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和遇罗克一道被处决的王佩英，是一位英雄的母亲。五十元工资抚养七个孩子，还拥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与无畏精神。文革后，她儿子张大中艰苦奋斗，成为一名企业家。
陈昭宜为惨死的父亲建墓
去年清明节前，张大中先生写了上面的文章，印出来分赠同事亲友，以纪念他的母亲。
前年我认识张大中先生，是通过他和我的共同友人陈昭宜。昭宜的父亲陈信德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日文老师，中国最好的一部日文语法书的作者。文革中，一九六九年八月八日，在全校万人大会上，北京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人宣布，按照“抗拒从严”的“政策”逮捕他，把他从人群中抓出来戴上手铐塞进汽车带走。三个月后他在山西长治监狱中死亡。我寻访和记录文革受难者，朋友帮忙在人海之中找到了他的女儿，我们得以相识。昭宜是个道德观念坚定明确，而且有担当、有决断的女子。这种品质至关重要。一九九五年她到山西找到了父亲的遗骸作了安葬。据我所知，在北京大学的六十三名文革受难者中，她的父亲是唯一有墓的人。
陈昭宜在她父亲死后认识张大中。作为“黑五类”子女，他们被分配做收入最低，也最苦、最不安全的工作。昭宜对我说，张大中母亲在文革中被判了死刑，你应该记载她的名字。
我很快给张大中先生打了电话。我先介绍了自己是谁以及为什么跟他联络。这样的电话采访和这样的开场白我已经做了很多很多次，但是依然每一次都有点紧张，因为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回应。怀疑？拒绝？惊恐？甩电话？还是友好爽快的回答？这些我都遇到过。
张大中谈母亲的生与死
这一次，我听到的回答与前都不同。他说：我有你的书。我买书的时候说，还有这么有心的人，写出来这么多文革死的人。
电话的那一端，好像就是在同一个房间里，他已经取来了我的那本书。我松了口气，知道接下来的谈话会不那么紧张耗神。《文革受难者》在二○○四年出版。我做了上千个访谈，在那本书里记录了六百五十九名文革受难者的故事。书出版几个月后，有人匿名在互联网上用很污秽的语言骂我，甚至谩骂撰文称赞过这本书的人。那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所有为受难者发出声音的人闭嘴。然而我也知道，还有另一种人在阅读和传播这本书。这本书把一些素使相识的人联络起来。
张大中给我讲了他母亲的故事：
我的母亲名叫王佩英，生前在铁道部设计院幼稚园工作。我的父亲抗日战争时期是流亡学生，在开封认识了我母亲并结婚。母亲是当地一个富裕商人的独生女儿，在开封女子中学读书。父亲在抗战时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带著母亲先到郑州再到北京，在铁道部当科长。一九六 ○年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带著七个孩子过活。从一九六三年开始母亲写一些东西，批评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她要求退党。工作单位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
父亲去世后，按照规定补助了一年工资。母亲的工资是每月五十元。她带著七个孩子，确实很难，有时候会心情不好。但她平常是正常的。她和家人谈论社会上的一些问题，都是正常的。我也看过母亲写的诗。有点像人们所说的“打油诗”。不能说那些诗是非常了不起的伟大的诗，但意思是顺的，逻辑也不混乱。
一九六五年，我每个星期天去安定医院（注：北京的精神病专科医院）探视。母亲还经常写。她说她光明磊落。她寄出去，寄给党中央。她表达了她的不满。我那时候不太懂，只是觉得恐惧，还觉得不光彩。
在医院里，有一次，她说让我们兄弟姐妹去照一张照片，“让我看着你们”。我们就一起去照了相。还有一次，也是在医院里，她跟我说：“儿子，我罪很重，以后可能连累你们。”我当时没有当回事，只跟她说，您别说这些，好好养病。那时候我上中学。
文革中，康生（注：职位最高时是第四号人物）有一个专门对精神病人的批示，说对“精神病人要具体分析”，意思是精神病人中有反革命。一九六八年，安定医院把母亲赶了出来，宣称她没有精神病。他们要母亲工作单位把她领回去。单位里是军宣队，把她关进“牛棚”（设在单位里的关押本单位工作人员的监狱）劳改。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能见到母亲。
文革后，我走访了和母亲一起关“牛棚”的人。一位俄文翻译，两位老干部，和我母亲在一个屋子里关过三个多月。她们讲了她被抓走那天喊了什么，被打成什么样子。她们也说到“牛棚”里的一些细节。她们说，在那里每天乾造反派派给的活儿，我母亲干得麻利、专注。清理炉渣，她把没烧透的煤核都捡出来再烧。倒腾大白菜，她把白菜码得平平整整，还找来长木棒，横在平整的菜上，再把第二层大白菜码在横棒上，好让空气流通。那时候她们的工资都被扣，只发很少一点钱，而且在食堂吃饭不许买肉菜只许买素菜。可是我母亲为了省钱，连素菜都没有买过，天天窝头咸菜。她告诉她们她想念家里的孩子们，特别想念我小妹妹，也是我家唯一的女孩儿。她们说她是个神志健全心地善良的女人。
她们说，我母亲在“牛棚”里写了一些小纸条，出去劳动的时候散发了。造反派发现后，闯进“牛棚”就把她按倒在地，拳打脚踢，毒打完又逼她“交代反革命罪行”。但是她一声不吭。她们劝她别写了，那没有用。她说，我和你们不一样。你们会出去。（意思是我不会了。）她们说，我母亲是“宁死不屈”。
一九六八年的国庆日，中午，“牛鬼蛇神”也被押到食堂。饭堂里人很多。我母亲站到人前，大声地说出：“打倒毛泽东”。一帮“革命群众”涌过来，把母亲打得昏死过去，又送公安局。此后没有任何手续，在公安局关了一年四个月。
一九七○年初，我哥哥的单位在北京修地铁，说单位里讨论反革命名单，有她。那时候把这种材料发到每个单位“教育”大家，老百姓有多大怨言也不敢说。我妈妈一月二十七日判决，立即执行。我那天晚上六点才知道。在马路边上，听到参加“公审大会”的人议论：在工人体育场……公判大会。街道委员会把死刑判决书贴在我们院里，白纸黑字，上面还有红勾勾。
三个月后，有个人到家里来，说是法院军管会派来的，拿了一张纸，要签字。我哥哥签了字。他说了没几句话就走了。印象里这个人穿戴不太整齐，随随便便的。他拿的那张纸给我们看了，没有留下副本。是不是判决书？没有给家人送过判决书。那是一份表格似的东西。
一九七七年，我为母亲申诉。母亲说的那些话，写的那些东西，确凿无疑。她“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是真的，喊口号也是真的，“打倒毛泽东”也是真的。但是她曾经被送进过精神病院也是确实的。后来就以“精神病”为理由，一九八○年给我母亲平了反。
死刑没有判决没有记录没有程序
张大中母亲的生和死，透过几十分钟的讲述，用以上两千字写记下来。尽管我已经听到和写下上千个受难者的悲惨故事，依然感到透不过气来的压抑和难过。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是告诉张大中：我这里有你母亲的材料。
在那份从旧货摊子找到的材料上，有二十名“现行反革命”的判词。其中只有遇罗克，编号为一○，是已经进入公众视野的一位英雄。那另外的十九人呢？他们到底是谁呢？在同一时期还有许多别的判决书，那上面被作为“反革命分子”判死刑或者长期徒刑的人，又是谁呢？在真实的生活中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些已经无法出声的受难者的家人在哪里呢？我一直想把他们一一寻找出来，记录下来。
在那份材料上，张大中母亲的编号是十一。说她散发了一千六百份“反动” 传单，这数量不是真的，但是她确实写过反对文革和毛泽东的诗和文章。然而即使在这个已经大大夸大事实的判词里，书写“反动”文字也只是她唯一的“罪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在中国古代，只有杀人和谋反才判死刑。在斯大林三十年代的“肃反”中，几百万人被送去“劳改营”，他们的“判决书”上写著“根据法律第五十八条第一或者第二或者第三……款”作出判决。判决王佩英死刑却没有援引任何法律条文。至于惩罚标准，在纳粹德国，集中营的规章说：任何人在书信或别的文件中诋毁国家社会主义党或者政府元首者，禁闭两星期和鞭打二十五下。（见《第三帝国的兴亡》英文原版二七二页。此书有中文版，董乐山翻译。）
在法律程序方面（在法律上“程序”是特别重要的），对王佩英根本没有开庭审判，哪怕是装样子的审判都没有过。她被判处死刑，不能上诉。她被杀害，家人根本没有得到通知，也不能去告别。她也不能留下遗言。被判刑者上诉的权利在中国古代是有的。正史上记载李斯在刑场上怀念带著黄狗打猎的日子，历史小说中华佗医生把他的著作托付给了狱卒，戏剧中有窦娥在被处死前宣称上天将六月降雪以证明她蒙冤。在张大中的母亲案里，这些权利全都没有。那时文革的“打击反革命运动” 正在中央文件的统一指导下在全国进行。因言论可以判处死刑，判死刑后不准上诉立即执行，都是中央文件里明文规定的。不通知家属，不发给家属判决书，北京上海全国都一样。这个“革命”如此彻底，不但把几千年来死刑的定罪标准改变了，还把死刑的判决程序改变了，并且把死刑的执行方式也改了。
张大中先生后来寄来了他母亲的一张照片：一位梳辫子的母亲，朴素，沉静，温和，穿过生死的界限，她从照片上看着我们。
王佩英是一个幼稚园的阿姨，也是一个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见的人，这本来是每个人生来应有的权利。然而，在不准批评权力当局不准批评最高统治者的年代，一个有不同声音的人就成了“精神病”人；在法制不存、暴力肆虐、迫害横行的文革中，死刑更进一步成为对持有不同声音者的最“方便”和彻底的“解决”方式；即使在文革被否定之后，也只能以“精神病”为理由得到平反，而不是明晰宣布：要有言论自由，不能以言论治罪。
实际上，今天我们连她的言论都无从得知。除了“平反书”和判词，看不到关于她的档案资料，也看不到她为之付出了生命代价的诗文。这场革命的后果是如此干净彻底，后世人既不知道受难者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的遭遇，更不知道他们的思想。
我没有真的见到过像张大中的母亲这样勇敢而坚定的人，也不能确定这样的人在现实中可能起到什么作用。我和我母亲讨论过张大中的母亲。我母亲很肯定地说：文革时期，无数人受到迫害，已经是非常恐怖，而且，听不到任何人敢对文革做任何道德上的法理上的哪怕是很小的批评，更是令人在心理上绝望。假使那时候她能听到张大中母亲的声音，一定会是极大的精神上的支撑和指引。大多数人或者不能思考或者沉默屈服。但张大中的母亲是不一样的。她是一位英雄。
决心为母亲做一座雕像
张大中先生也跟我谈到别的受难者。在他的中学，北京矿业学院附中，有一位名叫朱鸿志的语文老师，班主任，四十来岁，在一九六六年八月遭到毒打，然后被关在学校。半夜，他到学校楼后的小树林里上吊死了。他说：听到朱老师的死，我当时心里是同情不是是非，而是同情，自然而然的同情。我想起我自己的母亲，她因为写诗写文而被关在精神病院里。
我对他在这样的上下文中这样有力地使用“同情”一词印象深刻，虽然张大中先生说他自己“文学不行”不知道怎么来写出他的母亲。中文在传统的用法上，“同情”的最早的意思只是“同时同样的情”，比如，一些人一起高兴或者都很不高兴。但在当代汉语中，“同情”和英文的 compassion一样，是指因他人遭受的痛苦而引起感情，意味著对他人受难不会无动于衷。“同情”比“伶悯”要强烈，往往伴随著为减轻他人痛苦而采取行动的愿望。有没有同情，或者说人是否具有这种感受力，不但对了解、判断和记忆关于迫害的历史非常重要，而且上也是人的道德养成的基础。文革是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迫害，同时必然也就充满对“同情”的否定和压制。可以说，“同情”是文革中最受摧残也最为匮乏的感情之一。
王佩英得到“平反”后，法院付给她的家人三千块钱，她的工作单位又付了四千块。不过当局从来不肯明确承认那是对错判死刑的赔偿。王佩英有七个孩子。张大中先生用他得到的一千块钱开了一个电器小作坊，一步步发展，成为一个大企业家。帮我找到他的陈昭宜发奋读了大学，现在是一名外国语教师，过著清洁宁静的生活。她多次催促这位患难之交：你要纪念你的母亲，一定要为你的母亲做些什么，不要把工作和赚钱看作最重要的，要常常看看自己的心和灵魂。
张大中先生于是想要为他的母亲做一座雕塑。他说，有一次他走在美国街头，突然看到一位被捆绑的年轻英雄受难的铜像，顿时禁不住泪流满面，因为这让他想起了他的母亲。他想找一位雕塑家。我也对此做过一点建议。他的母亲的雕塑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这座雕塑将怎样表现对他母亲的纪念呢？我不是艺术家，但他的这个主意让我再次思考“纪念”的意义。（我在互联网上建立“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已经九年。）就像“同情”比“伶悯”强烈，“纪念”也比“记忆”强烈。“纪念”中包含著清醒的价值取向和道德选择：要不要纪念？纪念谁？纪念什么？通过纪念会谴责什么？纪念将在历史和现实、死者和生者之间建立什么样的联系？我期待著，在那座正在构思中青铜雕塑面前，我们将纪念她，讲述这位梳辫子的母亲的故事，谴责杀害她的暴行，也沉思自己是否记住和实行了在幼稚园里就听到的友好、诚实、公平、动脑子这些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品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