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针对我国传播学发展的现状以及传播中的区域间不平衡现象，本文采取后现代的研究姿态，引入区域分析的方法，提出了建设区域传播学的基本思路，并对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基本内容、主要概念、研究方法等作了初步论述。
伴随着传播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传播学者的豪情不断生长，有学者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传播学引领风骚的世纪。的确,50年间传播学的迅速成长和信息化时代到来的现实背景,都为传播学的腾飞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传播学，包括中国的传播学研究，面临着一些问题，自身需要深化发展。中国传播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中国的传播研究基本上是基于简单照搬西方传播理论的“宏大叙事”的现代性传播研究，研究的目的往往在于普适性知识的获取，这种研究取向造就了传播学“上不及哲学之深刻，下不如新闻学之实用”的尴尬境地，加之传播学的西方血统，更让人常常感到，它在中国有水土不服之弊。本文认为，顺应全球性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潮流，我们有必要对现代性的传播研究进行一点后现代的矫正：从对普适性知识的诉求更多地转向对特定性知识的探索，从“放之四海而皆准”（有时又难免“大而无当”）的宏大叙事转向更富信息量的小型叙事，从对传统的“主流——中心”研究走向天地更为广阔的“边缘”研究，用新型的传播学的理论之光照亮那些尚未被人充分觉察的领域。基于此，本文认为，引入区域分析的方法，发展区域传播学，是实现传播学的“后现代化”，深化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
1. 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采用的区域分析法
区域分析（Regional Analysis）是从空间的角度对地表组成区（区域）的各种现象进行分析的一种方法，于20世纪30年代由地理学者创立，日益为各种社会科学研究所采用。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现在，区域分析“已不仅仅是社会科学中几个相互竞争的范式或方法之一;它已成为研讨各种社会复杂等级关系的公认方法。”[1]
区域研究最早出现于地理学中。17世纪，出现了以区域为对象的地方地理学和小地区地理学。19世纪后期，地理学开始形成地文、人文、区域三大分支。20世纪30年代，一些地理学家，尤其是W?克利斯塔勒在J?H?VON屠能的理论基础上创立了区域分析法。在W?克利斯塔勒之前，区域研究始终是作为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中心内容和主要方法，地理学家把区域定义为由地形特征形成的自然系统。但W?克利斯塔勒在分析了人类聚落或中心地点的相对规模、区位和等级关系后认为，“区域是按社会关系和组织原理组成的系统。”[2]他的区域分析以此为基础，认为“地区内的社会关系构成人类环境的各种不同的方式。”[3]G?W?斯金纳将克利斯塔勒等人提出的区位原理用于分析中国的农村市场体制和社会关系，认为可以将区域分析用来直接研究社会和文化现象。在斯金纳的推动下，许多人类学家不仅将他们的分析由经济问题推广到区域的各种社会和文化的新领域，而且进一步发展了某些新的分析原理。一些社会科学学科将区域分析纳入本学科的方法体系，并进而转化为一门分支学科。以“社会区域的种种社会经济现象和文化现象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区域社会学、“研究语言地域分布或方言地理分布”的区域语言学、“研究特定区域的民俗文化”的区域民族学（欧洲区域民族学）等新兴学科均在这一时期正式形成，经济学更是较早地表现出与区域分析千丝万缕的联系，区域经济学的滥觞即可追溯到1826年屠能的区位理论。文化学研究的视点也受到区域分析极大的影响，“文化区域”、“区域文化模式”、“区域共同传统”等文化学中常用的概念莫不是二者间联系的证明，如吴文藻先生在介绍文化人类学学派时曾经提到：文化区域“这概念在人类学史上，并不是一个新发明，以前已经说过，这概念是由巴斯堂的‘地理省区’概念蜕化而来的。”[4]区域分析的基本原理已经逐渐深入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它在特定地域条件下对各种关系作集中考察的研究方法，避免了大范围的资料搜索和概括，有利于获得详细丰富的局部资料，在局部研究上取得质的突破，这都使社会科学研究受益。并且由于区域分析在个别区域研究上的突破，使其成为在更大区域范围内进行比较研究的前提和准备，它是以研究对象的综合性为特质的社会科学不可缺少的认识路径。
作为社会科学分支之一的传播学，其研究客体――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本身便体现出整体与部分的辩证统一：传播，既是一种大地理圈――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共有的行为，又是具体地在大地理圈各个节点――区域范围内展开的社会行为。相应地，传播学也应该具有两部分对等的研究内容：整体传播学和区域传播学。前者以整个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规律为研究对象，是共性研究，普遍性的研究；后者以具体传播区域内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规律为研究对象,是个性研究，特殊性的研究。社会学、语言学、民族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中区域研究方法的成功运用已为区域传播学的建立和展开提供了良好的范式指引。
2、发展传播学
发展传播学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大众媒介迅速扩展到欠发达国家，美国社会学者们开始关注和探讨媒介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由D?勒纳、W?施拉姆、E?罗杰斯等创立。发展传播学致力于大众传播（或者说大众传播媒介）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关系研究。由于其现实指导意义，不仅在美国的本土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许多发展中国家也积极加入探讨并形成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在其理论进程中，大众传播与其作用场的关系呈现出多维度的伸张，政治经济、大众文化、社会公平、个人发展、乡村发展、和平与安全等议题都逐渐被纳入发展传播学的研究范畴。在当代，美国发展传播学又出现了“从强调物的发展到强调人的发展，从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到人际间的和可供替代的传播网络的重要，从对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各持一端的做法到强调传播与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结合，等等”[5]这样的新趋势。发展传播学与社会各项要素的钩连越是多维，越是表明：传播与发展的关系是具体的。这种具体体现在任何的发展都是一定区域范围内各项具体发展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作为发展要素之一的传播是一定区域范围内各项传播要素相互作用的外在表现，传播受制于具体要素和条件，传播对于发展的作用也是具体多样，因地因时而异的。只有这样，才能解释30多年前发达国家以西方发展传播学为纲，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推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的作法遭到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忽视了传播与发展的区域性条件的具体研究。如果说发展传播学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传播力量不平衡――二战后大众媒介由之前的为西方“独享”到开始在欠发达国家使用，西方学者们才对考察大众媒介能否促进技术和发明的扩散、加速社会发展产生兴趣，那么时至今日，这种传播力量不平衡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不仅世界范围内存在传播力量不同程度的落差，一个国家内部也存在不同地区间传播力量不一致的现象。而在当前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空间、海洋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代背景下，传播力量的不平衡将会成为发展的日益明显的掣肘。如何尽可能地缩小传播差距，求得传播与发展的最佳关系状态将是传播学面临的一项现实任务。
在我国，由于经济的历史的原因，区域之间存在着各种不平衡发展的现象，在文化与传播方面亦然，特别是在我国东西部之间就存在着明显的传播不平衡现象。在“西部大开发”的历史背景下，我们更有必要在学理层面对东西部传播不平衡现象加以深入的研讨，以推动西部地区新闻与传播事业的发展。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将区域分析的观点引入传播学，建立和完善区域传播学，以区域为立足点来研究传播现象，探寻特定区域的传播规律，在此基础上建立有效的“传播――发展”机制。
学科的分类应以每一门学科专门的客体和方法的结合为根据。区域传播学取得独立的学科地位，其要件之一就是其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区域传播活动。从传播学发展历程来看，传统传播学都是以人类社会的整体传播活动作为研究客体。尽管这一学科发端于一战期间美国的政治军事需要，其理论形成过程也是研究者立足于本土实证研究的理论积累，在理论来源上体现出材料数据的本土性――也即地域性，但其理论成果通常被作为一种普遍原理得到确认。直到二战之后，“来自西方的发展传播学理论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实践中受挫。”[6]传播学研究忽视个性的缺陷才被有所认识。“这些理论在实践中并不是都能实现，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考虑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时没有根据各国的具体国情，经济发展水平、传统观念、政治体制、生活习惯等多方面的因素都使这种作用有所偏离。”[7]这种所谓各国国情的差异，如果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审视，实际上就是一种“大区域”差别。（大区域的提法是为了有别于区域传播学的中心概念之一“区域”――以国别为界，限于一国内的小区域。）只是这种大区域差别的内涵经常被集中于国际政治、经济、信息力量对比的范畴内论述。区域传播学就是要实现普遍研究的“回落”，具化区域传播问题――以“区域”为依托，以“传播”自身为中心，所有的理论探讨都在这两个基础上展开。并且，依照传播学研究以大众传播学为基础与重点的学术习惯和同样为了避免研究内容过于宽泛而导致理论成果大而无当，特将区域传播学中“传播”一词的内涵限定在大众传播范围内，略去区域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等其它传播形式。因此，对区域传播学研究对象的完整表述应为：区域大众传播活动。（“区域”在本文中有严格限定的外延，详见下文“区域”概念。为行文方便，下文中依然以传播指代大众传播）
那么，区域传播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应该包括：（1）区域传播学的基本理论；（2）区域传播各项条件的分析研究，如区域的地理位置、社会历史、经济条件、技术发达程度、传播者、受众素质等；（3）区域传播与区域经济、文化等的互动关系；（4）区域传播差异和区际联系；（5）一国整体传播与区域传播的相互关系；（6）区域传播策略，即如何突出区域特色，利用区域优势，繁荣区域传播等。
三、区域传播学一组基本概念的界定――区域、传播区域、区域传播
区域 “是一种学术概念，是通过选择与特定问题相关的特征并排除不相关的特征而划定的。”[8]各学科从各自的学科特性出发，对区域概念作出了不同的界定。地理学上将区域定义为“地球表壳的地域单元”[9]，社会学将区域定义为“具有同质的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特征的一个较大地区”[10]，文化学上的区域是“有内聚力的地区”[11]，在经济学的观点看来，“区域是人类经济活动及其必需的生产要素存在和运动所依赖的‘载体’――地域空间”。[12]并且各学科内部对区域所下的定义也是多样的。英国地理学家罗伯特?迪金森在60年代对区域概念的总结表明了区域的多层的内涵：“区域概念是用来研究各种现象（物质的、生物的和人文的）在地表特定地区内结合成复合体的趋向的”。[13]
区域可根据不同的标准作多重划分。从其特质上分，可以分为纯地理区域和人文区域。人文区域又可分为政治区域、经济区域和文化区域。从地表空间构成上，区域可作多层划分，有跨国区域、跨省区域、跨市镇的区域，基准下行，还可作更小层次的划分。社会科学中常用的区域内容有民族、文化或语言区，工业区或都市区，经济区，行政区以及国际政治区域等。
区域传播学中的区域在内涵上更偏重于经济文化区，在外延上限定为一国范围内的区域研究。这样的外延限定有利于缩小“包围圈”，确保理论研究的深度。如上文所及，区域的外延有多种层次，这正是区域传播学学科潜力所在。但作为一门较新的学科，应该有一个较小而具体的学科生长点，我们认为一国内部的区域传播问题是一个合适的研究系统。并且，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看，在我国，区际传播差异已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日益显现，不容忽视，区域传播学应是传播学理论研究与传播学面临的实践要求间一个较好的结合点。此外，在“国”以上的区域范围内，传播学的研究已对其给予了相当关注，以国别为界的各国传播研究（含比较研究）、东西方传播差距问题研究、信息新秩序的论争，
实质上都是大区域传播问题的衍射。而对一国内部传播的区域差异研究，至少在我国传播学界还较少涉及。提出区域传播学，并将其首先立足于我国的区域传播研究，也在于期待能为我国传播学研究走向深入提供一个新的视点。
传播区域 系指由人的传播活动（或由大众传播活动）所形成的，具有特定的地域构成要素的社会综合体。借鉴经济学中对经济区域要素的分析，我们认为，传播区域的构成要素有：传播中心、传播腹地、传播网络。传播中心是指大众传播生产和流通的集散点。通常是文化经济传媒事业较发达的中心城市或城市中心，强势媒介汇集，媒介产品在此产生，向外扩散，并由于此地受众相对较稳定的接收习惯和较高的接收水平，媒介产品在此“热销”，传播表现出一种质上的繁荣。传播中心具有多层次、多等级的特征。传播腹地指传播中心影响和辐射的地域范围。通常是中心城市的周边郊县或城市中心相对的城市外围，以传播中心生产的媒介产品的消费地区的身份出现。对应于传播中心多层次、多等级的特征，传播腹地也表现出多层次和多等级的特征。传播网络是指传播活动各项要素间的联系脉络和这种联系的实体依托。在三种层次上表现出来：第一，传播网络表示传播活动得以进行的物质渠道，如电视线路、报纸发行依靠的公路、铁路等；第二，传播网络表示传播活动的系统，这种系统的基本构成是传播中心和传播腹地间的信息交往；第三，传播网络表示传播活动的组织，这种组织的基本构成是传播中心和传播腹地间形成的具有内在联系的信息传递机构，如我国中央――省－－市――县这样的电视网结构设置。
传播区域的类型在本文中仅作三个层面上的划分：第一种是按照与行政区的相对关系，分为错位区和重合区。前者指边界未与行政区重合的传播区域；后者指边界与行政区重合的传播区域。这一组划分的意义在于，作为一项多要素社会综合体的大众传播，当一国与传播有关的政治条件在各地均相同的时候，其成果往往受制于该地的经济文化条件，而这种经济文化条件又与行政区划有密切关系。第二种划分是根据区域传播的发达程度，将其分为发达传播区域、欠发达传播区域和不发达传播区域。这一划分对应于现实存在的传播不均衡现象。第三个层面是根据区域文化特色对传播区域作出划分，如巴蜀传播区、湖湘传播区、京城传播区、闽南传播区……等等。我们认为大众传播是一项社会文化行为，其若干方面如传受关系、传播内容尤其是传播风格上都会打上深深的文化烙印，按照文化特色来划分传播区域，或许可以将区域传播研究引向深入。
区域传播的构成要素分为实体性要素和非实体性要素。实体要素有传播者、受众、传播媒介；非实体要素有区域文化基础、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和区域传播体制。各要素相互制约。区域经济技术基础和文化发展水平是根本决定力量（建立在一国范围内意识形态统一的前提下）。前者直接决定受众的接收习惯和接收观念，间接决定传播者的具体的传播手段；后者决定媒介技术水平，与媒介技术水平一道从硬件方面制约传播，并由于经济发展对文化发展的作用，也决定着受众的接收观念和传播者的传播观念，决定传播体制是开放型的或封闭型的，从而从两方面――技术和观念制约着区域传播的水平。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区域传播学应遵循社会科学普遍的方法论原则，如实践原则、系统原则、发展原则、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原则、全面性原则等。此外，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区域传播学又应具有自己特有的方法论原则。
1．传播具有可比性原则。我们认为，传播活动的地域性是传播具有可比性的现实依据。由于区域自然、经济、人文环境的差异，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效果、传播与其他社会要素间的关系在区际间表现出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可以以具体的指标来表示。作为一项具有高度综合性的社会活动，大众传播自身表现出纷繁复杂的结构和运动形式，难以对其作出准确、确定的描述，大众传播学始终未对这一活动作出明确的再细分，即证明了对这一复杂系统的认识选择切入角度的困难。比较研究是把彼此有联系的事物以一定标准加以对照，确定其异同，在此基础上对事物分类的一种方法,这种在共性前提下寻求个性的方法，也正是达到对事物本质认识的途径。英国学者汤因比提出了“文明社会具有可比性”这一方法论原则，并据此区分了文明的26种形态，从而将对文明的认识大大推进一个层次。传播学研究中的这种学术思维早已有之，如施拉姆提出的四种传播模式即是从体制角度对传播的比较研究，比较新闻学已经诞生，比较传播学的学说也已出现，但始终未将其作为一种本学科方法论原则确立下来并得到应有的发展。本文提出的区域传播学可以说是从地理学的视角对传播现象进行比较研究的一种尝试。
2．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注重实证、定量研究的原则。
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现实状况来看，基本上是定性与定量、思辨与实证相互共存，定性的、思辨的研究为主流的局面，还有不少研究是处于描述感受与介绍、注疏海外研究成果的阶段，实证、定量研究缺乏已是学界共识。区域传播学是一个现实指导性较强的应用型学术架构，有大量生动鲜活的研究素材，必定要紧密联系实际，注重研究中的实地采样和实证分析。还可借鉴经济学中较为成熟的建模机制，尝试构建区域传播模型。并且以计算机应用和多媒体推广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变革，尤其是计算机网络化发展，都为实证手段的运用提供了现实的技术支撑。这些都是区域传播学加大定量研究力度的客观基础和要求。当然，在定性与定量的关系上，应该始终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
3．封闭性研究与开放性研究相结合的原则。
区域传播学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对区域传播问题的具化和深化，这必然要求在研究中以区域作为独立的研究单元，体现出某种封闭性。但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区域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区域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互联系，尤其是“由于知识经济时代的特点和资源、环境内涵的改变，区域的边界在空间上也将出现模糊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虚拟市场的形成以及数字地球逐步建立，使得区域空间大大拓展，区域间的空间距离大大缩减，而且传统区域间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的相互利用，使得区域相互渗透、区域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14]传播区域的情形也是如此。因此，没有对区域传播的深刻认识，任何对整体意义上的传播的认识都是不全面的，同样，不考虑全局背景，任何对于区域传播的认识也是不全面的。区域传播学的研究必须坚守系统论中的整体性原则与动态开放性原则，封闭性研究与开放性研究二者并重，不可偏废。
[注释]：
[1]《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2月第1版，P640。
[2]《社会科学新辞典》,重庆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P691。
[3]《社会科学百科全书》，P639。
[4]《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P62。巴斯堂是一位哲学的人类学家。吴先生说他对文化人类学的贡献即在于提出了“原始观念”、“地理省区”、“民族思想”这三个概念。“地理省区”一词在文化人类学上为他首创，但这个概念显然是从地理学的角度提出的，因为在论及三者间关系时，吴先生概括为“人类的‘原始观念’在限定的‘地理省区’范围内受到了物质环境与历史接触的交互作用，而变成‘民族思想’。 ”
[5] 殷晓蓉：《当代美国发展传播学的一些理论动向》，引自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2000年第2期，P30。
[6][7] 王旭：《发展传播学的历程与启示》，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2000年第2期，P13。
[8]《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8月1版，P50。
[9]陈必定：《区域经济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P2。
[10]《社会科学学科大全》，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P256。
[11]《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8月1版，P50。
[12]张敦富等著：《知识经济与区域经济》，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P53。
[13] 迪金森,《近代地理学创始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11月第1版，P202－203。
[14]李建平：《对知识经济时代区域研究的思考》，引自人大复印资料《地理》，2001年第2期，P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