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大学校园中乡愿之风颇盛，老师竞言学生之善，而不言其不善，这也有些背景因素。
蔡元培曾说，自“科举废、学校兴”，教师登堂宣讲，学生聆听，师生之间的接触和感情皆远不如书院时代，学术授受渐“同于商贾之买卖”。对于这类现代学制产生的师生疏离，很多教书人是不满意的。据说蒙文通先生曾把课堂搬到茶馆去，授徒于品茗之间，风雅与学问兼得，而师生的感情也更融洽。但那是在斯文尚未彻底扫地的时代，我猜茶馆里总有相对宁静的处所，予读书人以清谈之便。今日的茶馆，或许就没有那么雅静；论学于喧闹之中，恐非常人所能。
蒙先生的做法，体现了前人寓教于乐的主张。《吕氏春秋》说，劝学要顺诸人情，而“人之情不能乐其所不安，不能得于其所不乐”。能快乐地学习，不肖者也能参与；若是痛苦地学习，即使贤者也不能持久。故“达师之教也，使弟子安焉乐焉，休焉游焉，肃焉严焉”。简言之，使从学者乐而后有所得，才可谓“达师”。
不过，安乐休游之余，也还要有所“严肃”，才能于学有益。今日校园中一些老师或许为了能让学生安乐休游，便以鼓励代批评。有些热心肠的人更可能因现代学制下的师生疏离而产生负疚感，无意之中不好意思批评学生，或虽批评而使人听起来像表扬，后者就有些接近乡愿了。
例如，有位学生的毕业论文实在不高明，答辩时多位老师表述了不满和批评，但这些老师的表述均极为婉转动听，以至于该同学全部听成了赞扬，后来也一直认为自己的论文做得不错。直到有一天另一位老师看了他的论文，告诉他其实不高明。结果他回去请教过去的老师，才知道他的导师原也不看好那篇论文，当时有特别原因未参与答辩，后来又“来不及”告诉他。而那些以动听语汇表述批评的老师们，也都曾将其不满告诉了这位导师。换言之，除了当事人本身，人人都知道这篇论文很差。假如没有后来某老师的直接表示，这位学生可能一直认为他走在正确道路上。估计上述老师都是出于善意而想要表现得厚道，然而实际后果恐怕难逃“误人子弟”之嫌。盖若该生良好的自我感觉保持得太久，在未来的学术生涯中才遇到挫折，这晚来的打击，很可能彻底摧毁其学术自信心。
乡愿风气流行后，学生较少听到直接的表述，也渐渐习惯于从一些蛛丝马迹来推测老师的意愿。某校一位进校不久的研究生想要申请公费到美国进修，要导师写推荐信；导师因为前一学期恰外出客座，尚未给该生上课，所以要该生找已修过课的老师写推荐信（美国的学校并不习惯看只有套话的推荐信，而会预期看到有实际接触经验的老师给出的具体评价）。结果这位学生将此解读为老师反对其出国，立刻放弃了申请。事情传到系主任那里，就成为其老师自以为世界第一，不主张学生到外面去学习。
正是乡愿风气的流行，使得毕竟居于弱势的学生不能比老师更直白。本非乡愿的学生，却成为乡愿风气的直接受害者：其虽不情愿，却不得不“顺从”了其认知中老师的意愿，失去了一次到外国见世面的机会。同时，系主任听说该系有天下第一的教授固然快慰，又似乎尚无此自信，结果只能认为此人故步自封，不思长进，还妨碍学生进步，颇为不悦。在师生和同事（且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这样的误会之下，该系的研究生培养，至少在牵涉到三位当事者之时，恐怕会遇到很多困难。而形成误会最主要的因素，即学生并未向老师坦承自己的疑虑，甚至没能“弱弱地问”老师的本意。
师生之间是以“客气”处事更好还是坦诚相对（包括赞扬和批评）更好，也许还可以探讨。从实际看，至少今日重点大学的学生们受到的鼓励和表扬或已够多，他们“进入社会”后还会遇到很多挫折甚至打击，同时也会面临很多竞争，包括不同观念的竞争；在大学期间稍微有些不那么顺畅的经历，开始尝试怎样面对批评，或许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历练。
比这些实际考虑更重要的是，在形成善恶是非的表述都婉转到“受众”可能无法理解的乡愿风气之后，师生都可能在无意识状态下相互“误会”，在这样的场景之中，学生在大学里还能获得多少真正的教益？我们做老师的是不是有些误人子弟？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