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的《色，戒》到底是在说女人的色之难戒还是因为她得到了人性的尊重？或曰，王佳芝到底是因色无情地背叛了组织，还是因爱对易说出了颤抖的“快走”？她是在三场精彩的床戏里获得了性的满足，还是在一颗“鸽子蛋”面前感到了易对她的爱意浓浓？
若按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说，色欲的满足属生理需求，后者则属爱和归属或尊重的需求层次。一个在需要层次的最底端，一个却邻近自我实现的层次。李安在其影片中是只说其一呢，还是在讲这其间如何地跨越？或问，从性到人性横跨的距离（如果这两者之间有距离的话），又可以拿些什么来填补呢？
像张爱玲《色，戒》在原著里提到的谚语：“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过胃”，后又提到那位名学者（辜鸿铭）的话：“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可惜张在原著里自己对这话也是将信将疑。不然，像李安《色，戒》在影片中安插几场精彩的床戏来填补其间的距离，让王佳芝在性的高潮中舒张自己的人性？
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其实对于性和人性，我们可以看出李安在其影片中两者并重，他的这部新作虽然取名《色，戒》，但仍然延续了他一贯探讨的人性主题，如《断臂山》中男同性恋者的挣扎心理、《卧虎藏龙》中人在江湖的人性束缚，不过《色，戒》却是从更特殊的色与性角度着力刻画人性。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我倒不觉得是因为王从易那里先获得了性的满足，再逐渐上升到爱和归属或尊重的需要层次。其实，我并不以为从性到人性这之间真的存在什么！倘若这之间真的有道鸿沟，阴道或什么性技巧可能都解决不了问题。马斯洛的心理学把人的需求分得再细，然而人还是一个整体的人。任何一个需求都是来自人的需要，只要其是正当合理，怎好给它们分出上下层次？倒是我们的告子一句话说得更好：“食色，性也。”食和色，本来就是人性最最基础的内容。假如这些都得不到尊重，我们还妄谈什么人性呢？假如压抑了它们，假如扭曲了它们，我们还好高谈阔论什么尊重呢？
然而，《色，戒》就仿佛是在把美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大学里的王佳芝当初风华正茂，邝裕民和一帮同学意气奋发、底气十足地要“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喊着汪精卫当年的诗句，说“就干他一个汪精卫的走狗”，不免有些讽刺可笑！汪精卫固然是“昔有罕见（汉奸）之才，今有盖世（该死）之德”，然而同学们也忒一腔热血冲昏了头脑，要暗杀刺杀却永远没有冲上前线，而冒冒失失就让王佳芝的处女之身打了头阵。谁都没有先洒下一腔热血，却让王轻易献出自己的处女红！不禁想起沈从文先生在《月下小景》中所描述的，女孩子要同相好的结婚，必须先找个外人献掉自己的第一次，实在可悲！然而，想想王佳芝实则比她们可悲了千百倍，那些女孩子们到底还知道自己是为了和心爱的人一起做出的奉献，可是，王佳芝恐怕还在稀里糊涂里就献了身——跟妓女有过性经验的梁润生对她的培训。然而，更可怕的在于煞费苦心苦命折腾之后，易先生易太太却又要突然撤离香港，王佳芝在听完易太太那个告别电话，四周一片寂静，我的心是和王一起在凄惨地冷笑——什么是造化弄人，什么是扭曲人性！
到上海，重庆政府找到了这帮大学生，这个刺杀行动得以继续，然而也是更残酷的人性压抑的开始！事实上，他们一个汪政府，一个重庆政府，本是同根生都是国民党，一家子分分合合。情报不情报，刺杀不刺杀，可能全凭高层领导的协商谈判，哪由得个人的恩怨冲动？老吴和老易有杀妻儿之仇，却还隔着一张桌子（意思是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私底在暗杀，上面在谈判，一切行动都要等待命令。然而，上层何时谈妥呢？谈妥了是不是就要撤回命令呢？可是王佳芝呢？可一个女人的身体呢？就傻傻上了前线！叫她怎么再撤回来？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不但没有撤回自己的身体，就连自己的心也没有想撤回来。
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斯德哥尔摩效应？当王只身深入虎穴，引诱易准备刺杀易——“每次最后他身体一抽倒下来，我就在想，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你们是不是应该冲进来，朝他的后脑开枪，然后他的血和脑浆就会喷到我一身……”可是，她等到的却是邝裕民再塞给她一袋钱，要她再去打麻将、再去搞情报；她等到的就是老吴给她的一颗在失败之时要吞服的毒药；她却永远也等不到上级一个刺杀的命令，可以让她从易先生的床上抽身！而在易那里，就像张的原著里说的：“事实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只有在易那里，王佳芝才感到自己还是一个人，感到自己还是一个女人！试问，让她出卖性的人与给她性满足的人，哪个更有人性？
除了易还有谁给她送过一颗六克拉的钻戒？当王说：“我不想带那么贵重的东西在街上走。”除了易还有谁对她说过：“你跟我在一起。”这一下从性的满足到安全的需要到爱和人性的尊重一并全部实现了！一位汉奸对一位间谍还能有什么更多的爱呢？一位绑匪对一位人质虽有折磨，但是同时又对他或他/她照顾有加，斯德哥尔摩效应的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老易，是汉奸却也是一个人，当王说：“我知道你为什么约我来这里，你要我做你的妓女。”而易说：“我带你到这里来，比你懂怎么做娼妓。”同是天涯沦落人啊，侵略、战争、荒乱，如何残酷地压抑、扭曲着人性。当王动情地唱出：“小妹妹似线，郎似针……穿在一起不离分”时，易落下了泪——人性，一个罪犯流泪时，一个婴儿熟睡时，这时流露出的就是人性。正因为如此，王佳芝才在戴着钻戒的那一刻伴着颤抖的身体对易说出了两个字：“快走”。
其实，间谍也好，汉奸也好；汪政府的人也好，重庆政府的人也好，人性都是一样的珍贵，没有谁的能比谁的更伟大！萨特在其小说《墙》里这样表达了他的观点：“我”并没有坚决自己不供出同党的下落——只是那些家伙并没有想到严刑拷问。他借主人公之口说：“……他的生命并不比我的生命更有价值……直到把他打死，这个人是我或是格里或是另一个人，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回事。我很清楚，他比我对西班牙的事业更有用，但是，我现在对西班牙、对无政府主义都不在乎了：任何事物都不再有什么重要性……”那么，什么是重要的呢？最重要的恐怕就是一个人能尊贵地活着！毕竟，这个世界除了人之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让一位位女间谍去性引诱、弄情报、搞暗杀，无异于把人当成了使用的工具。那还谈什么人性！在萨特和李安的眼里，恐怕都将人性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层次，高于了一切甚至是国家的利益。但是，这里还是有一些隐晦存在的，萨特在文中说“我”拒绝出卖同党来保全自己的性命，只是出于一种滑稽的固执，一种奇特的愉快。这恐怕就是萨特没有明讲的国家利益——为了更多数人的人性自由吧。李安的故事（当然原著就是如此）则是把间谍和汉奸的往来放在同是国民党的重庆政府和汪政府的背景之下，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国家利益而突出了内部的纷争，并且同时李安也更突出了易先生具有人性的一面。
事实上，人性自由理所当然应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理想和至高追求，只是侵略不断、战争不停，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我们又能妄谈什么人性自由！有一位经常描写性苦闷但事实他又是处处写人性压抑的作家——郁达夫在其小说《沉沦》里的心声是时时回响耳边，他说：“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郁达夫是多么真切地呼喊：“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但愿世事不再混乱，人人得到人性之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