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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汪晖剽窃事件”的警示意义

  

  前几日与丁东等朋友聚会,适逢汪晖事件爆发。席间有朋友说:这样的文章也只有王彬彬敢写,北京没有一个学者敢去捅这个马蜂窝。而我则问丁东:刚看过一家报纸关于这件事情的报道,记者采访你时你说“汪晖的文章不是没有问题,但是说‘学术失范’可能更好”。从报道的效果来看,你好像是个挺汪派?丁东很迷惑,他说我是支持王彬彬的啊,我前面还说了一大堆,报道时他们怎么只用了我最后的两句话?

  后来我就看见了丁东发在自己新浪博客上的短文———《我支持王彬彬》,全文如下:“两天前,《××报》记者张弘给我打电话,问我对王彬彬批评汪晖的文章有什么看法。我表示,王彬彬是一个正直敢言的学者。我不赞成对王彬彬批评汪晖的动机作恶意猜测。现在中国学界乱象丛生。为了端正学风,对那些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的学者应当严格要求。当然,汪晖博士论文中暴露出的问题是否定性为抄袭剽窃?可能定性为学术失范更好一些。20多年前,中国博士生非常少,导师大多是名家,质量和现在不能比。但还是存在学术规范把关不严的问题,底子没有打好。现在抄袭剽窃成风,固然有其他社会原因,但和当时底子没有打好也有关系。我这些意思张弘成文时只取了‘定性为学术失范更好’这一点。可能使读者误认为我不赞成王彬彬的文章。其实我首先认为王彬彬发表批评汪晖的文章是一件好事,我支持他。”

  尽管丁东发表了“声明”,估计现在许多人依然认为他是挺汪派,因为《××报》的传播力度毕竟很大,而他这篇博文到笔者四天后发现时,也只是点击了69次。此文显然无法消除报纸早已形成的那种影响。

  这家媒体报道时为什么只顾及有利于汪晖的评论,这应该是一个颇值得讨论的话题,此处笔者不拟深究。我想接着丁东的话说,我也是支持王彬彬的。王彬彬批评汪晖其实问题有二:其一是文理不通问题,其二是抄袭问题。关于前者,我虽然没读过汪晖先生的《反抗绝望》,却也读过一些他的其他著作文章。老实说,汪先生的东西绕来绕去,常常让我看不明白。当然,看不明白也可能是我水平太差,但我私下也常听人说起汪晖的语言问题,现在又有王彬彬直言汪晖文风晦涩,话写不通,我就觉得也许自己的判断力还不至于那么糟糕吧。

  但似乎挺汪者中年轻、年长的学人都不谈这个问题,这让我略感吃惊。这也就是说,汪晖那种疙里疙瘩的著作文章他们都读懂了?如果没读懂,他们是如何得出汪晖很有思想之类的结论的?如果读懂了,莫非他们使用的是另一套汉语系统?由此我也想到,汪晖担任《读书》主编多年,他在营造一种艰涩的文风方面很可能还是很有功劳的。因为年轻的学人看《读书》多了,估计也就渐渐熟悉了那套行腔运调的话语路数。经过这种训练之后再读汪晖,觉得那就是汉语美文也未可知。但我觉得大家都是说汉语的,汪晖的语言有无问题,还是可以形成某种公论的。

  目前看来,有关汪晖的第二个问题似乎比较麻烦,争议也最大。我见到的最新文章表明:“王文共计具体指证汪著抄袭他人著作10例,在其中,根据笔者的核对和参考汪著上下文,有两例是明显不能成立的(汪著58-59页,涉及李泽厚著作;汪著72页,涉及勒文森著作),有两例可以宽容地归结为‘技术问题’(汪著68页、69页,涉及勒文森著作),但是,其余6例,是确凿的抄袭(逐字逐句的抄袭),而且抄袭意识明显可见(或者没有任何注释,或者注释明显是误导读者的)。”(肖鹰:《勿拿鲁迅做挡箭牌 学界要有勇气直面抄袭》,《中华读书报》2010年3月31日)既然有6例是逐字逐句地抄,那么抄袭一说显然是可以成立的。

  但即使可以成立,我估计这件事情最终也是不了了之,因为此书是汪晖20年前的博士论文(一些学者正是在这一点上为他辩护的)。于是在我看来,汪晖事件的最大价值也许是它的警示意义。如今,博士论文的水准下滑学界早有议论,也时见某某抄袭的报道见诸报端。对于青年学子来说,我想只有老老实实地做学问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此外别无其他途径。如果你投机取巧,即使能够暂时蒙混过关,以后也会被人发现。如果你有志于成为大腕级人物,就更应该把手洗得干干净净。

  本人对抄袭是深恶痛绝的,也多次在课堂上说过这种事情。别人我管不着,但起码我可以要求自己的硕士生博士生。我想告诉他们的是:如果他们胆敢抄袭为文,我首先要自责,同时我也不会以任何形式为他们开脱。我觉得这是做学问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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