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加里《欧洲教育》，王文融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4.00元
最近4、5年间，断断续续在读兹维坦·托多罗夫的近20年来的著作，恰好前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罗曼·加里的处女作《欧洲教育》（中译本），给我读解托多罗夫的著作提供了方便（当然，还包括先前出版的获龚古尔奖的加里的代表作《天根》等作品）。
在众多的法国现代作家中，恐怕兹维坦·托多罗夫最为推崇的是罗曼·加里及其小说。托多罗夫十分赞赏罗曼·加里作品里所隐含的拒绝善恶二元论的哲学观和历史观。即使在他为2003年再版的《雷蒙·阿隆回忆录》写的序《雷蒙·阿隆和他的〈回忆录〉》一文中，赞扬雷蒙·阿隆坚持反对善恶二元论同时，还两次深情提起罗曼·加里。1在《越境者的思想》（Devoirs et delices，2002）里，说到因为人们对萨特著述的狂热追随，以致阿隆、加缪在法国知识界长期处于孤寂状态，托多罗夫也高度评价罗曼·加里：
当时谁也没有认真地看待他，人们只是把他看作商业性的作家。可是，实际上他不仅是个远远超出萨特那种水准的小说家，而且是超越同时代大多数人所具备的政治智慧的思想家”。2
托多罗夫在1990年代以来的诸多的批判极权主义的著述中批判、分析了善恶二元论，特别是2000年出版的《恶的记忆·善的诱惑》（Mémoire du Mal， Tentaqtion du bien， Enquête sur le siècle）一书中，罗曼·加里也作为该书四大专题——介绍的四位20世纪与极权主义斗争的作家之一，对他的作品中的反善恶二元的理念给予详尽的分析。所谓善恶二元论，就是“把世界上事物分成排他的、对立的两个部分（善与恶）时候经常产生的病症（邪恶），也经常被作为治疗该病症的一种药物。比如，反激进主义自身陷入了一种激进主义。”3他还引用另一位20世纪与极权主义作战不已的作家列维（Primo Levi）的警句来说明：“原先的纳粹分子既不是恶人，也不是英雄，是典型的灰色人”；“世界不能简单地分成黑与白”。4
兹维坦·托多罗夫在该书论及罗曼·加里那部分，如是评述他的处女作《欧洲教育》：
可以说35年的作家生涯中，加里的思想没有重大的变化，他的处女作《欧洲教育》就是因为他自己所说的那不过是“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所以，首战告捷。这部作品先是在1945年年被翻译成英语，而后才在法国出版。这部处女作中有许多惊人的特征。第一，作为1940年至1943年的现役军人写的这部小说，所讲的故事都是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没有直接关系的经验，却是真实的故事。因为这部小说写的是隐藏在维利尼斯郊外的饥寒交迫的波兰游击队员的生活。会使得你想惊奇的是：作者还没有从事写作的日子就积极参加过战斗，但是在作品中既没有把游击队员的精神英雄化，也没有对敌人充满了仇恨的东西。然而，我们却已经可以在作品中看到：加里真正的敌人却正是这“善恶二元论”的精神。35年之后，他在《风筝》里这么说：“黑与白，已经太多了，只有灰色才是人类的颜色！”
完全不是加里不知道《欧洲教育》中所描绘纳粹那种的残虐，也不是他轻描淡写地处理这种残酷，绞刑、强奸、拷打和残酷行为，这些场面他都描述出来了。但是，他拒绝把德国人说成非人类的，认为他们也是普通的人，并不是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人。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纳粹——比如制造音乐玩具的老奥古斯特、或者那投奔游击队的年轻的士兵，当然，不仅如此，特别即使德国人中有过非人类行为的人本身，也没有停止作为一个人的行为，并不背离我们共同的人的本性。他说：“这并不只是德国人的事情，很早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就在我们人类周围徘徊，……，无限地接近人类，渗透到自己内部，人都变成德国人，……再如，有的人变成了波兰的爱国者。”“他们也是人，并没有失去做人资格。”如果邪恶只躲藏在纳粹分子中间，事情就容易多了。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加里发现远比这更加难以忍受的事情：因为自己的行为暴露出所有的人性，既是我们的人性，也是纳粹的人性，要战胜这个恶，比战胜纳粹更加困难。赢得战争的一方只是表面上的胜利者。一边要战胜邪恶，一边看不到实际自身内在的恶。只相信这是正义战争，是为了世界和平作战的人，仅仅是陷入一种幻想之中，只是自欺欺人——加里早就知道这一点。他知道：只要这样的信仰还存在，人性的变化，不是几年，需要几个世纪的岁月。
但是，加里的小说中登场的人物都被没有受到这种启示而走上信仰和平至上主义或者价值观相对主义的道路的。在这个时代邪恶，正是由纳粹来体现的，因此千千万万的人都为这最根本的义务去战斗，必须不抱有幻想去战斗。可是，游击队员自身并不是圣人。他们也不可避免沾染上战争的恶，他们也会像老奥古斯特那样去杀死那个年轻的德国逃兵——不得不这样做。而且，对敌的胜利只能带来瞬间的解放，人性还是继续这样“走”下去。就 像梦见口袋里装有看不见的佳肴，也像不知道疲倦的运输着小树枝的蚂蚁，人类不断地运动——“战斗、祈祷抱有希望和信仰，认为那一定会有结果的啊！”5
兹维坦·托多罗夫赞赏的是加里自身作为二战期间的英雄、自由勋章的获得者，在胜利之后保持的冷静和清醒。加里未曾创作过与自己经历有关的战争题材的小说，只写过如《欧洲教育》那样关于抵抗运动的小说。在他笔下，在这些抵抗运动战士中，都没有出现作为正义的代表的完全的胜利者、“高、大、全”的、近似“神”的那种完美无缺的英雄人物。在他的其他小说（如《风筝》、《天根》）中，也没有这种人物形象。 “《欧洲教育》叙述游击队的故事，也只是关于抵抗运动的一些插曲，而不是战争本身。而且抵抗运动的活动家们，在文中，一次也没有被描绘成超人那样的形象。确实，他们是为了正义作战。他们依然会是骄傲自大或残酷的品行；小说中还出现一个德军逃兵，对希特勒进行暗杀失败后，在那里被抵抗运动的活动家们逼得自杀。”6加里作品隐含了这样的意思：即使德国人的犯罪，也不能轻易地把法国人、或其他受害国家人民简单地还原成英雄。因为纳粹分子也是人，而且他们身上确实具有的非人性的特征。但是，假如我们不承认这种邪恶、这种非人性的品质也是与我们有着缘分，那只能是一种善意的谎言。加里多部小说中塑造的主人翁往往是混血儿出身，寓言着：善与恶常常同时寄寓在同一个人身上，所以，我们判断善恶责任的时候，应该在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上来区分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可是，两者的背后并没有不可超越的鸿沟，所以，我们作为胜利者不能原谅自己曾行使过的恶。托多罗夫在加里的作品中注意到：加里不仅为自己驾驶的轰炸机投弹于敌国阵地时对造成平民伤亡的惨剧感到内疚，在他去世的那年写的一篇短小的文章中，还对此做了长长的说明：“1940年至1944年我在德国扔下的炸弹，粗略地算起来，恐怕可以把里克尔、歌德和荷尔德林扼杀在摇篮里。当然，如果必须再这样做的话，我还会再次上战场。是希特勒的缘故，我们不得不杀人，但是至高无上的正义决不是没有污点的！：”7
他在《欧洲教育》的最后借主人翁扬内茨反省的口气说出了自己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获得的教训：也点明了该书的主题“总有人发动战争，……，这大名鼎鼎的欧洲教育所教给你的一切，是如何找到勇气和正当理由去杀人。”——因为扬内茨曾枪杀了“一个根本没有招惹你，穿着冰鞋坐在冰上”的德军士兵。8
战后，当人们谴责德国百姓当年每天在集中营边上心安理得地工作时，加里进一步反问道：“其实，我们全体也住在集中营的附近村庄里，……相邻的广袤的世界经常是一个广阔的、慢性的进行屠杀的集中营，我们是怎样对待这样的事情才好呢？”9在托多罗夫看来，加里的作品拒绝了塑造单纯英雄的故事，也拒绝了描述单纯的受害者的故事，因为邪恶与善良都不是特种人物的专利品，受害者的尊严并不应该来自他人的同情和爱，而是出自其自身的内部。托多罗夫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在《欧洲教育》看到了人们一般忽视而值得警惕的问题：受害者不该轻易地、自动地获得道德上“善”，不能自然而然作为“善”的化身：
作为胜利者的英雄要冒一种特别的危险，即相信自己与邪恶斗争可以取得完全的胜利，能丝毫无伤地退出战场，相信自己能成为善的化身。对纳粹的战争取得胜利后，谁都能谴责纳粹的罪行；纳粹分子也开始认识到自己成了邪恶的帮凶。胜利者一方，还处在盲目之中，把邪恶封闭在“他人”之中，很难见到自身内在的恶。失去了良心的内疚，难以与品性的邪恶进行苦斗了，因此，加里在1946年就的出结论：“战争胜利了，被解放的是战败者，不是胜利者。”……在《分裂的社会》（1971年）里，另一个人物大卫·卢塞也留下了这样的警句：“值得恐怖的东西是在胜利之中！”10
与加里胜利后的忧虑一样，当斯大林主义在东欧彻底瓦解的时候，托多罗夫没有像圣佛郎西斯科·福山那样欢呼这一胜利：“历史的终结”，而对苏东剧变后的后极权主义世界并不乐观。他认为，因为极权主义体制下，几乎所有的国民都形成“两重化”人格，即使东欧体制瓦解后，这些国家为了体制的转换，还要付出了极大代价。他引用亚当·米奇尼克的话：“最可怕的时刻是在共产主义瓦解之后”。 11
罗曼·加里最担心的是胜利者——原先的受害者会把自己作为正义的化身，以为自己目的崇高就可以不择手段，就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他的其他小说塑造的人物身上，都可以读到这种寓言式的警告。《郁金香》中的的领袖：图利普要创建一支“全体官兵能够证明自己血管里没有一滴雅利安人的血”的现代军队，“马上对来自非洲大地的黑人孩子们移民无条件地开放”，因为这样可以防止“通过逐渐的同化破坏纯粹的黑色人种的新阴谋”。12又如，《天根》中非洲的革命领袖韦塔里，也完全是欧洲同类人物的翻版：“这个黑人与其他所有革命的煽动者一样，他的革命口号也是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自由、正义和进步，可是把几百万人投入劳改营，使得他们在过酷的劳动中死亡”。13再如，小说《白狗》中那条迷路的狗曾受过对黑人发起攻击的训练。路人把这条狗送到狗的饲养场去。饲养场的管理员是个黑人，对这条狗重新进行训练，故事的结尾，这条狗变得只扑咬白人了。《白狗》陈述了这样的主题：作为曾是白人的受害者的黑人，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性急地模仿白人扮演攻击者的角色。影射和分析了1968年马丁·路德·金被害前后高度紧张的美国种族关系。托多罗夫指出这里有个“一次暴力和二次暴力问题”，作为报复的二次暴力往往作为自由的手段能得到人们的称赞，但是，却经常再度导致悲剧，甚至更大的悲剧。14
其实，托多罗夫在他的历史研究著作《法国的悲剧》（Une tragédie française，1994 ）可以说是直接受到《欧洲教育》影响的研究著作，也揭示了上述同一道理，也由此说明真正的英雄，有时却是那些走中庸之道的普通人。该书依照历史文献和采访当时人写成的一个给人深刻教训的真实故事。即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之后，法国抵抗运动游击队占领了中部地区一个城镇，因为遭到亲德的维希政府的武装警察反击，第二天撤退时候，游击队带走了几名警察及其家族——作为人质。武装警察占领了城镇后却扣押了抵抗运动成员及其家族作为人质。因为双方坚持不让步，不断反复报复，人员都损失惨重。经过曲折、反复的谈判，最后才相互交换了人质，可是武装警察与盖世太保一方感到遭到了羞辱的缘故，还另外杀害了大量住在这一地域的犹太人，把他们的尸体扔在深井里。无辜者作出了牺牲。托多罗夫在这个事件中赞赏当时处在双方之间进行调解的人物——维希政府任命的镇长萨德兰——冒着遭到双方攻击生命危险，给双方带去敌方的口信，尽力保障居民生活用品。他唯一的目的要把可能遭受杀害的人数缩小到最低限度，在他看来，最重要的东西是人的生命。他选择扮演的不是充当战斗英雄，而是救援他人的生命的角色。加里《欧洲教育》里的那位卖粮食给德国人的赫姆拉——被游击队员的儿子看作是民族败类，就与维希政府的镇长萨德兰抱有同样的信念：“波兰农民站在我一边，你们的壮举带来什么后果？农民被枪毙，收成被充公，……我没有去炸桥，我只关心不让我的农民饿死。……我夹在他们与德国人之间，使同胞没有挨饿，……但是一个民族的命运是要活下去，不是死得壮烈。”15赫姆拉对儿子说：“当前，每个欧洲国家，成熟的人跟我的想法一样，他们的儿子为了在墙上写‘自由万岁’的乐趣被枪毙。
各国老人却都在捍卫自己的种族。他们更明白事理：重要的是血肉，是汗水和母亲的乳汁，而不是旗帜、边界、政府。你记住：尸体不会唱波兰国歌！”16在小说另一些地方，加里对农民的饥饿困境作了铺垫：因为饥饿，农民出卖朋友一条命换来100公斤土豆；因为饥饿妇女不得不充当德国情报员情妇；游击队员因为饥荒，“袭击抢掠了一些农庄，……农民们仍对游击队员恶眼相向”。17这些对白和情节，刻画了赫姆拉这样一个与德国占领军的合作者——“波奸”——既不黑、也不白的灰色人生。
在更早问世的《面临极限》（Face a l"extreme，1991）一书中，托多罗夫也批评了1944年华沙起义领袖在明知会造成极大牺牲的情况下，依然不惜任何牺牲发动起义的英雄情结；另一方面，赞扬奥斯维辛等集中营里那些极限状态下，在一些普通人身上、在他们看来平常帮助他人的行为中闪射出英雄行为。而这些普通人的英雄行为“并非是根据他人的意见或法律的规定，他们是根据自己能分辨善恶的内心、强烈的良知行动的；他们也不是那种擅长抽象思考、坚持所谓原理、原则的人”。18但是，托多罗夫看到战胜邪恶不只是拥有美好的德行和美好的灵魂，还需要政治层面防卫，那就是兼顾个人自由和共同利益的民主主义体制。19所以，罗曼·加里和托多罗夫都不是不分辨善恶的和稀泥者。后者曾援引西蒙娜·薇依（又有汉译成韦伊的）给《南法记实》杂志一封信强调分辨善恶重要性和作家的责任：
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的陷于不幸时期作家们有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20世纪前半，价值观衰微，不，几乎是完全消亡。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表达了一种完全放纵的陶醉，可就是抛弃了所有的对精神价值的眷恋，投身于每一个瞬间之时，精神沉湎于陶醉之中。作家似乎没有成为道德教师的必要了，可是作家还是有必要表达人类存在的条件。因此对于人类生活来说，对于所有人类来说，似乎无论在哪个瞬间分清善恶都成为不重要的了。文学故意对区分善恶表现出漠不关心，这种背叛其自身的功能，已经不能让人看到它是一种优秀的东西了。20
罗曼·加里没有放弃追求自由和正义，他作为英雄的飞行员——自由法国的空军，出生入死获得自由勋章，但是，他太知道战争也预设了对人类的陷阱；他也不是不想塑造英雄人物，可是更喜欢表达人性的善的其他途径——对弱者的爱，保护弱者。他把弱者看成女性，他房间里镜框里的母亲与他永别的那句话中第一个词是坚强、第二个词是抵抗。所以，他选择被动的抵抗，笔下的人物是抵抗运动的战士。相反，加里心目中把强者、英雄看做与“男子汉”同等的概念——作为同一种价值观的体现——力量、勇气、自我牺牲等等。他反对煽动英雄主义来对付弱者。认为这种显示男性优越的英雄情结与形象，即使在杰克·伦敦乃至海明威那样的美国小说中体现出来时，虽然毒素有所减轻，但是并没有根本消失。21
托多罗夫在《雷蒙·阿隆和他的〈回忆录〉》序言里谈到：“明确区分真和善，拒绝用道德抽象代替对世界的客观认识”。9因为责任来自信念，基于了解客观情况，所以阿隆的“现实主义是负责任的政治，不是屈从政治或犬儒政治。他不放弃自己的理想”。22托多罗夫也拒绝像萨特那样“把这种理想当作理解现实的一个工具”，批判萨特甚至无视苏联斯大林主义的集中营的存在行径，完全否定了萨特从道德教条出发的政治伦理观：
我一直认为1945年至1975年这30年，是政治思想遇难的30年，意识形态停滞的30年，知性为铅做的窗帘遮蔽的30年，这30年间，（法国）所有的言论都是依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教条来判别的，这一粗糙的意识形态，统治了知识分子的世界，拥有很大的权力，其它所有的声音被赶到边缘去。但是，那些声音是决不可以缺少的。23
托多罗夫指出，西方伦理传统中个人道德行为，不是为了公众的赞扬，为了获得他人赞扬的动机出发行为就不是道德行为，所以，道德行为是孤独的、个人的。然而，政治行为就不同了，哪怕为了个人名誉行事的政治家也可以是一个好的政治家。所以在政治领域里就有“善的诱惑”的危险，而且这种诱惑比来自恶的诱惑更加广泛，带来的牺牲者也更多。在这种诱惑下，人们往往不仅在私人领域里把自己当作善的化身，在公共领域里也如此。结果道德选择服从政治目标，不管他人希望与否，强加于他人。24
2007年12月7日《文艺报》所刊《敲响西方文论的警钟》一文作者沈大力惊呼托多罗夫在新著《文学的危殆》（2007年）中“揭竿起义”，突然反戈一击，全盘否定1970年代以来法国文坛流行的倾向：注重单纯的概念讨论，脱离现实生活，具有“形式主义”、“虚无主义”和“唯我主义”三大病理，指责这一潮流近30年来把持了法国教育界和知识界，危害三个世代的公民。就上述引文我们就可以知道，托多罗夫并非“起义”，更不是突然反戈一击。因为作者没有阅读过1990年代以来托多罗夫转向关心历史学、伦理学议题的诸多的著述，依然把他看作一个结构主义的文艺理论家，所以感到突然和惊奇。
雷蒙·阿隆折中、调和了列奥·斯特劳斯的绝对真理论与马克斯·韦伯的价值判断相对主义之间对立与矛盾，提出了人类及其文化不仅是多样性的，还具有共同普遍性的伦理观的观点，对托多罗夫有着很大影响。25这一点在他1970年代以后著述的变化中明显地反映出来，并与上述的反善恶二元论构成了他提倡的人文主义的两大理论基点。托多罗夫在保加利亚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去法国的。在保加利亚，因为顾虑到追究文学本来意义，会与国内正统的意识形态教条发生冲突，所以在法国学术生涯的开始时，从文学的形式研究、特别是俄罗斯的形式主义研究，乃至结构主义研究对他还有吸引力，但是，1970年代后，他逐渐意识到这种形式主义的研究也忽视了文学中另一侧面的东西。起先他还想把结构主义作为一种工具，寻找和研究被遗忘的侧面，后来发现这种研究走入了一个死胡同：其结果“工具”自身也成了研究的目的，通过结构主义这个工具不能到达自己要追求的探索文本的价值、意义——“真实”的高度，懂得也应该注意到研究的主体与自由、责任之间的关系。即使未曾读过近20年以来托多罗夫的著作的话，我们在《批评的批评》（Critique de la critique，1981）中，已经可以看到1970年代中他这一学术观点和倾向变化的轨迹。托多罗夫赞赏哈维尔等在极权主义体制下抵抗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早年在保加利亚就是走的追求纯粹艺术的第三条道路表示反省，他曾列举陀斯托耶夫斯基所做的一个比喻：
里斯本遭到地震，在四起浓烟、物成灰烬的第二天，有个诗人还只在吟唱莺歌燕舞、小桥流水的话，那么这个诗人将会遭到很不幸的命运吧！这种场合，恐怕即使这个城市的居民会把他处刑，也不会遭到谴责吧！26
因此，托多罗夫认为文学家、历史学家和其它社会科学学者为了捍卫民主主义，不能置身事外，基于人类的共同的道德准则，要面对现实生活，挺身而出发扬人文主义精神提出批评。他赞成哈维尔的说法，那样的社会中，个人都成极权主义共同犯罪者，“人人是囚犯，同时人人是看守”，因此有人认为只是社会体制的“邪恶”，社会中个人都是“善良”的想法，是不真实的——全体成员都遭受到了污染。27因为人类对死亡本能的恐惧远超过追求真理的勇气，所以，“极权主义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也不能在避免这种污染。当然，在极权主义的夜色中，并不是所有的猫都是同样灰色的，最低限度地奉献与热心工作、卖身投靠之间还是有区别的。”28他认为，虽然朱利安·本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1927年）“因为有选择地利用历史，所以与某种意识形态的偏见一样，导致了错误分析”，但是该书的很多地方，至今仍不失其力量和正确性。他说：本达批判同时代所有的圣职者——知识分子，不是批评他们放弃行使教权的作用，而是因为他们选择了替代普遍的要求的个别的（民族、种族或阶级的）要求、替代精神价值的物质欲望、替代严密理性手段的直观模糊的手法，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理想追求的内涵。换言之，他们背叛了与“世俗人”相对立的他们的同一性。最后，因为现实主义的理想不能实现，他们与“世俗人”混为一体。29
托多罗夫在《历史的道德》（Les morales de l"histoire，1998）一书最后一段，发出呼吁，希望有更多的批评知识分子出现：
批评的知识分子并不满足于其所处的社会，对社会提出呼吁，尝试逼近该社会已经确立的所要追求的共同理想。他们不是置身在社会外部评判社会，而是要恢复社会已经失去的这些原则的强度。他们要实现的既不是激进的革命，也不是向过去回归，而是要找回已经逐渐消亡的理想。这种努力并不是他们的权利，而是他们在民主主义社会中所处地位赋予他们的义务。30
他还指出这种知识分子的形象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是西方传统中最初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苏格拉底就是其中一位：
不服从权力，也不是对公共生活毫不关心的苏格拉底，提到自己作用时说，是神让自己附属于城邦国家，犹如一匹刚毅的马配用了鞍鞯后，反而因为沉重变得迟钝，需要虻给与它刺激，自己起的就是为了这样作用，神让我依附城邦国家，批评你们每个人，让你们奋发、觉醒，无论在什么地方，日复一日，一刻也不敢懈怠。在社会中，发挥如同虻那样的作用，如果知识分子都不怕遭受苏格拉底那样的命运的话，那么，这就能在现代社会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31
注
1，雷蒙·阿隆著，《雷蒙·阿隆回忆录》，杨祖功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13-14页。
2，ツヴェタン・トドロフ（Tzvetan Todorov）著，小野潮译：《越境者の思想》（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2006），185页。
3，ツヴェタン・トドロフ（Tzvetan Todorov）著，大谷尚文译：《悪の記憶・善の誘惑 : 20世紀から何を学ぶか》（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2006），279页。托多罗夫2007年1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演讲题目就是“恶的记忆、善的诱惑”。
4，ツヴェタン・トドロフ（Tzvetan Todorov）著，《極限に面して》（Face a l"extreme，1991），宇京頼三译（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92），301页。
5，同注3，307-309页。
6，同注3，310页。
7，同注3，312页。
8，罗曼·加里著，《欧洲教育》，王文融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203页。
9，同注3，313页。
10，同注3，313页。
11，同注3，67页。
12，同注3，313页。
13，同注3，313页
14，同注3，314页。
15，同注8，79-80页。
16，同注8，81页。
17，同注8，27页。
18，同注4，278页。
19，同注4，271页。
20，ツヴェタン・トドロフ（Tzvetan Todorov）著，《他郷に生きる者》（L "homme Depayase，1996），小野潮译（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2008）, 173-174页。
21，同注3，312。
22，同注1，15页。
23，同注2，184-185页。
24，同注3，281-282页。
25，ツヴェタン・トドロフ（Tzvetan Todorov）著《歴史のモラル》（Les morales de l"histoire，1991），大谷尚文译（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93）, 302-318页。
26，同注20，172页。
27，同注20，25-47页
28，同注20，172页。
29，同注25，331-332页
30，同注25，332-333页
31，同注25，3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