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12日夜，以“报告文学之父”著称中国文坛的诗人、作家徐迟在医院跳楼自杀身亡。
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已发生了几十起文人自杀事件。91年9月,北京大学诗人戈麦在圆明园附近投水自杀；1989年3月，又一位北大诗人海语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此后不久,又从海峡彼岸传来三毛自杀和顾城在新西兰杀妻然后自杀的消息。
文人的自弃轻生，在世纪末平静又喧嚣的文坛上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这道凄凉的文化风景，也折射出当代文学人士心灵深处的极度失落和心理天平的严重倾斜。
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学方舟跌下狂热过火的峰巅，走下由读者和社会供奉的神坛，并一度陷入内外交困的低谷。形势的急转直下要求文人对自己立即重新估价和定位，审时度势及时调转笔头。
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两个极端。文学投机分子在个人隐私、乳房和屁股上大做文章，贾平凹、莫言等大写手被盗版和约稿弄得焦头烂额，而那些固守文学清灯的徐迟、碧野等大师们却在为无力出版那可怜的文集终日发愁．“投机分子”的大红大紫和“文学贵族”的惨淡经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心性不全的文人精神支柱轰然倒下，心理天平倒向了一边。这种伤感怀旧的消极情绪，一旦与心理缺陷的人格“遭遇”，就会表现出孤独、沮丧、抵制社会变革、逃避现实、忧心忡忡、怨天尤人、自暴自弃之类的生活态度，由于对新的社会生存环境不适应，对自己生存状态不满意，却又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因而常常对一切都失去信心，终日沉湎在自己构思的理想主义王国里，将自己与现实隔绝和对立起来，显得弱不禁风，不堪一击。
我们暂且将社会转型时期不适应社会环境的文化心态称之为“文化抑郁症”，因为它的症状与精神病学上的抑郁症有非常相似的地方。社会交往是正常人的一项基本需要。交往能传递感情，满足人的社会与精神需求。自我封闭的心理则人为地剥夺了这项需求，使得信息狭窄，情感隔绝，抑郁和苦闷无处宣泄和倾诉。一些将脸面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文人，不是努力去改造自己，适应环境，而是常常将自己严密包裹起来，藉此逃避环境，降低挫折造成的心理压力，在观念和思想上崇尚传统，在认识上缅怀昨天，总是抱怨一代不如一代，对新生事物看不惯，对一切都不满意，甚至怀疑与否定一切。这就是文化抑郁症的社会病理基础，这种消极情绪积聚到心理承受极限，就会采取自伤、自杀或伤害他人的极端方式，来发泄内心的不满、抗议和愤慨。 19岁时,徐迟就在上海《现代》发表诗作，22岁出版轰动文坛的诗集《二十岁人》，81年1 月在《人民文学》发表闻名全国的《歌德巴赫猜想》。然而在经历爱妻徐松癌症去世，第二次婚姻破裂等一连串打击后，热情、执着和乐于助人的徐迟开始变得孤僻、沉默，除了与三四个人谈天外，就是足不出户、闭门独思，并且与家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远，甚至连单位给他配备的电脑也不能使用了。后来干脆实行四不政策：不读报、不看电视、不下楼、不会客。当他情绪忧虑时，就自怨自艾低首叹息，甚至惶惶不可终日，他对朋友有时也谈他的寂寞和孤独，甚至说想到过自杀。这时，他的症状已完全符合抑郁症的诊断标准，精神科干预已是迫在眉睫，但是，周围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一点。远离现实的人生苦旅越走越窄，人们只是关注了他的物质需求，却忽视了精神需求，孤独无助，精力衰竭，终于悄无声息地独自走向了灵魂的天国。
英国心理学家霍普森认为，任何影响生活稳定的转变（包括社会体制的变革、年龄的增长、恋爱婚姻等）都会给人们的心理造成不同程度的刺激，机体就会产生相应的应激反应，并随着事件的次数、强度增加而反应增强，而过量或过重的应激反应则会导致应激性疾病如溃疡病、高血压等多种心身疾病和不良情绪反应，甚至引发精神崩溃。那些心理不健全、年龄已高、适应性较差的人们，要想顺利地渡过心理上的“不知所措” 阶段，就需要社会及时提供精神支持，满足心理过渡时期的被尊重、被理解、被同情的需要，同时由精神科专业人员提供抗抑郁药治疗和心理治疗。然而生活在两个极点上的文人之间既难以沟通，又不易彼此宽容，那些已深险绝境的失落者羞于到精神科就诊，而他们的家人对病情也讳莫如深。文化抑郁症是一种社会适应不良引起的病态文化心理，是正常人对客观现实的歪曲反映，从严格的诊断标准上说，它并不一定属于抑郁症或神经症，但它具有一定的流行性和群体性，可通过影响人体的神经系统、内分泌功能和免疫机能，损伤人体的躯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因而 亟需精神科干预，不能掉以轻心。文化抑郁症由于传播途径较多，范围广，因而社会危害性较大，如果不加以及时的疏导，还会使相当数量的意志薄弱者染上相似的症状。文化抑郁症可以通过心理治疗和自我调适来获得纠正，同时辅以抗抑郁药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