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文豪鲁迅看来：“中国最不值钱的是工人的体力了，其次是咱们的所谓文章，只有伶俐最值钱。”如果把农民的体力也算进去，此言就能道破天机，随时可以引起我的共鸣，而最近遇到的一件在当今社会风气中不算什么巨奸大恶的小事，总让我有些杞忧，希望就教于明理读者，解我困惑，指我迷津。
今年7月，我校大一必修课程《中华文明通论》的考试刚结束不久，有位外地先生打来电话，自称是某省某校某专业的副教授，他的一个侄女在我校某法学院……不必等他说完，我就明白“无事不登三宝殿”，三言两语挂掉电话。倘若在平时，我也懂得尊重别人，不会在中途挂断手机，但面对这位先生的言行，实在无法产生耐心，更不用说客气和欣赏。如果他不是高校中人，而是工人师傅或者农民兄弟，如果他不是来自另一所部属重点院校，该校在管理、校风等方面还被吹成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的楷模，成为法大等校为评估而折腾的“典范”，那么，无论陌生与否，我的语气都会好很多。
不知是我的简单回应还起不到提示的效果，还是对方的执着感动过哪一方菩萨，就在第二天，他还通过手机，发来长篇短信，从头自我介绍，要求给某生加分，还说 “下次到北京一定拜访致谢”。此时此刻，我只好直言回复，以免再扰：
短信收到，但很抱歉，既然阁下也是高校中人，当知并非人人都能欣赏要分之举，看来你对在下并不了解。不知你是从哪打听到在下的电话，吾等素来对学生一再放宽，尽量过关，说不定你点名的那个学生也能过关，说情要分却是另一回事，不予考虑，无论熟稔之师友，抑或陌生如阁下，均不例外，请谅。在下自量渺小，拯救不了这个以和谐包装糜烂的世界，却也不愿参与任何有损于教职与学府尊严的活动，不愿说一套做一套，愧对学生、社会与良知，还请另找高明。但愿这不是那位××法学院学生想出要分的主意，他或她应该知道要分行为的非正当性与法律职业伦理的基本要求。郭世佑谨上
过了数小时，此人答曰：“冒昧打扰了”，我以为此事即可打住，如释重负，却没想到，一个月之后，当课程考分登出时，此人又来电话了，他的那个侄女离及格还差3分，再求帮忙。这时，我还是耐心回答：我们的评分要求一再放宽，为了适当提高平均分数，最后还普加5分，在1300多名学生中，只剩下40人左右不及格了，他的侄女还在保持这40人左右之列，那就应该好好帮她反思学习的态度与方法，而不是一再要分了。此人却不甘心，还是坚持说：“请帮帮忙，我委托一位朋友来拜访你”，我只好不假思索地回应他：“你找谁都没用。我们国家的高校与学界都已经很烂，丑闻不断，老百姓都在骂娘了，你我就不必为它继续糜烂做出贡献。至于你平时是怎么给学生打分的，我管不了，但你管不了我们，请你尊重我们的评分权利，我至少要坦诚地面对那些毫无人情关系的农家子弟与下岗职工的孩子。”说到这里，我不希望他再缠，就把电话挂了。为了避免他再来，我还通过短信，把此意复述一遍，并且补充：“如今国家多难，民怨鼎沸，阁下若能锲而不舍地为那些素不相识的底层民众代言，也许更容易赢得尊敬。欢迎你的侄女提问与补考。”
话已说到这个份上，我也感到心累，当晚拨通此人所在学校的师友，诉说我的遭遇，批评他们学校怎么会有这样斯文扫地的教师，还胡搅蛮缠，师友却私下透露，此人还是“市人大代表”，所教课程还与 “法务”有关。师友的资讯先是让我有点顿悟：难怪还敢向陌生人要分，原来是“市人大代表”。但仔细一想，觉得不对劲：难道人大代表就是这样当的？谁来管一管这样的人大代表呢？
还记得，前年9月，当《中华文明通论》的考分正式登网，我作为课程组负责人，就接连收到近200人次的考生邮件、短信与电话，纷纷以需要保研、入党、奖学金、出国为由，要求加分，还有部分学生利益网络的便捷，公开攻击课程组教师，煽动网络风暴，据说还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面对此类歪风，我曾不顾师友的劝阻，撰述《当代大学生的是非观念与未来法律人的职业伦理何在——就《中华文明通论》课程的要分现象致中国政法大学07级部分学生公开信》，委托学生在法大BBS转发，随即得到多数法大学子的呼应，一场要分的校园风波渐次平息，《中国青年报》、《中华读书报》等还发表过长篇述评。此后，直接找我们要分的学生不见了，类似的家长也几乎没有了，前来说情的本校教师却依然可遇，如今还多来一个这样的人大代表，我就不禁想起小品演员蔡明的那一串执着的追问：“为什么呢？”近年来，已有少数师友强调人大代表的“职业化”、“专职化”，我却有些害怕。如果不成源头入手，从人大代表的素质入手，一旦让这样的人大代表“职业化”、“专职化”，岂不更是祸患无穷？
不管是论情，还是论理论法，无论是作为人大代表，还是中国公民，无论是一般教师，还是高校教师，遵纪守法就是基本的操守，并无特权可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三十二条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职权，参加行使国家权力。”第三条还特别要求：“代表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 作为教师，《教师法》第二章第八条规定：“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作为高校教师，《高等教育法》第五章第四十五条也规定：“高等学校的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第四十六条还强调：只有“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的人，才“可以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近人林语堂在谈到中国国情时说过：“一个中国法官必不能把法律看作一个抽象体，而一定要把它看作一个可变通的量，应该具体地运用到某一个人身上，如黄上校，李少校等。于是，任何与个人联系不紧密的法律，任何不能视黄上校、李少校的具体情况而定的法律都是非人道的法律，所以也不能成其为法律。中国的司法是一种艺术，不是科学。”如果今天的中国还像林语堂所说的那样，那就别指望“依法治国”，顶多只能叫“依法治民”了。应当知道，建设法治国家既是近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奋斗目标，也是国家富强与长治久安的不二法门，更是当今多数劳苦大众的真诚期待。 “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 （《孟子》）各级人大代表理当带头遵纪守法，而不应该无视法律与职业伦理的存在，带头违规，表里不一不一，只有暗处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真正品格，说的并不比做的更重要。如今世风日下，社会冲突不断，权力的腐败快要超出国人的想象力了，勤劳朴实的民众群体大都不再相信自己的耳朵，只能守住自己的眼睛了。退一步说，即便是无视宪法、法律的存在而伸手索取之类行径已经成为某些人大代表的习惯性动作，那也不要超出你的“代表”辖区，敢犯异地伸手之忌，更不要不看索取对象，随心所欲。
即使不能指望如今的多数人大代表真能依法施权做事，作为教师，特别是高校教师，至少也该明白，大学生的在校课程考试是衡量学生的课程效果和授予学位的重要指标，也是评比奖学金与相关荣誉，在学生中开展良性竞争、鞭策学习态度与效率的重要手段，任课教师理当根据评分标准，认真阅卷，如果出现整体分数偏低，则可适当普调，但不能任意加减，破坏公平与公正的原则，伤害教育的信用与教师的尊严。如果在要分的人群中，还有教师参与其中，那就比学生的舞弊更严重，更值得警惕，因为学生的舞弊与某个犯罪行为一样，只意味着水流的污染，教师的舞弊却像一次不公正的法庭判决，它所污染的却是水源。诚信是任何民族自身生命力的重要源泉，是维系社会秩序，凝聚国力的软体长城，各级教师、法律人、公务员与人大代表等都应当成为坚守诚信伦理的表率，杜绝形形色色的舞弊、欺诈与假冒伪劣，而不是相反。在欧美许多民主国家，一个人的法律素养与道德水准如何，通常可以根据各自接受教育的层次与职业类别做出大致的推测，为什么我们国家就一边喊“国际接轨”，一边不断闹鬼呢？
再说，那位异地高校教师在为我校的法学学生要分，他的言行将怎样影响法学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也是值得担忧的。这样的学生一旦手握法权而走向社会，你还能指望他们成为只忠于法律不忠于利益的法律人吗？教育与法学的双流水源将如何维护而不是污染，实在是来不得半点马虎。我既并不喜欢小题大做，也不想把自己装扮成道德楷模，我只服膺于美国剧作家L.赫尔曼的处事立场： “我不能、也不愿毁灭我的良心去迎合时尚。”这样的立场顶多只能应证英国剧作家W.莎士比亚的那个判断：“美德是勇敢的，善良从来无所畏惧。”
其实，我也知道，如今的部分教师同行就习惯于对要分者给分，甚至喜欢充当找人索分的掮客，在他们看来，有没有评分原则没关系，个人利害比原则与职业伦理更重要，只要有关系，“一切皆有可能”；即使没有现成的关系，他也可以主动出击，营造“关系”，从中获利，说来说去都是利。至于教师评分的标准与公正，教师与学府的尊严，都与他毫无关系。问题在于，“害羞是畏惧或害怕羞辱的情绪，这种情绪可以阻止人不去犯某些卑鄙的行为。” （荷兰哲学家B.斯宾诺莎语）如果连教师的自尊心、陌生人的羞耻感都没有，教育的堕落也就不可救药了。如果有的教师在当上“市人大代表”之前还懂得害羞，当了之后才变了样，那就更加可怕了。 “‘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 ” （鲁迅语）这样的经历与国情还要延续到什么时候呢？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曾经宣告：“只有有道德的公民才能向自己的祖国致以可被接受的敬礼。”我想补充说，只有道德过硬表里如一的公民才有资格面对国旗与国徽行使人民代表的权力。 我无法知道上述人大代表究竟有没有代表性，也不知道这样的高校教师有多少代表性，只希望将来要分的学生亲属中不再有任何级别的“人大代表”，也希望这样的教师同行不再参与任何挑战诚信的勾当，摧毁教职与学府的尊严。在我们的国家，已经出现诚信危机，不仅海外华人在为我们着急，而且好心的和坏心的洋人都在批评我们，甚至嘲笑我们，难道我们还能无动于衷，继续搞我们的“中国特色”吗？
《中国青年报》2010年9月4日，发表时编辑部改题为《教师舞弊比学生舞弊更需要警惕——一些大学教师充当掮客为学生索要考分》，并有删节，兹恢复原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