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身疾病（Psychosomatic disease）即心理生理疾病，是一组与心理和行为因素关系密切的躯体疾病，具有器质性病理过程与病变表现或确定的病理生理过程，社会心理、精神心理因素在其发生、发展、治疗与预后过程中有重要的作用。传统的医学生物模式，将个体仅仅作为一个有机的生物体，只关注个体的生理机能，因而在治疗过程中仅仅针对器质性病变而进行传统药物和物理化学治疗，而忽视了个体的心理因素。随着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Meyer于1958年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心理生物学体系，这一模式在现代心身医学及生物医学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推动了“治未病”与“现代预防医学”的发展，同时也使得研究者与临床工作者越来越关注个体的心理因素，并将个体内在情绪与心理的调适纳入治疗体系。导致个体心身疾病致病的心理因素有很多：个体的人格特质，应对方式，重大应激事件，个体成长环境等，而这些因素在个体心身疾病的形成过程中，直接反映在个体的情绪表现上，成为个体疾病形成过程中，“内外”因素的直接内源。
1.现代心理学对情绪与身体疾病关系的解释
个体在生活中伴随着各种情绪，有时欣喜若狂，有时怒火中烧，有时悲痛欲绝，有时恐惧害怕。心理学研究者认为情绪是以个体的需要为中介的一种心理活动，当客观存在或情境符合个体的需要和愿望时，就能引起积极的情绪，反之就会引起消极、否定的情绪，它由主观体验、外部表现和生理唤醒三部分组成。
情绪的外部表现主要包括面部表情、姿态表情和语言语调，例如当个体在愤怒时往往语调升高，脖子耿直，身体肌肉绷紧，双拳紧握，个体处于 “备战、战斗”状态；而情绪的生理唤醒是一种生理的激活水平，涉及广泛的生理神经结构，例如个体处于恐惧或盛怒时，往往伴随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呼吸频率增加、面红耳赤等生理反应。而对于情绪与疾病的关系研究，张瑶早在1992年通过对278名心身疾病患者，282名癌症患者和273名健康人的研究中就提出：过于强烈，突然的或持久的应激性事件，它不仅损害人的社会功能，也可降低个体对内外致病因素的抵抗力，使个体的免疫功能抑制而身体处于易感状态，心理因素是导致心身疾病与癌症的主要因素。
那么，情绪的致病机制是怎样的呢？现代心理学提出了神经生理、神经内分泌和免疫三种作用机制，神经生理机制主要是通过大脑和皮质下中枢神经系统发生作用，神经内分泌通过下丘脑、垂体、激素之间的关系发生作用，而免疫机制是由刺激源作用于个体，导致个体自身产生大量皮质类固醇，抑制了个体的免疫系统功能，降低个体防御系统功能导致疾病发生。当大脑接受到来自外界的紧张刺激信息的同时，对这些信息进行认知评价，应对紧张刺激状况，使得相应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功能失衡，导致个体最薄弱的器官组织产生病理变化，而当躯体出现症状时，本身又会成为新的刺激源作用于心理因素，加重原有症状。
2.传统中医理论中关于情绪致病的论述
在我国传统的中医理论中，《黄帝内经》开篇《素问 上古天真论》就提出：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由此可以看出，要想身心健康，不仅要符合大自然规律，也与个体的日常生活，精神状态密切相关。
对于中医体系中情志的概念，早期是情与志分开来讲。《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提出：“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唐代经学家孔颖达指出：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基于此宋代以后的中医学将情与志并称，沿用至今。而情绪与疾病的关系及其致病机制，早在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便有了系统且详细的论述。
传统中医理论强调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形神一体，身心合一的整体观，基于这一总纲情志作为致病因素，《内经》给予了系统的论述。首先是情志直接导致个体脏腑受损。由上文可知，中医理论中个体的脏腑与情志有密切的关系，是脏腑功能的产物，《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明确提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也就是说倘若个体对情志不加以节制，就会使脏腑从内部受伤，需要强调的是，文中的怒是指暴怒大怒，喜指暴喜大喜，又或者长期处于这种情绪状态下才会致病，也就是说，只有当情志过于强烈、突然、持久时才会成为致病因素，“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其次是情志通过影响个体的气血营运而成为致病因素，《素问 举痛论》提出“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九种导致气机紊乱的致病因素，其中六种气机的变化是由于情志异常引起，同时也提出相对应的气机紊乱所出现的症状表现，例如常处于愤怒情绪下，个体易出现眩晕头痛心烦，肠胃功能紊乱，导致便秘或者容易拉肚子；常处于悲伤情绪下，易出现呼吸异常，胸腔胀满的感觉；《灵枢 寿夭刚柔》也提出“忧恐忿怒伤气，气伤脏，乃病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传统中医理论中，情绪是导致个体产生疾病的内因，而南宋陈无择则在其《三因极-病症方论》中明确的把致病因素分为内伤七情，外感六淫与不内外因，形成著名的“三因学说”。而与现代医学的心身疾病所不同的是，在传统中医学范畴，由于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因此情志与脏腑生理疾病是互相影响的， 即突然、强烈持久的情绪会导致脏腑出现病变，而脏腑出现病变又会使个体情绪以至于心理出现异常。从上我们可以看出，个体应对刺激时产生了不同的内在情绪，从而导致疾病的产生，那么应对相同类似刺激时，不同的个体又是如何产生不同的情绪反应，从而导致疾病产生呢？在具体治疗过程中，又该如何运用心理手段予以干预呢？
3.心身疾病中对内源心理因素的干预
客观存在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致使个体产生什么样的情绪，是与个体长期形成的思维模式，应对方式及其人格特质有密切的关系，例如早年有父母死亡或者离异等不幸经历者，成人后，他们对生活事件负性体验要强于没有这些经历的个体，而这些都属于心理因素范畴。当今社会某些疾病尤其是慢性病如原发性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胃炎，植物神经功能失调，风湿性关节炎，失眠等，治愈难度高，复发率高，都与个体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长期的情绪状态有着一定的联系。肖然在其长期的临床研究中提出个体过去经历过的某件或某些事件、情绪，会在个体身体上留下“痕迹”，长期积累积压，会在身体体表形成“结节”、“条锁”，这些“结锁”阻滞了个体生命能量的流动，导致疾病的发生，并提出了相应的疾病-情绪-行为模式关系图。
此观点理论也与传统中医学理论不谋而合，即内在的心理因素是导致个体产生疾病的内在根本因素。
而对于以心理为主要致病因素的心身疾病的治疗，对于个体心理的调适则尤为重要，元代医家朱震亨在其《丹溪心法》中有云：“五志之火，因七情而生，宜以人事制之，非药石能疗，须诊查由以平之”。无论是在传统医学中还是现代当今社会，都有结合心理疗法治愈身体疾病的案例，《黄帝内经》更是较早的提出了一系列的心理疗法，如以情胜情法、祝由疗法、开导劝慰疗法、音乐疗法。《名医类案》收录了13例运用心理疗法治愈身体疾病的案例，其中有云：庄先生治喜乐之极而病者，庄切其脉为之失声，佯曰：吾取药去，数日更不来，病者悲泣，辞其亲友曰：吾不久矣。庄知其将愈，慰之，诘其故，庄印素问曰：惧胜喜，可谓元关者，此案例即是运用了《内经》所提的情胜情法。当今社会由于对心身疾病及生理-心理-社会模式的关注，国内研究者开始致力于将心理疗法与临床治疗的研究。张远对妊娠期高血压患者的观察组进行了放松训练及情志疗法，研究结果发现观察组的收缩压、舒张压及焦虑自评量表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陈洋凯在对咳嗽患者的治疗中，给与病人更多的语言开导，祛除不良情绪，使其在最佳心理状态下配合治疗获得了满意的预期效果，即便如此，在文献搜集过程中，对于心理因素现代医者还是运用药物治疗较多，例如逍遥丸，柴胡疏肝散，小柴胡汤等。
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体越来越迫切关注自我的发展，竞争加剧，情绪压力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个体身心处于亚健康状态，导致身体出现疾病隐患，因此，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要更多的致力于临床实践中，继承并开发我国传统中医本土的心理治疗方法，将心理咨询、心理干预应用于临床实践及治疗中，调适个体疾病的内源，真正的实现“内外兼治”，进而达到“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目的，推动社会群体的身心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