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3项将于2011年开始实施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中，剔除官员和海归，剩下的本土培养和成长的专家不到30人，占总人数不足10%。这就意味着，“本土成长，又不带‘长’的教授，很难拿到大项目。”其中，由大学承担的占63项。具体分布为,首席科学家由现任大学校长、副校长、校长助理等校级行政职务人员担任的共16项，首席科学家由现任院长、副院长、系主任及相同岗位的人士担任的共22项。以此计算，在高校承担的2011年973项目中，六成由校长、院长等学校行政官员领衔。（中国青年报1月6日）
官员在学术研究中“挑大梁”，早已不是新闻。对近年来的国家重大课题负责人、国家科技奖的第一获奖者、当选院士的“身份”进行分析，都会得到一个大致相同的结果，这就是官员们的精力十分旺盛，科研成果了得——此前，有统计显示，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第一获奖者，90%以上有行政头衔，新增两院院士80%担任行政职务。
然而，这么多行政官员成为973计划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还是很出乎大家的意料。因为这一计划，曾从真正出研究结果出发，特别针对“官学不分”现象做出明确规定。根据规定，973计划项目实行首席科学家领导下的项目专家组负责制，首席科学家对项目的执行全面负责。项目建议首席科学家一般为1人，年龄一般不超过60岁。首席科学家应将主要精力投入项目工作，一般需保证70％的时间。这就是说，973项目与成果报奖、院士评审等不同，对首席科学家的精力，有明确的要求，不管科学家本人有多高的水平、曾经取得多大的学术成就，只要主要精力难以放在项目上，将不能聘任为首席科学家。
但结果还是照旧。这说明，纵有明确规定，但行政权势之手的运作，已经可以让规定忽略不计。一个简单的常识是，就是一个普通教授，要保证70%的精力用到项目上也难（有带研究生、博士生以及教学任务，还有校内各种行政会议），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根本不可能保证70%的时间投入该项目的研究。如果他们能投入这么多时间做项目，则意味着他们只能花30%时间搞行政以及教学任务（在去年的100位国家名师评选中，有20位校座入选），这怎么可能完成繁重的行政管理任务？难道我国的大学校长们，是无所不能的超人吗？在他们面前，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都显得十分的渺小了——耶鲁大学现任校长雷文上任之后，就再也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博士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只出过一本专著——《大学工作》，还不是学术著作。他在《大学工作》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对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来说，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吸引和培养第一流的师生。在他看来，大学校长是一个需要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去做的事业，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旁顾其他的事情。
校长、副校长之类的大学行政官员担任首席科学家，几乎可以肯定，这其中有学术不端。不用说用行政权力去干涉学术资源的配置，单一条就可说明，这些官员在拿到课题之后，只挂名，不负责，是把课题交给课题组的成员去做，最后在结题时，再成为研究成果的第一作者，进而，会用这一成果去报奖、去参加院士评审。这基本上是行政官员成为“杰出学者”的共同路径，而这一过程中，涉及十分严重的权力寻租、侵占劳动成果问题。这也是近年大学行政岗位十分吃香，教授争相应聘科级、处级岗位的根本原因，这是一条比走学术道路更能实现“学术理想”的道路！
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近年来也在推进去行政化，其中一个话题是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前不久复旦大学校长也提到，“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形成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但客观上说，这不是真正的分离，而只是表面的分离。因为学校领导只是不在校内的学术委员会任职，他们照样可以用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去获得课题、成为首席科学家、成为学术成果的第一作者，在担任校长期间，学术成果比以往更丰硕。
现在看来，在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面前，有关学术规定，成为一纸空文；有关去行政化的改革，变为换汤不换药的游戏。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动真格去行政化，这就是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实行大学校长职业化，实行学术利益回避机制，规定所有学者一旦担任校长、副校长等行政职务之后，不能再从事学术研究。在不少国家，这已经写进法律，而就是没有立法，这也成为一条通行的规则，耶鲁大学校长不从事学术研究，某种程度说，不是他的自觉，而是利益回避制度使然。在这一制度之下，才有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的清晰界定，也才有学术共同体逐渐生长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