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改革开放30年以来意识形态工作就会发现，在改革开放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都会出现一些来自境内外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力图通过媒体向社会广为传播和散发。这里，始终存在着争夺舆论阵地的斗争。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媒体，应该清醒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加强理论热点的舆论引导工作。以下几个理论热点问题需要引起特别关注。
一、 怎样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的历史及其与改革开放30多年历史的关系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怎样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
必须注意防止两种片面的观点或错误的倾向。一种观点或倾向，是在肯定改革开放以来30年历史性进步的时候，有意无意地贬低甚至否定改革开放前30年的成就和经验；另一种观点或倾向，是在肯定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成就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淡化改革开放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甚至认为改革开放前30年比后30年好。
1． 要充分肯定新中国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新中国与旧中国有质的根本差别，不能把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说成比旧中国都不如，要尊重事实。这是一个大原则。
2． 要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进步。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是我党领导各族人民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60年。尽管我们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无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还是在上层建筑方面，中国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
3． 要充分肯定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进步。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第一，新中国成立时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后来建立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等，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第二，我们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4． 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有成就也有失误，包括像“文革”那样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邓小平曾经说过，“文革”也有一功，就是指它的教训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没有“文革”的错误就难有今天的改革开放。
5． 改革开放30多年与之前的近30年不是一般的承继关系，而是一场新的革命。这场革命，既是对过去建立的经济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的变革，又是对过去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6． 要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难以把“文革”造成的灾难性局面扭转过来；就难以经受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考验；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和这样的国际地位。
二、 怎样评价改革开放30年
这是近几年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碰到的一个突出问题。
如果抽象地论证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或者具体地罗列改革开放的成就，都难以统一思想。因为有人同样可以罗列许多存在的问题，并同改革开放前做简单对比，质疑甚至否定客观结论。因此，要从大处着眼，用历史的眼光来评判，把这30年放到“两个100年”的历史大背景中去考察。
“两个100年”，就是1840—1949年这100多年和1949—2050年这一百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两个历史性课题：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简言之，一要救亡，二要发展。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以1949年人民革命的胜利为标志，解决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个历史性课题。也就是说，我们为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花了100多年的时间。
尽管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一个历史性课题，为解决第二个历史性课题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和社会基础，但是如果“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个历史性课题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中华民族的危亡问题还不能说完全解决了。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如果中国不能改变过去那种落后的情况，不能赶上那些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这就是说，只有进一步解决了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二个历史性课题，我们才能彻底解决民族危亡问题，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毛泽东的未竟之业和思想财富，同时以新的实践为基础进行新的探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要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从1949年算起，没有100年时间不行。邓小平提出了分三步走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也就是说，我们要持续奋斗到2050年，才能最终解决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提出的历史性课题，而且中间不能再折腾。
在“两个100年”的背景下来看改革开放这30年，就可以深切地体会到，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是改变民族悲惨命运，让我们不仅能够抬起头来，而且能够大踏步走进世界与各大民族齐头并进的一个壮举。
三、 怎样看待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强调用历史的眼光来评价改革开放30年，强调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正确的，并不是要回避问题。但是，不应以“反思改革”为由否定或反对改革的方向和道路。
1．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长期历史原因形成的，是多年来要解决而没有完全解决积累下来的，是前进中出现的新问题，也有我们工作中的不足引起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由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带来的。应该认真研究问题而不回避问题，对问题既不缩小，也不放大，更不要都上纲到改革的方向和道路上去。
2． 这些问题不是别人提出来的，而是党自己提出来并正在努力解决的。我们应该以主人翁的态度来研究这些问题，力求取得突破性进展。
3． 我们这个民族多灾多难，不能再因一些具体问题的不同认识去争论而耽搁了民族的前途。我们都应为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为我们民族的前途考虑。
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更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解决各种问题的出路，争取有突破性的进展。我们的智慧和才干应该往集思广益、开拓进取、解决问题的方向上引导，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改革发展大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
四、 怎样认识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在肯定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正确的同时，也必须注意以所谓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为名，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观点或倾向。
1． 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的选择。各个国家在现代民主制度建立过程中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美国的两党制与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的特殊情况相联系；法国的多党制与法国革命过程中第三等级崛起以及一次又一次复辟与反复辟的复杂历史相联系；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是光荣革命的产物。
人类可以设计各种制度，但不能随意地选择制度。中国在辛亥革命胜利后选择的是多党制和议会制，但是很快就失败了，连年内战，民不聊生。抗日战争胜利后，共产党认为建立民主政权的条件成熟了，提出了联合政府的建国方案，而且明确提出可以先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经过协议组成一个临时联合政府，待条件成熟后“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但是，国民党逆民主潮流而动，提出所谓“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建国方案。在关键的历史时刻，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的专制主义建国方案，并出巨资支持国民党政府打内战，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共产党。结果，不到三年时间，失去民心的国民党就在战场上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不可能进入新政权，共产党就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建国方案。这就是由各种合力推动形成的历史，其中包括了美国的因素。美国那时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主张，现在又要我们实行多党制，但历史有个路径依赖的问题，不可能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有人说，不管怎么说，你们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枪杆子支撑的政权，就是专制主义的政权。历史事实是，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实行大屠杀，迫使中国共产党在8月1日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我们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这是中国革命的残酷性决定的。尽管如此，我们1948年在解放战争战场上取得优势，决定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没有凭借枪杆子独霸政权，而是发表了著名的“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到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1949年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各民主党派一起制定了“共同纲领”，并且按照“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也就是说，我们虽然通过枪杆子推翻了旧政权，但是新政权是通过民主协商和民主选举建立的。这样的政权，怎么是专制主义的政权呢！1954年我们又通过全民大讨论，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国人民开始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尽管后来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有过错误，但不能说我们的政权是专制主义的政权。
这样把理论与历史、现实结合起来，讲清我们的基本制度的由来和性质，能够澄清许多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抓住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机遇，普及一点历史知识，是有好处的。
2． 我们并不认为已经建立的基本制度是十全十美的，还要通过改革来完善和发展。不然，我们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20多年后，还要进行改革开放这场新的革命呢！事实是，我们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同时，我们一再强调，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不是对制度的细枝末节进行修修补补，必须对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一直有一种舆论，认为中国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似乎中国至今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很大的误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提出改革的任务，就在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造就了思想解放的氛围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改革一开始就是在民主政治推动下起步的。我国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党是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各种意见都会有。这就决定了在中国搞改革开放，搞现代化，没有民主是不行的，不能有序地推进民主也是不行的。
之所以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误解，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邓小平的战略思想研究较多，而对于他领导改革的策略思想研究不够。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既有战略，又有策略。比如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取消了曾经作为中国“三面红旗”之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乡政权，设立了县人大常委会，并由公民直接选举县和县以下人大代表。这些都是政治体制改革，但又都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推进的。30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每推进一步，政治体制改革也深化一步。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
那种认为中国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人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一个他们认为“高度集权的专制社会”中，会出现那么成功的市场体系和经济发展，会允许公民在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自由发展，会允许思想文化包括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多样化。所以，观察和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及其走势，必须立足中国现实，客观地全面地认识中国的改革实践。我们致力于探索的，只能是符合中国的历史和国情的、能够真正给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的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形式。在民主政治问题上，既要向人家学习，也不能妄自菲薄；既要积极推进，也不能盲目发展、急于求成。
3． 改革决不是要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取代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但是我们的改革决不是用资本主义来取代社会主义；决不是用私有化来取代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决不是用多党制和西方的议会制度来取代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们的改革作为一场新的革命，与1949年的革命不一样，不是要推翻而是要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此，头脑必须十分清醒。
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所决定的。邓小平对此有大量论述。概括地说，他认为，我们的改革开放具有三重属性：首先，在具体制度层面上，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革命。这就是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
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其次，在基本制度层面上，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我们的改革决不是要否定或推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再次，在实践过程中，改革是一场试验。“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因此“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这三重属性，既说明了哪一些是要变革的，哪一些是不能变革的，又指出了应该怎样大胆而又科学地推进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改革开放这三重属性，从根本性质上规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和目的。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我国推进改革开放有三大目的：一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二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对于中国的改革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同样可以把理论与历史、现实结合起来探讨。这30多年，我们经历了两次选择：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面临着社会主义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性选择。当时有三种主张：一种主张是“两个凡是”，也就是既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又维护和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基本上是在走过去的老路；第二种主张，就是当年以“西单墙”为代表的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而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其实质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种主张，第一种不得人心，第二种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并且给“四人帮”残余势力提供了口实。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局面下，爆发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大多数人民站在一起，主张从实际出发，既不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又不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邪路，而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这就是当年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选择。
东欧剧变前后，我们面临着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历史性选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我们碰到了一个大问题，这就是以什么样的体制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探索历程。最初是介绍学习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比如南斯拉夫、匈牙利；后来是介绍学习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比如美国、德国、瑞典等；再后来是介绍周边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新加坡、韩国和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等，呈现一派诸子百家的景象。这实际上是一次选择，体制的选择。当年在经济体制的选择问题上，概括起来有三种主张：一种主张仍然搞计划经济，但可以增加一些市场调节；另一种主张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放开搞市场经济；第三种主张探索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党的文件中也出现过“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和市场都覆盖全社会”、“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等各种提法。我们一边实践，一边探讨，一边总结，一边选择。1992年以党的十四大为标志，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这两次选择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要根本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两次选择，尽管邓小平和江泽民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是领导人个人的选择，而是广大人民群众都参与了的历史的选择。要尊重历史，尊重历史的选择。
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理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构成，不包括毛泽东思想；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包括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毛泽东思想不仅包括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而且包括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七大也强调，要永远铭记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的毛泽东思想及其进行的艰辛探索奠定基础的。
1． 应该看到，“结合”和“飞跃”不是主观设定的，而是有其客观的依据和质的规定性。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出现了两次结合、两次飞跃，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要回答和解决“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
2． 毛泽东思想的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两方面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成果。为回答和解决第一个历史课题，毛泽东领导党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其成果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回答和解决第二个历史任务，毛泽东提出了“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并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由于他晚年指导思想上的失误没有完成这一探索，但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正确思想。这两方面的科学成果，统称为“毛泽东思想”。从内容和逻辑上讲，毛泽东思想包括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思想；从时间上讲，涵盖毛泽东同志从1921年到1976年提出的科学思想。
3．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过程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但没有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即没有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是客观存在的。同时必须实事求是地指出，由于毛泽东晚年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他不仅没有能够完成这一探索，没有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还沿着相反的方向，提出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始于毛泽东上一世纪50年代中期的探索，但不能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那时形成的。
4． 邓小平领导全党全国人民，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重新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并实现了理论飞跃，即创立和奠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方面总结历史经验，继承毛泽东同志的未竟之业和思想财富，一方面以新的实践为基础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取得了突破性的新进展，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理论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就是邓小平提出的。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留下的思想财富，也是邓小平在纠正毛泽东晚年指导思想上的错误的基础上继承下来的。
综上所述，在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应该从邓小平理论讲起，指出这一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时，应该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曲折探索讲起，指出邓小平在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已经继承了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思想，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摘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