谁？”“我姓乔还是姓萧？”“杀契丹人的乔峰和杀宋人的萧峰哪个才是我？
”于是，萧峰就误以为只要找到那封信就可以揭开身世之谜，寻出真凶，从而逃脱内心的焦虑。
这样，“寻找”的寓言就分裂为两重互相拆解的意指过程：把“寻找”看作是揭开身世之谜的方式，亦即不承认身世问题；而“寻找”又向萧峰暴露身世真相，使萧峰充实的行动变得虚无。用拉康的方式来说，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儿童成为令他厌恶的“父亲”的过程。在雁荡山上，萧峰知道了自己的确是契丹人时，变得异常痛苦起来。新的“父亲”突然出现，并立刻向萧峰“传递”了规范性的信息；而由汪剑通所任的原来的“父亲”（代父）还同样具有着权威和力量。处于两间的萧峰便陷入了无尽的焦虑之中。
于是，萧峰在雁荡山上突然冒出的“复仇意识”就值得我们深思了——这可以看作是萧峰对无意识焦虑的一种逃避：目的明确、行为坚定的复仇活动是遮避生存的无意义感的极为有效的方式。这样，在个人的质疑中，萧峰通过否定自我而事实上又重建了自我。而“为父报仇”正体现出萧峰借用“父之名”去行使“父亲”的权力、克制不愿成为“父亲”的所谓“俄底浦斯情结”的心理过程。在经过这番咬牙切齿的发狠之后，萧峰果然从那种无所栖身的焦虑中“解脱”了出来，一下子“恢复”了他往日艰韧不拔、果断勇毅的作风，一直到他鬼使神差地杀死阿朱为止。
事实上，在两个“父亲”之间的彷徨，究其根源则是因为萧峰这一主体的“身份”的混杂。这种“混杂”所显示的危机不仅是肉体、种族和国籍的归属危机，更是一种价值、角色与文化的认同危机。它的出现有力地拆解了“民族英雄”的神话，以及有关民族历史与形态的宏大叙事。所以，萧峰借助于行使“父之名”而确立起来的“英雄作风”，已经不得不在我们的解读中变成一种假象。而《天龙八部》这部小说对“寻找”的叙事，也恰好没有象其它武侠小说那样，借机构设连环悬念，反而是反复地凸现了萧峰焦虑、痛苦的心态。这就更加容易令我们看清这种假象。
在第十九节中，萧峰偷听到江湖人们对自己的痛骂后变得灰心丧气起来，竟然“霎时之间，不由得万年俱灰。”回房时，阿朱眼中的他“脸色惨白”，就象受了内伤。甚至于阿朱的一句无心的话都使萧峰“突然全身一颤，跳起身来”，痛苦得“双手抱头”。[12]那个“怒金刚”似的英雄在我们面前消失了，一个焦虑的、无助的“小人物”的形象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之中。
三、 悲悼与忧郁症的患者
小说对萧峰的焦虑、痛苦的展示，并非都是在意识文本层面上，而是在无意识文本层面上完成的。就文本的显义而言，小说无疑是在讲述一个英雄如何由个人的身份危机超越出来，达于一种“以天下苍生为念”的境界，甚至以生命的代价实现这一境界。但文本在讲述这个故事时，无意识地重复叙述了萧峰行为动机的迷乱，使萧峰的每一次豪气干云的出场，都蒙着一种无意义感的焦虑阴影。
在萧峰的故事中，大的场面共有九个，而大部分场面又似乎都以萧峰果敢机智的武打为主展开。但是，令人惊讶的现象是，这其间竟然隐藏了萧峰对现实的十余次“误读”。如误会段誉、误发誓言、误入少林、误寻真凶……而这大多数误读又都是因为牵连到个人身世问题而使性情、理智失常的结果。显然，对萧峰而言，一种自我认同的焦虑而不是我们前面所认定的认同的实现，在叙事中无意识地流露了出来，即使这并非文本叙事有意识建构起来的。显然，文本所有意讲述的东西与文本所无意泄露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任何文本都要迎合某种文化言路去构造一个又一个艺术与意义上的“完满体”，而这种完满性又总是要遭到历史或现实的拆解。因此，就萧峰的叙事来说，正因为文本流露的这种焦虑不是意识文本的产物，所以，它作为一个特殊能指，其所指也就必然延伸到文本以外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理解。
从这个意义上看，萧峰形象所指涉的那种焦虑就使他的英雄性格具有了一种“软性形态”。具体地说，作为一个特殊的殖民地——香港的文化想象物，萧峰形象，一方面是作为一种面对西方强势而想象出的历史性英雄，一方面又是在其复杂的身份中显示出无法应答西方强势、并丧失了自我处置方式的现代性焦虑的产物。因此，萧峰的焦虑明显地带有殖民地文化的色彩：即由于个人身份的“混杂性”而导致的个人认同的举步维艰。在金庸的小说中，绝大多数主人公都有自己的“身世问题”，并因为这一问题而相应地衍生出他们的性情。陈家洛与乾隆之间的血缘纠葛使陈幻想用这种关系来解决民族问题；郭靖为父母复仇时总是处在对汉、蒙之间的两难选择之中；杨过对生父死亡之谜的执著寻探；胡一刀等四大卫士的家族恩怨纠缠；张无忌的特殊出身使他既同时在“正邪”两道受宠，又产生一种面对任何选择都怯懦彷徨的性格；还有袁紫衣的冤孽身世、令狐冲的身世不明与面对师父时的无力状态、韦小宝的“杂合”出身等等，无法一一列举的身世现象，形成了金庸小说人物在文化读解的层面上可以相互诠释、互为意义的一个重要线索，也造就了他们极为相似的文化性格。金庸小说的男性主人公都有一种“忧郁症”，显示出生命萎缩和无力的状态。《飞狐外传》中陈家洛一出场，便“脸色忧郁，似有满怀心事”，当胡斐将他误认为满清重臣福康安而与他过了致命的一招后，他“身子微微一晃，随即坐稳，脸上闪过一丝惊讶，立时又恢复了先前郁郁寡欢的神气”。用周蕾的话说，这种现代意义上的悲悼与忧郁症患者“是一个不能克服一件珍爱之物的丧失从而最终把丧失感内化的人。……忧郁症患者异于其他悲哀者之处，就是他显示出一种虚妄的自我贬毁的症状。因为丧失的本身意义对患者来说一直是潜意识的，所以丧失的感觉会向内转，使他觉得他自己完全无用，好象一个不公平的被抛弃的人一样。”[13]对萧峰来说，失手杀死阿朱，破灭了他“复仇”的幻想，从而使他无法用“贬毁他者”的形式来逃脱“自我贬毁”，他也就象那个陈家洛一样远避北疆，成为了一个“悲悼与忧郁症患者”。这就典型地暴露了“萧峰式”的殖民地文化性格：一方面是“为民为情”“拯救民族”的英雄感错觉；一方面又永远存在着一种深深的沮丧感与挫折感。
四、 遭遇历史拆解的寓言形象
于是，一个充满了差异和对立、具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的萧峰，也就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具有复杂的文化意蕴和审美价值。
自鲁迅笔下的“狂人”开始，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就以历史性的激情呼唤着一种救赎力量，自觉表达着独有的乌托邦冲动；巴金《家》中的觉慧和觉新分别从两种相反的方向预示出用“新生”来创造“新时代”的强烈欲望；曹禺剧作里的周萍则在道德合理性与历史合理性之间找不到自己合法性的角色，[14]开始表露出角色转型的尴尬和焦虑，最终以个人所遭遇到的毁灭命运对“五四”新文化工程中为未来中国人设计的、具有巨大魅力的“新青年”形象进行了质疑和拆解；沿着这样的意义线索去看，萧峰形象隐喻性地与上述形象进行了一场意味深长的“对话”：一方面借助于对娱乐文化的“服从”，萧峰形象先“扮演”了一个历史英雄的角色，充满激情地言说着这个世纪所交托给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一方面又在自己的出场方式与行为方式中不得不流露着隐藏于那种理想化冲动里的迷乱和沮丧。于是，萧峰形象在与上述文学形象的对话中完成了一种“终结使命”，有力地阻断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为民众制造“英雄”和“历史新人”的叙事动力。他的出现，表明整个二十世纪民族的英雄幻想达到了极至，又走向了终结，并极为简捷地揭开了“五四”以来蒙在中国文学文本上的意识形态性的面纱，还原了“梦魇般的现实，戳穿了我们对日常生活和生存的一般幻想和理想化。”[15]
换言之，萧峰形象的美学和文化价值即在于它有一种强有力的现实指涉性，用杰姆逊的话说，这个形象的寓言性质即在于：“讲述一个人和个人经验的故事时，最终包含了对整个集体的经验的艰难叙述”。[16]在这一形象身上也就召示着一种现实的症候：西方话语的强势存在与传统父亲的缺席，使中国现代主体丧失了合法化角色，无法完成符合现实理性的自我安置。简言之，萧峰形象同时呈现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性进程的激烈要求和这一要求的历史性拆解，从而使这一人物的所指只有在幻想这个人物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境遇中才能被寻找。
由此，萧峰就既不是古典形态的、具有崇高性的英雄形象，也不是现代形态的、具有悲剧性的英雄形象。他应该是一个当前的、具有无法缝合多种文化冲突的寓言性质的英雄形象。古典英雄普罗米修斯，能够“自觉地走向死亡”，将死亡看作是生命价值的一种升华；现代英雄哈姆雷特，能够洞悉死亡的虚无，从而辨证地用“逼着自己赴死”的方式来实现对生之拷问。在这两种英雄的形态中，前者是建立在古典社会对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以及情与理、认识与意志的和谐化的认定这一文化模式之上的，那种惊天动地的英雄斗争，最终还是要通过人的力量相似于自然的力量形式来实现对个体人的崇高性的认同；后者则建立在工业社会中以全面展开的、人与自然的价值交换形式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上，对个体人的欲求的充分肯定使得他要通过与自然的对抗来实现生命的悲壮性存在。萧峰却试图用死亡的形式来证明个人的文化身份——契丹子民。《天龙八部》第五十节，萧峰放了辽主耶律洪基，便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耶律洪基冷笑一声，朗声道：“萧大王，你为大宋立下如此大功，高官厚禄，指日可待。”萧峰大声说：“陛下，萧峰是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为契丹的大罪人，此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拾起底下的两截断箭，内功运处，双臂一回，插入自己的心口。[17]
萧峰的死异常突然而断然——这一方面是又一个关于英雄的基本品质的叙事：轻生死而重然诺，轻功利而重情义；一方面，这又是萧峰无意识地防御和逃避焦虑的方式：即用死亡来完成自己的臣属地位，把自己统合到一种足以抵挡对自身角色进行质疑的姿态或价值中去。而就叙事的策略言之，“死亡”本身的严重性可以有效地掩盖现实症候——乌托邦的虚无指向，而让一阵突然冒出的悲壮感遮蔽对英雄的拆解和质疑。刘若愚讲，侠的含义即在于首肯一种比生命更高的价值。而萧峰显然违背了这一“准则”：他对死亡的严重性的利用，使他的死亡失去了意义。
一个武侠小说的主人公自戕而亡，这多么违背既定的武侠叙事规范啊，但这种叙事思路却有特殊的功能：即有效地掩盖现实症候。于是，作为一种寓言，它几乎出现在所有金庸小说的人物身上：即作为“准死亡”形式出现的“退隐结局”。金庸用理想化的话语把“退隐”描述成中国古代哲学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淡忘”，说他自己比较喜欢这种境界，就不知不觉地让笔下的主人公走了这条路。[18]但是，这些主人公身份的混杂性和情感空间的不纯粹性，都使我们看到，这些原本叱咤风云的武侠英雄，实际上已经丧失了那种刑天式的悲壮坚韧、屈原式的执著入世和李白式的狂浪奔放，也失去了那种救赎江湖世界的信心和勇气。香香公主的深情熄灭在陈家洛对历史斗争的无所用心中，红花会也因此远走北疆，使其成为无意义的形态；袁承志目睹李自成的退化、李岩与红娘子的死而去了海外——他成了一个在文化与地理的视野中完全消失掉的人物；胡斐、郭靖、杨过这些金庸中期小说的人物，虽然属于那种积极入世的英雄，但仍免不了在无奈中退出江湖；张无忌的优柔与懦弱使他在退隐后都不能安定；而狄云、石破天，一个是有了绝世武功却仍要回到人烟隔绝的雪谷，一个虽练成了惊世神功却连自己的姓名都弄不清；令狐冲毫无振奋的勇气和信念，倘若不是作者及时安排了任我行的“暴死”，他必也葬身恒山了——这个情节的突然性预示了令狐冲的结局事实上是一种“虚假性结局”，它的归隐更接近于萧峰意义上的死；就连韦小宝都要对他处身的世界感到厌倦，逃到了我们的视线以外去了。事实上，同是作为一种文化叙事的现象的“死亡”与“退隐”，在金庸小说中就具有了同等的叙事功能：都是一种命运的终结，都暗示着一种极度膨胀的英雄想象的衰败。
总之，萧峰的故事，终结了“五四”以来用人性和人类的名义对改天换地的新人的文化想象，从而成为告别英雄的文化寓言。当萧峰义无反顾地自戕时，整个金庸英雄叙事中的具有胜利与乐观色彩的侠客们，都被这个动作吓住了——他们立刻惊讶地意识到，是到了他们悄悄谢幕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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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载张京媛主编《新历史注意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页。
[2] 王一川：《中国形象诗学》上海三联１９９８年版。第13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卷一第250页，。
[4] 羊羽：《民国武侠小说鸟瞰》，载《民国春秋》1994年第3期。
[5] 转引自叶洪生：《论剑——武侠小说谈艺录》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6] 同上。第32页。
[7] 梁守中：《武侠小说话古今》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香港）1992年1 月版。第17页。
[8] 金庸：《天龙八部》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946—951页。以下凡引用词书处只注明“《天》页码”。
[9] 王一川：《中国形象诗学》1998年1月版。第173页。
[10]对于信的意义的精彩论述，可以参看雅克·拉康《<被窃信件>的讨论》，载《当代电影》1990年第3期。王一川《语言乌托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王岳川《拉康的无意识与语言理论》，载《人文杂志》1998年第4期。朱立元《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美学》，载《文艺研究》1998年第6期。 F·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三联书店1997年版。
[11] 雅克·拉康：《<被窃信件>的讨论》，载《当代电影》1990年第3期。第54页。
[12] 《天》第734—741页。
[13] 宋伟杰：《身份认同的“混杂”与文化记忆缺失症——管窥金庸的小说世界》，载《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14] 参阅王一川《中国形象诗学》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24页。
[15] 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载张京媛主编《新历史注意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页。
[16] 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载张京媛主编《新历史注意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页。
[17] 《天》第1966页。
[18] 林以亮等：《金庸访问记》，载费勇、钟晓毅：《金庸传奇·附录》1996年1月版。第363—3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