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中文系，北京 100089)
[摘要] 艺术良心是创作主体艺术人格的重要体现。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实践表明，艺术良心，是一切真正的文学创作的一块须臾不可离开的“通灵宝玉”，是一个优秀的创作主体的审美与道义的源泉。所谓艺术良心，就是对生活、对人民、对正义、对艺术的忠诚与热爱，就是以生活为源泉、以人民为上帝、以正义为号令、以艺术为生命的自觉与选择。
[关键词] 艺术人格；艺术良心；“郭沫若现象”；“巴金现象”；“通灵宝玉”
作者王东成，男，1949年生，吉林省白山市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写作、文学理论、文化等。
文学艺术是人类精神中最情感化、最道德化的一个领域，直接诉诸人的情感与良心。伟大、杰出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常常被誉为社会的、民族的良知与良心，人民的、艺术的赤子与圣徒，譬如，鲁迅被中国人誉为“民族魂”，列夫•托尔斯泰被俄国人誉为俄罗斯文学“伟大的良心”。因此，艺术良心之于文学创作，同社会生活之于文学创作一样，是一切创作主体的又一块“通灵宝玉”，是一个优秀的创作主体的审美与道义的源泉。
所谓艺术良心，就是对生活、对人民、对正义、对艺术的忠诚与热爱，就是以生活为源泉、以人民为上帝、以正义为号令、以艺术为生命的自觉与选择。
一个创作主体，有了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就必然热爱生活、深人生活、忠于生活。严肃的、有品位、有艺术追求的作家、诗人、艺术家，没有一个是轻视生活、冷漠生活、脱离生活的。而那些轻视生活、冷漠生活、脱离生活的所谓“作家”、“诗人”、“艺术家”，大都是很少人格操守和艺术追求的人。巴金、曹禺等不从生活出发，不尊重自己的艺术感觉，为了紧跟政治形势而创作《团圆》，为了完成有关方面下达的“表现蒙汉人民的大团结”的任务而“古为今用”地编造《王昭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作家、诗人、艺术家的艺术良心在政治压力下的扭曲。
一个创作主体，有了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就必然具有强烈的“草根意识”和“大地情怀”。他必然尊重、热爱养育自己的、坚忍地承载着历史苦难与重负的或高贵或卑贱或睿智或庸常或超拔或平俗或荣耀或屈辱的人民，终生置身于以普通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生活中，以赤子之心，体验人民的哀乐，谛听人民的呼声，触摸生活的脉博，探索人生的真谛与人类心灵的奥秘；他必然坚信“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惟一判断者”[1]，从而信任读者，尊重读者，虚心、诚恳地听取和采纳读者的批评与建议，全心全意地为读者创造高质量、高品位和最需要、最喜欢的艺术作品。
一个创作主体，有了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就必然具有浩然于胸、沛乎天地的道义勇气。他必然摒弃“瞒和骗”，视“写真实”(生活的、心灵的)、“说真话”(思想的、情感的)、歌颂光明、鞭挞黑暗、激扬真善美、批判假恶丑为义不容辞的天职和莫大乎此的殊荣。他不会在社会邪恶、人民苦难面前装聋做瞎、默不作声，更不会因为怯懦和一己之私利而违心地随波逐流或为虎作伥。他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不媚权，不媚俗，不媚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疾首砭时弊，挥泪书民情”，敢于肩起黑暗的闸门，敢于踢开地狱的大门，“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人们常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其实，“铁肩担道义”常常是“妙手著文章”的必要前提。
一个创作主体，有了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就必然以一颗热忱、虔敬、肃穆的圣徒之心，奉艺术为生命、为信仰。他尊重读者，尊重观众，尊重市场，尊重某种现实需要，但是，同时更尊重生活，尊重历史，尊重艺术，尊重自己的艺术感觉，既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又宁可违背、违反自己的同情和偏见，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地追求艺术真实、艺术价值，以艺术真实、艺术价值为最高乃至惟一的选择。“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孟子•告子》上篇）创作主体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也有名利之心。但是，一个具有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的创作主体，绝不会把自己的创作仅仅视为“稻粮之谋”与“名利之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此其一也。另外，在“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时候，他宁可舍“稻粮”、舍“名利”，而取艺术。根本上说，他是把自己的作品视为自己的精神之子，视为自己的生命的永生的雕像。果戈理说：“我宁可因饥饿而死，也不愿发表那没有分别的、不加思考的作品” [2]，正是因了这种对艺术的赤诚，他才在临终前将自己精心创作的《死魂灵》的续篇付之一炬，决不让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流传于世。李白曾“前后三拟《词选》，不如意，悉焚之，惟留‘恨’、‘别’赋”（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第12 卷）。我国古代有些艺术家以重金买回自己早年散落于世的不成熟、不满意的作品，将其付之一炬。杜甫一生反对“轻薄为文”，“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古今中外的伟大、杰出的作家、诗人、艺术家无一不是具有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的人。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为他们创造伟大、杰出的艺术作品提供了重要的人格资源。
凭靠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生前寂寞多多、身后繁华滚滚的苦难的梵高，创造了《向日葵》、《星夜》、《开花的果园》、《夕阳和播种者》、《收获景象》、《阿尔的吊桥》等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
凭靠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俄罗斯文学的“伟大的良心”列夫•托尔斯泰，“以巨大的力量和真诚鞭打了统治阶级，十分明显地揭露了现代社会借以维持的一切制度——教堂、法庭、军国主义、‘合法’婚姻、资产阶级科学——的内在虚伪”[3]，“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4]。
凭靠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在当时惟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于是，他便“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把“他心爱的贵族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对他们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对他们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相反却“经常毫不掩饰地”赞赏自己的“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更是艺术良心的最伟大胜利之一。
凭靠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浪漫主义伟大作家雨果，在路易•波拿巴政变后流亡异国整整十四载。他坚决不承认第二帝国，虽然政府多次宣布大赦，许多名流纷纷返国，波拿巴也频频向他暗送秋波，并许以重金高位，但是他坚决不受“招安”，在凄风苦雨中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直到第二帝国垮台，才启程回国，当时受到巴黎数十万市民的欢迎。雨果曾说：“因为我是维克多•雨果，如果战斗还剩下最后一个战士，那必定是我!”
凭靠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具有草根意识、大地情怀、悲悯与反抗精神的俄罗斯与前苏联的作家、诗人、艺术家，从“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到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时代，从普希金、别尔嘉耶夫到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一直在严酷的专制压迫下坚持“本土流亡”和“异地流亡”，坚守人格独立、人生信仰、社会责任和艺术追求。他们在长满荆棘的大地上和人民一起跋涉；他们在凄迷的风雨中把带血的纤绳勒进自己的肩膀，拖着民族的命运之舟前行；他们在没有星光的寒冷长夜把自己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泰戈尔语)，照亮人民前进的道路；他们迎着暴风雪手挽着手走向西伯利亚，为人民与艺术殉难和承受苦难。他们是人民的赤子，是艺术的圣徒，所以，他们才能在那么黑暗、苦难的岁月里，创作出《叶甫盖尼•奥涅金》、《死魂灵》、《父与子》、《复活》、《撒旦起舞》、《我们》、《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等伟大、杰出的作品，创造出永远令俄罗斯人骄傲与自豪、令世界各民族尊敬与羡慕的俄罗斯文学。
凭靠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伟大的“民族魂”鲁迅，“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他“从别国里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抗议、鞭挞“屠伯们”和“鸣鞭者”，警醒庸众，疗救国民性。他的一声声悲怆、激越的呐喊，化为明亮的北斗，永远指示着中国新文学发展前进的方向。
杜甫是一个被儒家文化塑造得极为完美的文人、士大夫。但是，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使他的一些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儒家文化的突破与超越。他的创作不仅表达出对黎民百姓的深切同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和超越了儒家的“节用爱人”和“民为贵”的思想。文学创作中，他接近、喜欢劳动人民，广泛地反映生民的痛苦生活，大胆而深刻地表达生民的思想感情，甚至愿为广大生民的幸福牺牲自己。他从心眼里掏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赴奉先咏怀》)、“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样滚烫、亲切、沉痛的诗句。这种沉郁的情感和“宁苦身以利人”的精神境界，是“惟歌生民病”和“推身利以利人”的“讽谕、闲适、感伤”的白居易的创作所远远不及的(白居易《新制布裘》诗云：“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他的创作不仅表达出对祖国的无比热爱，而且还在一定程序上突破和超越了儒家的严“华夷之辨”，热切呼唤与邻族和平相处，反对杀伐，非常珍视民族间的和睦关系，批评朝廷对这种关系的破坏。“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新婚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样燃烧着爱国赤诚的“泼血如水”的诗句，以及“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兵车行》)和“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前出塞》)这样呼唤和平与安宁的“反战”诗章，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弥足珍贵的文字。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使本来就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宽阔的天下意识的他，创作中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和超越了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思想，表达出不管穷达，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兼济天下，都要谋其政的愿望。尽管“身已要人扶”，然而他却说“拔剑拨年衰”；尽管“万国尽穷途”、“处处是穷途”，然而他却写下“不拟哭穷途”、“艰危气益增”这样穷且愈坚、不坠青云之志的诗句。杜甫具有明显的忠君思想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但是，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使他的创作超逸于一般文人士大夫的情怀。他的创作不仅更多地从爱国爱民出发，而且深刻而辛辣地揭露和讽刺贵戚权臣的骄横腐朽、荒淫奢侈，写下了《丽人行》、《冬狩行》、《三绝句》等诗篇，发出“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的严正呼声。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以卓越的胆识，直接抨击和讥讽皇帝的罪过，写下有名的《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大块文章”，留下了“唐尧真有圣，野老复何知”、“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等直接讽刺皇帝的诗句。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使杜甫的诗歌表达了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几乎难以超越的进步思想和美好情怀，这些进步思想和美好情怀是杜甫诗歌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篇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我国文坛的一个大悲剧，就是创作主体的艺术良心的泯灭与拍卖。这个悲剧虽名流大家亦未能幸免，其中的“郭沫若现象”与“巴金现象”便是颇具典型意义、颇有启发性的“个案”。尤其是与我国古代、“五四”一代和西方一些国家与民族的作家、诗人、艺术家相比，这种“郭沫若现象”、“巴金现象”特别能显示出中国当代一些作家、诗人、艺术家艺术人格的“小”与“窘”来，特别能显示出他们的艺术良心沦丧的严重程度来。
郭沫若曾是个热情奔放的自由诗人，他曾写下集中体现“五四”火山爆发、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的万古流芳的《女神》，曾写下振聋发聩、大义凛然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天才诗人，1949年以后，竟然成为为个人迷信和思想精神专制摇旗呐喊、推波助澜的奴性十足而又霸气冲天的中国“新台阁体”文学的领军人物，成为很少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文化弄臣。随着文化专制的日益强化，随着权力整合的日益加强，郭沫若的人格与诗品一步步畸变，艺术良心一天天沦丧。批胡风，他争先恐后，一马当先，参加了这样的“大批判”：“看了《人民日报》公布的第二批材料后，愤恨的烈火把我的血液烧得滚烫”，“我看穿了胡风的心：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谁会这么想一想呢?”“胡风，你是九尾狐，你的主子是谁?当胡风向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了猖狂进攻以后，不久就传来了台湾广播热烈的响应”，“请依法镇压胡风，而且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胡风娘家是中美合作所……他们不仅是狼种，而且似乎又当过狐狸的徒弟……要彻底消灭这批狗种”，“胡风是反革命的灰色蛇，胡风与胡适的区别是一种灰色蛇与白色蛇的区别。”[5]他越来越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千方百计地投合毛泽东的口味。毛泽东喜欢李白，不喜欢杜甫，他就赶紧撰写《李白与杜甫》，违背学术规范和学术良心地大肆吹捧李白，极力贬低杜甫。后来，他只能写些艺术品位极低的或者无聊之极的“打油诗”。“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文化大革命”以后，他完全成了政治上投机的无聊文人。1976年5月20日他发表《水调歌头》，猛批邓小平：
四海《通知》遍，
文革捲风云。
阶级斗争纲举，
打倒刘和林。
十载春风化雨，
喜见山花烂漫，
莺梭织锦勤。
萤萤新苗壮，
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
奋螳臂，
邓小平，
妄图倒退，
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项为纲”批透，
复辟罪行怒讨，
动地走雷霆。
主席挥巨手。
团结大进军。
可是，就在同年10月“四人帮”垮台没几天，他又写了声讨“四人帮”“迫害红太阳”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写于10月21日，首发于11月1日的《解放军报》，11月7日的《人民日报》予以转载)：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粱。
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这样一个郭沫若真是成了一些中国作家、诗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代表”，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心痛、心碎，令人啼笑皆非、欲哭无泪的艺术人格堕落、艺术良心沦丧的悲喜剧!这一幕幕悲喜剧，集中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代文学的悲剧，昭示出这样一种令人汗颜、令人抬不起头来的历史性耻辱：几乎一代作家、诗人、艺术家，没有保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和艺术良心，没有忠实于自己对社会人生和艺术的感受与体验，没有拒绝讴歌践踏人性的社会政治运动；而是麻痹自己的良知、自由意志和艺术良心，放弃对生活、生命的真切体验，放弃对艺术的忠诚与追求，违心地粉饰现实、助纣为虐，走向对文学艺术的反动，扮演了“半是作家，半是弄臣”、“半是诗人，半是刽子手”的可耻、可悲的角色。
“巴金现象”也是个令人百感交集的沉重话题。巴金如爱罗先珂一样清澈、善良、热情，诚如鲁迅所说，他“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6]。但是，他不甚深刻，尤其是比较软弱。1949年以后，在政治高压下，为了保全自己，他一次次地违心说假话，违心做检讨，违心去批判自己的同志和朋友，直到晚年都一直生活在压抑、屈辱、矛盾、内疚的痛苦之中。随着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的日益宽松，已入风烛残年的他，才颤抖地拿起笔，蘸着心血和泪水，写出了可以称作中国一代文人、知识分子的忏悔录的《随想录》，发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和“作家要说真话”的呼喊。巴金等人(例如邵燕祥、周一良等)的忏悔是可贵的，是应该被肯定和赞许的。尤其是在中国人缺乏忏悔精神和一些曾做过更多、更大的伤天害理的坏事的人至今不做任何检讨和反省的情况下，这种忏悔就更加可贵，更应该被充分肯定和赞许。但是，应该说，巴金等人的忏悔仍然缺少力度和深度，而其中有的人仍然没能履行其“说真话”的诺言。同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他们不是到了生命的尾声，仍处于青壮年；如果他们没有如此之高的社会声誉和地位，仍是人微言轻的一介寒儒；如果社会文化环境不是如此相对宽松，仍是严酷的专制高压；试问，他们敢忏悔吗?敢说真话吗?而在没有多大风险的情况下，说几句真话，究竟需要多大的勇气?那样的真话究竟具有多大的生命力度?光，哪怕是一豆萤光，只有在黑暗中才有最大的意义，才最可宝贵。因此说，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人的抗争才最需要人格勇气，才最具有生命力度和道德魅力，虽然他们所捍卫的真理、所说出的真话在今天看来只是些十分普通的常识。中国人所付出的精神牺牲与其所获得的思想成果从来不成正比例，以巨大的精神牺牲才能换来微小的思想成果，从来就是中国的特色，也正是中国的悲剧。鲁迅对这一点是深有体会的，所以他才说出在中国“搬一张桌子都要流血”一类痛切的话。因此，我们应该从醇正、深厚的艺术人格与艺术良心这个高度，肯定和赞许巴金等人的忏悔和说真话，同时予以“爱之愈深，责之愈严”的“挑剔”和“不溢美，不隐恶”的客观、清醒、公正的评价。
当然，我们不应该把“郭沫若现象”和“巴金现象”完全归咎于创作主体自身的罪孽，完全看成是创作主体艺术人格与艺术良心扭曲和沦丧的悲剧。客观、公正地说，创作主体赖以生存的社会现实生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严酷，就是造成这种罪孽与悲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置身于冰封雪裹的严冬，毕竟只有梅花刺破冰雪奋然开绽，只有松柏与劲竹迎击风雪傲然挺立，而大多数花卉与树木只能无可奈何地叹息和凋零。创作主体也是人，我们不能要求他们个个都是为真理与艺术宁折不弯的英雄和殉道者。因此，在更为博大与悲悯的眼光里，他们的艺术人格与艺术良心的扭曲和沦丧，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值得同情的。
毋庸讳言，目前我国文坛的精神面貌、道德状况和文艺工作者的艺术人格、艺术良心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种状况与我们民族正在进行的历史性转变与现代性重塑的伟大事业极不相称，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极不适应。一些标榜或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人，其实不是在为社会进行艺术生产和创造，而是为满足日益膨胀的恶欲在践踏崇高和美，践踏人类的尊严与高贵。他们的低劣的制作，严重地污染了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心灵，严重毒化了社会道德风尚和文化环境，严重败坏了人们的审美趣味，严重亵渎了人们对艺术和艺术工作者的信任和热爱。应该说，长期以来，我国少有在格调、品格、精神气象上既可与民族先辈的伟大创造相映生辉，又可与世界优秀文艺比肩媲美的伟大的、杰出的作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中国文坛少有在精神境界、艺术人格、艺术良心上既可告慰民族先贤、又可无愧地立于世界艺术大师行列之中的人杰才俊。因此说，呼唤大师决不是矫情，这的确是中国文学发展的迫切需要。
长期以来的我国文坛令人十分不满意的精神面貌与道德状况和创作主体的艺术良心泯灭与拍卖的大悲剧，使中国文坛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同时也给一切良知未泯的创作主体以多方面的宝贵启示。汲取这些启示，中国当代作家、诗人、艺术家就会走出耻辱，在耻辱中奋起，创造一个尊严、清洁、高贵的中国新文坛。这些启示集中到一点：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是一切真正的文学创作又一块须臾不可离开的“通灵宝玉”；而永远地保有这块“通灵宝玉”，创作主体则必须保持艺术人格的独立和思想意志的自由，与现实权力保持适当的距离，并对之坚持适度的批判态度。
促成一个创作主体的艺术良心的沦丧与泯灭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创作主体自身被现实权力整合和“体制化”，发生了社会角色的变易，不再是一个真正的或完全的作家、诗人、艺术家，而是以不同方式、不同身份加入到现实权力和政治参与模式之中，成了现实权力的一部分，成了文化官僚，从而丧失了艺术人格的独立和思想意志的自由，放弃了原来的社会批判立场和艺术审美眼光。前苏联的一些作家、诗人、艺术家是这样，具有根深蒂固的“侯朝宗情结”的中国的一些作家、诗人、艺术家更是如此。现在看来，老舍较少担任非文学的社会政治角色，也许是他1949年以后尚能创作出一些好作品的原因之一。
一个真正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应该是一个“精神漂泊者”，永远不停止对彼岸、对精神理想的追求，因此，永远对此岸、对现实感到不满；他必须保留一些精神上的“清高”和“贵族气”，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做现实权力的“牛虻”(而不是牛毛)和“解毒剂”，做“新的革新运动的先锋”(鲁迅语)；他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正如佩尔斯所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永远做一个个人主义者，一个坚持原则的孤独者。他能够提出人类文明面临的基本问题，并就这些问题进行比任何政治家更有说服力的辩论。他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长于批评的智力和合乎道德理想的同时，又不忘记履行其社会责任。”100多岁的陈翰笙教授在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曾颤巍巍地告诫北京大学的学生：“不要做官。”这个告诫对于曾饱受现实权力整合与“体制化”之苦而致使艺术良心沦丧的中国作家、诗人、艺术家来说，同样是发人深省的。
其实，一些艺术良心未泯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在被现实权力整合和“体制化”而丧失艺术创造力的过程中，常常处于权利追求和艺术追求的两难选择中，常常处于极度的矛盾和痛苦中。曹禺在接到黄永玉批评他为“势位所误”而“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的信之后，想起了王佐断臂的故事，慨然长叹道：“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这也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多太大了。让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啊!”[7]高尔基、法捷耶夫等都有这种痛苦，这种痛苦的不能摆脱是促成他们抑郁而死或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文学是有希望的，因为“火种”还在，因为我们还有传统。正如鲁迅所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以全体，那简直是诬蔑。”[8]的确如此。自古以来，中国文人中就不乏富有骨气、节操、情怀的民族的“脊梁”，他们具有与西方贵族精神相映生辉的浩然的“大丈夫气”，他们以对民生和艺术的赤诚，创造了以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关汉卿、汤显祖、曹雪芹等文学巨人为标志的伟大的中国文学。进入现代以后，也一直有富于现代精神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在坚忍地抗争、艰辛地耕耘，创造了以伟大的“民族魂”鲁迅为标志的中国现代文学。1949年以后，中国当代文学在历尽磨难之后，终于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而逐渐走出噩梦，开始了新时期的现代创造，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和优秀的作家、诗人、艺术家。不该抹杀的是，不管社会状况如何险恶，中国文人、知识分子始终有人在抗争，在努力工作，从而使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得以延续，使中国文学、文化的“火种”得以传递，从而为中国文坛、知识界赢得了一些尊严，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资源。集诗人、学者、斗士于一身的闻一多，以“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的决心和勇气，面对特务的枪口拍案而起，最后倒在了滚烫的血泊之中，遗留下“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个人站起来!”的呼声，成为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永远的镜子和警钟。
往事如烟，往事如铅，往事不堪回首，往事催人如鞭。生正逢时的中国当代作家、诗人、艺术家应该以自己具有现代水平的艺术实践，传递“火种”，弘扬精华，告别耻辱，结束悲剧；应该从内心深处挖出“侯朝宗情结”，续起嵇康赴死前弹奏的《广陵散》那遥远的历史遗响；应该努力实践鲁迅的教诲：“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9]只有这样，未来的中国文坛才不再需要有人用带血的声音呼唤“说真话”，才不再有人在其生命的夕阳淹过头顶的时候拼尽气力一字一句地书写浸泡着“一把辛酸泪”的“巴金式”的现代忏悔录。诚能如此，何愁没有优秀的作品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0
[2] 转引自徐中玉.伟大作家与创作.上海：天地出版社，1943.56
[3] 列宁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352.
[4]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70.
[5] 转引自胡平.中国的眸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203～204.
[6] 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36.
[7] 转引自读书.北京：1988,（12）：73.
[8] 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18.
[9] 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5.
原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