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图像之外的文字魔法
高速公路与信息网络攀比着展现中国后工业化社会的神奇图景，琳琅满目的商场超市争相炫耀着中国的繁荣昌盛，经济神话正在全面塑造一个“新新中国”的形象，这使得文学要努力跟上这个时代都显得力不从心。文学走着自己路，在当今时代，没有任何一种文化现象能象文学这样沉得气，这使情绪饱满的炒手与呼风唤雨的媒体也难有用武之地。文学现在如此平静，正常得好象如归故里，告老还乡。所有的东西都出走了，都精神抖搂，要到全球化的历史场景潇洒走一回，都变得自以为是，都想创造奇迹。看看电影，西方的有《指环王》、《哈里．波特》，中国有《英雄》，香港也有《无间道》《魔幻厨房》，台湾也有《向左走，向右走》……之类。离奇古怪，或是玩着技术时代的图像声响，或是装神弄鬼，或是弄些身体情感的大拼盘。娱乐界，说得好听一点叫影视界，或艺术界，真是一些大玩家。通过录像或录音这些技术手段，通过床上的运动，由此记录和转述成无穷无尽的传闻和故事，通过网络和各种传媒来渲染。然后是打斗、起诉、辟谣、拘留……。奇怪的是一个个男人成为这个图像时代的牺牲品，他们始终没有明白，是他们在献身、奉献与献祭。这是一个女性化的时代，到处都是女性的图像，女性图像的霸权构成了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这就构成了以图像为中心时代的艺术运动，这是身体的“新浪潮”运动。
可是文学，中国的文学，越来越平静、越来越老实厚道――真是有一种“还乡”的纯净。在人们哀叹文学不再有能力成为时代的火炬的时候，文学正在还乡的路上平静地行走。文学现在真正是回到自身，不回到自身都不行。它不再是工具，正如它也不再能充当号角或火炬一样。现在，文学以它对书写传统的忠诚，对文字的敬畏与虔诚，它倒认真而坦诚地扎根在故乡的土地上。文学以它的书写，以它不可重复的个人性与一次性，表达着它对历史、生活与精神实在的追寻。文学的书写是认真的，它毕竟是一个字一个字堆砌起来的生存之墓。很多年前，本雅明表述过“机械复制时代的文明”这样的思想，但是，我们现在不难发现，文字书写的文学之书实际上是不能复制的。绘画除去署名，可以被临摹，不少中产阶级的客厅里，都挂着这样的临摹之物。但文学不行，对于一部作品来说，改一个字都不行，一次书写就是一次死亡，一次埋葬――很多作家都说过这样的话。这是发自肺腑之言。在这样的图像复制时代，文字的魔力再次显现，它并没有被图像打垮，疯狂的复制使图像成为廉价品，而书写变得神圣。书写反倒是在实施魔法。就象哈利．波特的书写与电影的关系一样，这是后工业时代图像复制与书写的所有的关系的像喻。图像是对书写的模仿，尽管图像就象野蛮女友抛弃她的老情人一样。现在只有文学在这个时代充当老情人，可怜巴巴，情意绵绵，忠诚迂腐。但有什么办法呢？文学是文字构成的，是一个字一个字堆积起来的――那是对自我埋葬的祭祀。图像则是欲望的爆发，她是那么贪婪，那么无所顾忌，她展现了她的全部的身体，她总是扭曲和抖动。
木子美也是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卓越的象征（我本来要用“伟大”――因为这个词经常用于形容领袖们――我担心会触犯政治禁忌，就退其次用卓越，当然是暧昧的卓越）。不要小看木子美。她用她的身体爆破了最后的道德防线和遮羞布，她只不过使几个男人遭殃，却从此使女性（和男性？）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人们都以为男人从此胆怯了，再也不敢轻易爬上那些陷阱一样的床。然而，木子美已经让几个男人充当了了踩雷者，他们已经作为先驱完成了除雷的光荣使命。后面的人可以前赴后继，有恃无恐。在任何时代，人们为道德而死只能死一次，死过一次了，后面的人可以活着，不再是以英雄般的悲壮死去，但却可以苟延残存。木子美暴露了隐私，但隐私只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而且是道德的资产阶级的宝贵财富，木子美是一个道德的无产阶级，她一无所有，她不需要非她所是的东西。她走进了一个新时代，这里都是无产阶级，多么好，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这是一门伟大的经济学！资本学说承诺的政治兑奖券！一种是暴力革命获得的彻底解放，另一种是道德束缚除去后的自由（解放与自由不过是异曲同工）。木子美们借助媒体暴力，大开杀戒。黄某某们、张某某们一个悲愤死去。而木子美正在给人们发放解放／自由的兑奖券。木子美们不是意味着结束，而是开始。她只是拉开了序幕，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舞台，人们终于可以裸奔。
我感到惊奇的依然在文学或文字。据说读过木子美的写作的人都惊叹于她文字的优美，据说那里面并没有色情，没有身体写作，却有着感伤和精致，充其量只有华美绚丽。在一篇称作《半边的爱情》的短文里，她写道：
我们是怎么开始的。那天在模糊的灯光里，蓄着长发，穿着黑衣的他坐在我的对面，他问：“你在夜里会想到什么？”我开始组织单词和短句——床、窗、风、雨、寂寞、哭泣、音乐、酒吧、影子、杯子……一只风筝在贝贝裙里滑翔、一群蚂蚁浮起水面、一串风铃不知所措地响、一堵涂了鸦的墙倒在街上……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他拉着我的手穿过粘着菜叶和寂静的旧市场，看到麦当劳打烊三小时以后广州的冷清。他在讲述一个朋友在路口发生的车祸和他第一次坐飞机时的感伤。没有烟，也没有喝水的地方，手在冬天里冰凉。他终于在寒气中吐露了爱情，结束语是：我是一个爱无能的人。多么新鲜的说法，诱惑着只追求不完整的爱情和只剩一半力气的我。
这只是一些关于爱的絮语，她的大部分书写据说都是这样梦呓般的呢喃之语，象个纯情的女中学生。楚楚动人，还真有点儿女情长。对书写的迷恋使她变得纯情，真挚？这真让人失望！木子美，我们这个时代的堕落天使，这个在床上写作的人，她的书写没有变成号角，没有成为欲望的旗帜，却是一些悼文，她在祭祀身体的退场，留下那些回忆的气息，那里面甚至还有平静和甜美。我一直不敢接近那些文字，我害怕它们真的有一种平静与优雅。文字的魔法有如此功效，它使一个妖魔的书写也具有天使般的洁静（当然，它也经常使那些天使们写下妖魔化的文本）。由于我不能接受一半是什么，另一半是什么之类的二元对立的经典格言，我更相信一种存在之更本源更绝对之力。那就是书写或文字具有的最初性与最终性，最初的书写也是最终的书写。当然，木子美从根本的意义上来看究竟是一个妖怪，还是一个仙女，已经不重要。她的书写却通向了心灵，通向了存在之思，通向了精神栖息地，更简要地说，她的书写通向了返乡之路。她在床上死去，在书写中复活。她是被书写引导的，也是被书写驯服的。那些暴露、在想象中完成的图像消失了，她蜕变为一个文学精灵，飞出了网络的世界，飞向南方和北方。这真使我们不得不相信，书写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祭祀性的符号，它是对存在之哀悼与纪念。木子美们哀悼了欲望的退场，哀悼了图像的有限性。她最终在文字中存放了她的心灵。我们哀悼什么？我们真的比木子美优越和高贵吗？也许，否则这个存在世界就没有是非了，可是谁的是非呢？我们的末日审判在木子美的书写中被轻易化解了，那是一些哀悼的文字。她在和我们一起哀悼图像之死亡，她和我们是一路货色，都是语词的亡灵，都是文学的未亡人。这真是我们的不幸，这个时代，文字成为一种隐蔽和隐瞒，在这里，我们共同寻找归乡之路。
书写，或文学与文字，在这个时代，使逃亡变成一次归乡，使图像的压迫、追捕、驱逐，变成图像的孤独之舞，变成图像的裸奔。文学终于以它对大时代的屈服，以它对命运的服从成就了自己。它现在是以归乡的自在步伐坦然地行走，这是超越性的无限伸延之路。
2.《手机》：信息高速路上的返乡
2003年底，中国的家庭因为一部电影引发了信任危机，这是自革命文学消失之后突然降临的艺术景观，一次可笑的神话。这部电影的剧作出自一位名声卓著的作家之手，这会使人们自然而然认为，这是电影与文学的一次成功的合谋。2004年初，在北京某大厦里开过一个座谈会，导演冯小刚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小说与电影并不是一回事，这给在坐的试图论证小说与电影的一致性的言说者们猛击一掌。事实上，人们只是为了照顾冯小刚的面子而不愿指出这点，但没想到坦诚的冯小刚并不指望这种面子。他显然更乐意保持电影的独具的冯氏魅力。这样也许更好，各得其所。冯氏并不想从文学文本中得到什么名声；而刘震云也只是把电影作为一项工具。这部电影或文学文本除了在男女乱搞要依靠撒谎来维持一种局面这一点上如出一辙，并且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外，其主题含糊且自相矛盾。它显然严重地戏弄了手机赞助商和信息产业的巨子们。
我们还是回到文学。对于写过《故乡面和花朵》这种划时代的奇特作品的刘震云来说，《手机》不过是他的小品文，随意、自然、舒畅、潇洒，洋溢着奇妙的幽默感。那么多的“故乡”摆在那里，繁花似锦，青云之上，真不知刘震云再能如何往前走，走到哪里。《一腔废话》想必是把他的五脏六腑的污秽之气都吐干净了，这才有《手机》的轻盈飘逸。藏蓝色的装帧，一样的封面造型，极力挤进“故乡面”的四卷本的宏伟队列中，这部《手机》只是从“故乡”中挪用了一点东西，就给轻飘飘的当代生活注入了让人无所适从的内涵。
这部小说讲述一个电视台的当红主持人严守一在多角的情爱关系中依靠谎言来寻求生活平衡的故事，在故事一步步向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中，手机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显然，这部名为“手机”的小说，写出了当代人的生活如何为手机所控制支配，如此依赖手机，以至于每时每刻都无法离开它。其主题的新颖性就在于第一次如此透彻地揭示了人们的内心情感异化为电子信息交流（误置）的事实。手机也给当代人创造丰富多彩的机会，但也给人们制造了无穷无尽的麻烦。这部小说显然在二个方面开掘出当代生活的重要主题。其一是人们如何被电子化为主导的消费社会所控制；其二是人们的情感生活陷入的危机状况。
人们都期待和欢呼电子化的消费社会给生活带来的崭新的感觉，这还不仅仅是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方便度有极大的提升，更得要的是提供了一种精神性的消费。手机在多年前还是金钱、能力和权力的象征，现在就连民工都有手机。手机是如此生动地勾画了当代电子事业的发展，勾画了中国飞速发展的通讯事业，勾画了中国经济高速度的神话。手机是当代社会的精神纽带，它把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不管走到天南地北，只要手机在手，人们的信息就联系在一起。这显然是联系的假象，人们对彼此的关切，只是对信息的关切，对信息带来的实利的关切。这里并没有多少真情实感，并没有多少更为内在的心灵沟通。但手机使人们失去了自由却是实实在在的，不管你走到哪里，你期待着生活发生奇迹，就象盼望芝麻开门一样难以如期而至，但你却被四面八方的无线电波拴住了。只要你接了手机，就意味着你将要做出承诺，或你曾经的承诺要兑现。手机使当代生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假象，实际却使当代生活陷入了无穷无尽的信息疲劳。
对于这部小说（或电影）来说，手机只是隐喻内在心灵困境的外在道具，手机每时每刻唤起的，是当代人心灵所处的焦虑状态。当代人心灵沟通方式的枯竭与手机所表征的信息时代电子化沟通的超强形式，构成一种强烈的悖谬和反讽。小说／电影中的主人公严守一的情感生活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手机传递信息产生误解，误解当然是由心灵发出的信息。严守一不满于婚姻生活的死板无聊，他与妻子于文娟之间已经无话可说――这与信息爆炸的时代构成强烈反差。他被伍月的身体与满嘴脏话所诱惑，一次又一次陷入偷情与放纵的游戏。没想到手机的误置泄露了他的机密。手机的开机关机，手机可能暴露现场的氛围等等，实际使自以为隐蔽的存在状况给对方透出信息。手机随时都充满了传递信息的冲动，手机就是一个最忠实的披露信息的自动化工具。手机的天真无邪，暴露了当代人的情感之贫乏困顿，焦虑怪戾。当代人有那么多不可告人的隐蔽性，通过谎言来建构隐私的屏障，把内心的丑陋窘困遮盖住。然而，手机却是一个“信息狂”，它无时无刻不在传递信息，随时把人们的内心生活透露出去，使谎言弄成拙。自以为掌握信息的人们，却被信息所覆盖，所裹胁。严守一与伍月偷情，手机既是一个传递信息的重要工具，它使那些在传统的社会里难以逾越的困难时空，变成可以轻易穿行的场所。但手机却泄露了他们的私情，导致了严守一与于文娟婚姻关系的破裂，严守一的生活突然陷入混乱。
很显然，小说／电影为了展开情节，让于文娟太过轻易地退出与严守一的纠缠。于文娟的固执性格象是生硬捏出来的棱角，与其说她是与严守一过不去，
不如说是与自己过不去。如此来推进情节，目的是让手机承担起与更多的女人联系的使命。这使严守一的苦恼象是装出来的姿态，他对于文娟并无多少充足的愧疚，更多的只是对习惯和平静的依赖。小说提到奶奶对于文娟的感情，但这种苦恼与严守一换来一个钻石王老五的身份相比微不足道。实际上，严守一很快就陷入与沈雪的恋爱，看不出这一转换给他的生活带来多少损失。他与沈雪的感情正待深化为婚姻，没想到于文娟却要生孩子。这使于文娟如此执拗与严守一过不去，还是藏着一个秘密，这就是于文娟让严守一难受的要害所在。严守一的生活这才真正陷入困局。小说与电影中都有一个细节，那就是严守一试图与于文娟重修秦晋之好，他买了一个红色的手机放在于的床头，没想到于拒绝了。手机被拿开了。真是无所不能的手机，情感的表达，怀旧式的修好也都只有手机才能表达。然而，手机承载不了这个功能，手机表达不了更为内在的情感。
手机并不能修复传统生活的内在情感，却可以使当代生活异化，手机在扮演误置和颠覆当代生活的角色时，显得那么游刃有余，从容不迫。迄今为止，小说叙事对物件的表现，或者说运用物件来起到功能性的作用，这部小说／电影可能是最充分的作品。在小说叙事富有图像化的场景中，不断地给手机赋予功能。这也是巧妙地推卸，把人的所作所为，都推给了一个物件。伍月在引诱完严守一之后，拍下了他们的床上情景。这使严守一必须为她的当上主持人的梦想效力，手机在掌控秘密、暴露隐私方面十分在行，严守一又一次陷入困境。小说写了几个女人，力图赋予她们个性，于文娟的平淡中蕴藏的那种倔强，沈雪的率直与较真，伍月的放浪与玩世不恭，她们奇怪地都被手机控制了命运。只有在与故乡联系的那样的时刻，她们精神性存在才显示出来。于文娟与奶奶有着深厚情感，沈雪也受到故乡人民的拥护。被电影掏空的图像，却不断地要由文学性书写来填补。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费墨也显得颇为怪异。他穿着象征传统的中式服装，一口不伦不类的方言。这些试图还乡的标志，给这个被媒体异化的人物提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向度。其中的漫画化，也象征性地表现出部分知识分子所经受的冲击。费墨后来也与女学生有染，并且弄得狼狈不堪。费墨的传统标志既没有现实依据，也与他的选择和行为不符。正如他始终如一的口头方言，与当今以资本与技术，以身体与名声为轴心的社会显出过时的困窘。
这部小说当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感，这也是小说叙事要表达的重点。它揭示了当代人的情感生活的困窘状况，当代人是如何依靠谎言来维持日常生活，来化解和渡过生活的危机。谎言使人生活得游刃有余，也使人生活得颠三倒四。严守一是“有一说一”节目的主持人，这是一个关于说真话说实话的节目，但严守一却是一个撒谎的高手，他几乎时刻都在撒谎。小说／电影都没有过分批判严守一，他并不是一个骗子，严守一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个善良之辈，他的这种状态是环境和时代造就的，是文化造就的。人们在真话的层面上无法沟涌，一旦触及到真相，人们的关系就要破裂。很显然，手机使人们的存在更具有欺骗性，手机既是撒谎的道具，同时也是泄露真相的工具。由于手机，人们的撒谎变得如此随意自由，出神入化，如入无人之境；但也是因为手机，人们随时都掉进泄露真相的陷阱。
这部小说写出了当代生活为信息化所重新建构的那种状态，无疑是十分敏锐而真切的。当然，小说也试图更进一步去探究深刻的生存困扰和精神危机。这些苦痛似乎都是一些浅尝辙止的烦恼，但它是如此难以排缱，它时刻都缠绕着人们的心灵。当代生活已经麻木不仁，人们的情感似乎进入游戏状态，人们生活在谎言中，在谎言的基础上来建构我们的友情、爱欲、信任。小说引导人们去观看被日常性遮蔽的生活真相，努力在平淡中体会存在的真实意义。在电子信息背后，重新找回我们失落的更为本真的生活。
但是这部小说实际上是刘震云把《故乡面和花朵》之中的主题作了后现代的延伸，小说的困扰依然是归乡的问题。小说开篇写的就是关于故乡的记忆，吕桂花的故事这是关于故乡、情欲、大地、母亲的主题系列，绕了这么大的弯，在当代信息生活的困境中，人们并没有找到精神安顿的栖息地，而是陷入更深的困境。归乡，当年的故乡生活，与其说那是一个成长的故事，不如说是始终不能遗忘的归乡的情结。
然而，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文学书写行为与电影叙事的矛盾。在小说的叙事中，也是与手机所要表达的信息及图像的矛盾。对于刘震云来说，当代信息生活无论如何也构不成小说叙事的有支撑力的层面，那些乱稿的男女关系，只是适合图像表达，文字在这里无法传达出它的内在性，从根本上来说，它就没有内在性。刘震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故乡，去那里寻求文字的归宿，文字扎根的大地。那是原初的记忆、最初的书写，本真的乌有之乡。书写在那里找到感觉，找到“写”的理由和源泉。可是伍月（武月），这是多么富有身体魅力的一个妖怪啊！她的胸前有“二个大球”，那是让任何男人都要心惊肉跳的物体。在乱搞的时候，“她满嘴脏话”，小说富有色情暗示性的一句台词。就这一句话，写尽了这个时代的性爱信息。“脏话”被所有的圣洁、高贵的、神圣的语录压到了底层，到处都书写着美妙词句和词语，可是“脏话”，它的魅力是无穷的，它只在关键的时刻表达，它具有魂飞魄散的功力。！“脏话”使生活的存在性崩溃了，却获得了解放。“脏话”是常规生活的咒语，是男性的咒语，也是书写的咒语。刘震云显然不敢写作“脏话”，那些“脏话”在他的叙事中同样被隐瞒了。他几乎连提都不敢提。很显然，严守一正被“脏话”所支解。在他的存在事相中，他的根本特征在于被话语深深地捆绑住了。他是有一说一的节目主持人，但他靠谎言来维护生活的完整性；他实际是被伍月的“脏话”迷住了，“脏话”导致了谎言，导致了他的存在裂变。小说写到他与妻子已经没有语言，没话。他的那个日日相伴的妻子“没话”，话语在这里枯竭了。可是吸引他的是什么话呢？呢呢的恋人絮语？是“脏话”――“满嘴的脏话”。这使他的存在出现飞翔，他象一只鸟一样飞翔。他失去了家，失去了家乡的记忆。就是后来沈雪的爱情也没有让他真正从内心平静过。他带着沈雪回了一次家乡。一同去的还有费墨――同样是一个失去家乡记忆的人。他们的归乡真是一次朝圣，一次回到大地母亲怀中的朝圣。经历过那么多的混乱、那么绚丽糜烂的城市欲望，只有还乡，才是一次洗礼。严守一突然从谎言与“脏话”中解脱出来，他回到了家乡。
据说这部小说成书在于电影剧本完成之后，想必刘震云可能也看过一些电影拍摄的最初场景。他要努力把文学叙事固定在文学的根基上，他既无法摆脱电影图像的诱惑，又无法回避对文学忠诚。这使不得不一次次回到“故乡”，他去那里探究书写之起源。对于文学书写来说，归乡是一次无止境的精神回归，是对精神自我铭写的温习，是对起源性的书写伦理的祭祀。在小说中，刘震云欲罢不能，他一直追踪到爷爷那里去了。小说的第三章写到了严守一的爷爷严老有如何捎话，让严守一他爹严白孩回家成亲的故事。但这次捎话经历了三次波折，贩驴的老崔、打鼓的老胡，最后是挑鸡眼的老罗把话传到了。但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年半。成亲的口信，被口误成是“爹死了”。成亲――意指着生命的重新的开始，洞房花烛夜；但它经历过多次转述，却被遗忘了，变成了一个悲痛的死亡事件。这次对故乡历史的追踪，也是对口传的信息制度的一次生动描写。口信的嘱托与接受、传递与承受都是一个十分重大的事件。信息总是意味着一个重大的生活事件，它总是包含着生活的绝对性。例如，生殖、死亡、战争、灾难等等。但信息的抵达总是偶然的，信息难以穿越传统故乡的场域，那是由众多的无数的离乡的故事构成的重重的历史帷幕。故乡是信息的死亡之地，是信息的墓地。关于离乡与返乡的信息的基本内涵总是与死亡、与祭祀联系在一起。这是所有的关于家乡记忆书写的经典场景，离乡返乡总是以这样的场景开头或者终结。
关于口传信息在故乡历史中的困境只是小说叙事表面的含义，从文学书写的角度，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这种对故乡历史的追踪，如何引诱着刘震云走进文本的深度。返乡的故事隐含着书写归乡的隐喻。只有对历史、对故乡、对苦难与坚硬的生存事实的书写，文字才找到扎根的土地。经历了那些眩目的“脏话”，严守一还是要到故乡寻求心灵的慰藉，正如刘震云的书写，最终是在故乡的记忆中，故乡口传的历史中，他找到文学书写的根基――没有这一根基，他的书写软弱无力。
然而，书写的无力如何又变成了精神的无力呢？在“满嘴脏话”中我们找不到灵魂升天的途径，刘震云设想回到故乡，这个返乡到底是精神的返乡，还是文学书写的还乡？穿越过都市，穿越过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漫漫长途，我们回到了故乡。在电影里，最后严守一把手机扔在祭祀奶奶的火光中，在乡村的那种凝固的肃穆中，严守一似乎找到了精神的依靠。图像的表现可以自欺欺人，可是文学不能。刘震云不得不以更艰难的方式回到爷爷的历史。多少年前，严守一的父亲严白孩听说爹死了，他穿过崇山峻岭，从口外回到故乡，支持他如此快步奔跑几十天的精神力量是孝道，是亲情。现在，回归故乡的严守一在对奶奶的孝道中，他是在恢复历史吗？他是在为现代性的精神枯竭找到新的根基吗？这显然不是新的根基，只是一次恢复，只是一次返乡。
文学在还乡式的书写中自以为找到了精神的根基，正如它恢复了“孝道”一样。这是对旧日的忠诚，它不能，无法在这个图像时代，或是“脏话”（恶之花）盛开的时代，与狼共舞。哪里是文学真正的未来之路呢？就象它的精神之乡，永远是以返回为根基之旅吗？还乡的书写，是最初的书写，也是最终的书写，但这只是自我回归，它不能在这个时代找到新的书写之路吗？
3.《水乳大地》：还乡、皈依与同一性写作
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把《水乳大地》与木子美、与《手机》放在一起来阐释，我知道这太困难，甚至会引起愤怒。并不是说这几个作品或事件分属不同的等级，或者说，木子美……她……太那个……，叙述木子美们是困难的，要经历太多的省略号。但我以为，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等级之分，没有伦理学意义上的高低之分。要我做出伦理学的划分太困难，这倒并不是说我想或害怕成为木子美们的潜在客户，我是说伦理学只是对人的人种学存在给予同类性的意义，它只对人的存在的种、属作出规定。对于个人，单个人的存在，我们如何从阶级、从道德、从纪律来划分高低呢？这些只是暂时悬置。它们都具有本真性的个别意义。它们被放在一起是偶然性的，可以解释为它们碰巧被我看到，碰巧在我手边。它们是存在之物，它们也共享着这个时代，共享着文学书写或文字，但如何共享着“还乡”呢？这是多么不同的存在之物啊！
《水乳大地》的作者范稳，显然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作者，这本沉甸甸的书有500页之厚。作为文字的存在之物，它的份量是无庸置疑的。这么厚重的书写之物，它只能，它必须扎根在大地上，它必然是一次史诗式的归乡。
在这部小说的结尾处，“最后的晚餐”那一章，有一个返乡或类似返乡的场景。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几位天主教的传教士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沙利士神父也被从西藏转道云南昆明送到广州，那个最后的晚餐他没有动一下刀叉，那天离境的早晨，这个神父坐在床头，面向西藏方向回到了上帝那里。他拒绝返乡，也许他无须返乡就还乡了。在二十世纪之初，法国外方传教会的沙利士神父没有想到自己将会终生为西藏东南部这片隐秘闭塞的土地魂牵梦绕，也没有想到一个人的孤独实际上和一片土地的孤独有着不可更改的必然联系（参见小说第2页）。这个沙利士神父从青年时代起就在滇藏交界处的澜沧江传教，几十年了，他把生命献给了上帝，献给了滇藏地区的传教事业，他显然是把那里当成他的故乡了，小说的结尾就是这样一个归乡的仪式。
当然，还有另一处的返乡。那个烧杀抢劫大半生的康巴巨人泽仁达娃，后来皈依佛门，成为活佛身边的虔诚弟子。然而，中国革命使他的皈依之路突然中断了。一个代表政府的年轻人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个叫做木学文的年轻人，就是他的亲身儿子。吹批嗽嘛在木学文代表政府来逮捕他时，提出一个请求，他要跟活佛告个别。他“面对活佛的静室方向，默立了片刻，嘴里蠕动着什么，然后把双手高高举起来，在头顶上合拢，缓缓移到胸前，再匍匐下去，额头在地上磕出沉闷的响声。一次，两次，三次。”（参见该书第497页）。这是一次虔诚的皈依，也是极为复杂的历史性的别离，这个场景包含着政治、宗教、历史、伦理的诸多冲突。对于文学书写来说，
这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再次离去，但他却是如此亲切地匍匐在土地上，那就是故乡，就是故土。他在这个时刻返乡了。书写也是在这样的时刻回到了它的根基，一种更为深广的根基，一种根基的根基。
确实， 无庸讳言，这部小说包含了某种宗教情绪，或者说宗教信念或精神，这在当代小说中并不多见。当然，它有更为丰富的东西。小说有相当大的时间跨度，这部小说讲述上世纪初以来西藏澜沧江某峡谷地区不同部族之间的生存斗争，他们各执不同信仰，既展开血与火的冲突，又有水乳相交的融合。藏传佛教徒、纳西族之间的信仰之争，其间又插入西洋基督教（或天主教）传教士的介入。小说既展现这块严酷土地上的带有原始意味的生存情景，又表达着人们对自然与神灵的特殊态度，生存在这里显示出粗犷雄野的特征，又有人神通灵的那种无穷意味，作品显示出了少有的精神性气质。西藏的异域风情，严酷的大自然环境，宗教之间的生死冲突，生命的艰险与瑰丽……，从上世纪初到世纪末，整整一个世纪的西藏历史，如此紧张而舒展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它使我们面对一段陌生的历史时，直接叩问我们的精神深处。
通过宗教回到精神生活的源头，回到最初的那种存在状态。这使我们想起了已经遗忘的“寻根”主题。但在这里，生存之根基是什么呢？其直接性是宗教信念。小说力图在信仰冲突中来表现出异域的生活画卷，并且充分地展示了一种“族群”的存在方式。中国人的生活缺乏宗教（这主要是指汉族），文学作品涉及宗教的不多，既难处理，也容易出问题。这使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宗教气息极为淡薄，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人口的民众，不需要宗教来归划他们的灵魂和精神，这也是人类历史的奇迹。好在我们有各种思想，解决了一大半的问题。但对于文学来说，确实是一件困窘的事情。尽管说，自近代以来，基督教就面临危机，文学也参与到怀疑信仰的行列中去。但对信仰的怀疑本身也是对信仰的探讨和追寻，这使西方近世以来的文学作品在精神维度方面总有它的深刻性。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依靠救国救民的启蒙和革命理念来建立内在思想深度，但在20世纪末，这一思想体系的历史根基变化了，文学作品如何重新获得深刻性，是一大难题。很显然，范稳这部小说以它的倔强性，走向存在之始源，向着人类生存的那些复杂领域挺进，这是一种信仰的还乡。
小说展示了澜沧江一个小小的峡谷地带被宗教支配的生活，这里演绎着千百年的信仰传奇。历史发展到20世纪初，这些带有原始意味的部族，又面临西洋宗教的介入，精神生活的局面变得错综复杂。小说不只是写了几个特殊的部族，而且还写了更为特殊的人群，那些藏传佛教的喇嘛、活佛，纳西族的祭司，基督教的神父，要写好这些人需要有相当深厚的宗教史知识的准备，范稳显然是有备有而来，他的书写据说也采取了“还乡”的形式，用政治术语来表示，就是回到生活，回到人民中间。他居然花费数年时间深入到藏族地区，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同时也在宗教史方面下足了功夫。他可以把处于不同宗教信仰中的人们的生活态度与世界观，他们的性格心理都表现得相当恰当，颇有些栩栩如生，这并不容易。基督徒关于上帝创造一切的信仰，佛教徒对来世和转世，对神灵的迷信，纳西族对鬼神的敬畏，这些不同信仰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与冲突，显示出生活世界的那种巨大的差异性与复杂性。这些族群生活于艰难险阻之中，他们的存在需要巨大的勇气与坚定的信念，信仰对于他们来说，显得如此重要，没有信仰，没有对神灵的敬畏，他们无法解释世界，也无法超越存在的困境。在这里，文学书写回到了“族群”最初的存在方式――明显不同于汉民族的少数民族才有的那种生存信念和超越存在困境的那种始源性的意志力量。
当然，“还乡”式书写并不是写出一个理想化的精神乌托邦，也不是信仰的清静澄明的世外天国。“还乡”是寻找什么呢？那么多的争斗、冲突、杀戮，它展示了族群之间的生存争斗，通过与自然环境的斗争来刻划“族性”。在这里，文学书写与文字的力量找到共同的处所，共同扎根的大地。也许我们可以从小说叙事展现的民族性这点上来看出文本叙事的力量。所谓“民族性”这种概念已经被过度使用，这些“民族性”通常是指中华民族，而其内涵主要是汉民族的民族性，它在人们的叙述中，并不指向生存的状态与方式，而是由典籍文化规定的那些民族性的思想文化特征。事实上，汉民族本身受着地域差异的影响，其民族性的概括本来就十分困难，因而也显得牵强，典籍文化的规定也代替了活生生的表现。少数族群由于其更紧密的族群内在认同，使得他们保持更为一致的信仰、认知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在与自然以及其他族群的对抗中展现了独特的生存意志，承受历史累积的苦难与仇恨，显示出不可松懈的顽强斗志。看看小说中关于自然环境的描写：
天碧蓝如洗，云团堆积出千奇百怪的形状，变幻出黄、红、白、黑、绿、紫、青、蓝、灰等等远远超出你想象的颜色；阳光从云缝中射出来，极富穿透力和表现力，像一束巨大的追光照射到大地上。有时这种追光就像被神灵所使唤一般，任意地打扮着苍茫的大地，使它雄浑、古朴、苍凉，仿佛上帝创造世界时的景象。有一天一束奇特的阳光照射到左盐田的村庄，久久不肯离去，使那里的房舍和农田看上去像是个大舞台，纳西人土掌房的轮廓被极具质感的阳光勾勒出一道道金边，炊烟在金色的追光中袅袅上升，使人感到那里就是贫寒苦难的人们梦寐以求的仙境，而那时峡谷里其他的地方还笼罩在一片烟雾弥漫中。（见小说第234页）
这是从一个神父的眼中看到的自然景观，它表示一个活佛将要从这个纳西族村庄诞生。这些自然的神性，表达着存在世界里不可洞见的那种力道。很久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没有人如此怀有激情地表达过宗教，也少有人如此热烈地描写那些荒蛮而瑰丽的大自然风光，更难得看到对生命与生命，与神灵的碰撞迸射出的火花，
回到生存始源状态的书写，精神、存在与书写本身获得了一种同一性。范稳依赖这种同一性，同一性支配着他的叙事，提示了共同归乡的道路。其中当然也有差异性，但都被同一性淹没了。小说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藏族的不同部族，康巴人的勇猛，视死如归的气概。他们对战斗，对杀戮有着满腔的激情。同是藏族的野贡部落就显得更为有策略，他们给勇猛留下回旋余地，因此，野贡家族能够成为狭谷里最古老、最富裕的庞大家族。小说写到康巴巨人部落与野贡家族的恩恩怨怨，无不写得惊心动魄。部族的个性，差异性确实时刻被强调，但潜在的同一性却更顽强地表达出来。那些数百年，数十年就要演绎一遍的生死战斗，显示了狭谷里的生存之悲壮，也掩盖不住它的浓重的悲剧性气息。作为对一种“族性”的书写，泽仁达娃可能是写得最鲜明最有力度的一个形象――他是真正超越同一性的另类（小说中他也被其他人看成另类）。这个在族群血与火的冲突中死里逃生的康巴人，成长为一个巨人一样的勇士，但他只能是一个末路英雄。他成了一个烧杀抢劫的土匪，他的勇猛与草率，狂野与深情都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但最终他也不能摆脱同一性，其一是他的情爱；其二是他的宗教皈依。
小说中写到他与木芳的爱情，显然是奇特、不可思议而又异常动人。这个土匪被一个美丽的纳西族女子的美丽与身体所融化，真是一物降一物，应那句古语，英雄难过美人关。木芳是唯一能够制服泽仁达娃的人。这里的爱情都显得极为奇特，狂野而浪漫。作者并不热衷于描写爱情，信笔而至，却总是有引人入胜的效果。当然，小说似乎隐藏着一个更深的思想，那就是人性的爱，有着更为强大的力量，信仰与部族之间的敌对，那些世代相传的深仇大恨，只有纯粹的肉身之爱才能化解。泽仁达娃之与木芳，独西之与白玛拉珍，都以肉身之爱超越了宗教与部族――这似乎才是真正的“水乳大地”。宗教的力量显得那么困难，而是身体的交合则是那么单纯自然。就象水乳交融一样。在这里，爱的同一性占了上风，成为与宗教一样的根基，宗教只是在最终的本质意义上具有同一性，在皈依的那个时刻具有同一性――不同的宗教在那样时刻都回到了神或上帝那里，而爱却是更为原初的同一，身体的交合是纯粹的同一，是绝对。这是生命的归乡。那个野贡家的后代独眼（独西）与纳西姑娘白玛拉珍的爱情，那些狂野的情欲，却象燃烧的山花一样烂漫，带着充足的生命韵律展示出人性的绚丽。当然，更有生命内涵的爱情还是泽仁达娃与木芳之间关系。那不是什么心心相印铭心刻骨的爱恋，而是生命、身体、神灵式的相遇，多少年，那个土匪还对木芳永志不忘。因为有爱，这就是同一性的根基，最后泽仁达娃皈依了佛门，成为一个虔诚的教徒。正如小说的结尾处所写的那样，泽仁达娃完成了他的人生，狂野的族性也消蚀于宗教宽容之中。
人类的恩恩怨怨，仇恨与苦难，都只有在宗教里化解。这似乎是小说刻意表达的一个主题。小说非常深入细致地表现了宗教在藏族这个生存艰难的地区具有的至高无上的作用，也描写了基督教介入藏族地区的具体过程。作者没有概念化地处理佛教，也不带任何偏见地描写了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尤为难能可贵的在于，作者写出了一群献身基督教事业的传教士的形象――这在历史教科书或其他文学作品中，被简单粗暴地处理为帝国主义阴谋家的一群人，在范稳的叙事中，他们也显示出了某种可贵可敬的品质。作品最终要表达的是不同宗教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宗教的本义就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人们的灵魂之间的沟通，因此，不同宗教之间更没有理由不相互平等相互尊重。作者显然是从一个理想化的同一性角度来表达宗教观念，他把宗教看作一种纯粹的精神信仰，一种维系人类平等、友善、和平共处的精神信念。最后，在社会主义政治的协调中，不同的族群之间矛盾化解了，不同宗教也和平相处，达到一个至善至美的境界，就象抵达天国或神的境界一样。我知道，这与其说是作者的现实理念，不如说是期望与祈祷。
在这里，文学书写的同一性给文字的存在以有限性的力量，文字被文学的同一性规范住了，文字不能撕裂文学书写的理想性，观念性的力量，美、爱与皈依这种理想，也许远比文字本身的存在更具有远大的意义。
2004-2-2 于北京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