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抑不仅仅是把情感放到意识之外，还包括无意识的排斥过程，通过排斥，敏感的材料会避开意识。排斥的成分被称为防御。因此，我通常的策略是：从防御较小的点进入梦，通常这一点的位置是梦中自我感到舒适的地方，然后再移到防御较大的地方，在这一点上通常感受是不舒服的。如果我们从防御很大的地方开始，那么不舒适的感觉会本能地竖起一道不可穿越的墙，它把做梦者从面对陌生内容的痛苦中隔离出来。整个习惯的心理系统总是防备我们对未知的明晰，尽管我们确实有要面对未知的意图。未知的荒蛮之地却总能吓怕了习惯的自我。我们是我们的心理习惯的囚徒。因此，在进入更为陌生的心理领域之前，做梦者需要先具有一种安全的感受。无论我和做梦者是第一次进行工作，还是我们已经进行了十年的分析，对于每一次的梦的工作，我总是先试着移到梦中安全的地方。在一个梦中的安全位置里，做梦者会对她的心理环境有较小的防御。如果很快地进入防御高的地点，就会促使习惯自我对危险的更多提防。因此，有时候按照梦所叙述的顺序进行工作并不明智。如果梦的叙述以高防御开始，以安全的地点结束，那么从后往前进行工作会比较好。在进入低防御的地点之后，我会慢慢地移向梦中我感到受高度防御的区域。在开始，我不能区分我所得到的指引是来自我的主观还是属于梦。当在听梦或在进行梦的工作时，我把我内在发生的变化当作是潜在的路标。有时候，它们哪里也不能带我去，有时候它们确实为了指了路。我在梦的荒蛮之地里寻找路标。
在这个个案中，我想在撕裂的气球处结束，因为莫尼卡和我对于气球的感受是处于两极的——似乎我们在梦中体验着两种对立的力量。这可能指向了一种对立。我从荣格那里学到：心灵的情结是对立的纠结。荣格说，两个对立物间的张力是心理能量的来源。每当我猜测可能存在一种对立时，我至少要对之进行观望。
为了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开始，我选择了莫尼卡舒服地骑着自行车的那一刻，那是在所有的推挤都还没开始以前。
“那么，你正骑着你的自行车……”
“是的，我在自行车上。沿着一条小路走，一条很优美的小路，有一点浪漫……我想，我正在回家的路上……那汽车在转弯处出现。就在这里我被推下了路面。”
“就在你转弯以前，”我问，“你是什么感受？”通过这种方法，我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建立了做梦者和我自己之间的联系。
“我很满足，很轻松地骑着车。”她回答。在梦的世界里的轻松感同时也是工作现场对我的轻松感。我们之间的气氛很轻松。几分钟以后，我们就可以引入警察了。
警察的集体意象在每个人中都存在。在深入梦境之前，我必须先了解莫尼卡意识里对警察的联想。如果再深入了梦境之后再问这些背景问题就会形成干扰，因为这会把做梦者带回到意识的表层。
“这可能与我们的父母有关，”她回答我关于警察的问题，“他们总是评判。他们评判我的配偶凯瑞。凯瑞有点像那些无赖……他们总是审查别人。没什么能让他们满意。他们说凯瑞很懒，很偏激。也许有一点，但是……”
现在在这个表层水平，我们有了关于警察的两个层面：评判和挤兑的父母，和莫尼卡自己的评判方面，她认同父母对凯瑞的评价。
为了进一步地感受挤兑的方面，我问：“警察把你挤下路面了吗？”
“是的！……我掉下来了。”
在警察、父母、挤兑、掉下之间建立了暗含的无意识联系。“那些警察坐在车后面，逼迫我开车。”莫尼卡回忆道。
当我们进入梦中的汽车里时，从梦的工作者的角度，我开始感到一种压迫感。这种警察的气氛带着逼迫感，十分厚重。我等待着。
“我在想怎样可以摆脱那些警察。”她大声地说出她的思虑。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我向前推动着。
“感觉很美妙，像是彻底的自由。”
我感到压迫感消失了，同时呼吸更顺畅了。
“是释放的感觉吗？”
“是的！”
我用荷兰语的释放一词，包含两个意象，“向上”和“气体”。我用这种诗歌式的隐喻唤起气球的气氛。在开始，上升的气球在梦的工作中只表现为简短的印象，后来，它变得有更加充实的细节了。
但是我还想让我们再次感受一下警察和汽车里的压迫感，以及要摆脱他们的想法带来的释放感。我们必须体验这两种气氛，紧张和释放，直到我们可以达到身体上的感受，让它们体验为明显不同的生理反应。这种状态可以通过强加的压力而达到。通过把关注集中在意象上，我们可以加强这种压力。这种集中的关注可以把情感的注意力聚集在一点上，而伴随着聚集的情感的就是相关的生理体验。
“那么，当警察在你后面的时候你感到很紧张，对吗？”
“是的，我的自由受到极大的限制。”
“你的身体对此是什么感受？”
她屈身坐着，体验着限制感。
“感觉就像我现在的坐姿一样……像穿着约束衣。”
我让这约束衣的感觉持续一会，这种感觉我曾有过，在她刚进入那有警察的车里的时候，给我最初印象就是这种感觉，现在，我让这体验通过我们的身体共鸣一段时间。在一段时间的关注之后，压迫感以生理体验的形式停留在身体里了。现在，可以从生理水平上体验到穿着约束衣的感受了。现在，我把她日常生活中的相关记忆引入到梦的气氛里，以此来放大情感的信号。
“你有过这种类似紧身衣的感觉吗？”我问。
“是的。当我不被接受的时候我就又这种感觉。在我父母那里这种感觉特别强烈。他们评判我。我是独生女。他们有一些观念，要我举止端正，他们在乎邻居的看法，要我漂亮，要我是个健谈的可爱女孩……”
我的腹部有一种尖锐的疼痛划过。似乎是当她谈到所遭受的痛苦教育和受到的限制的同时，我的系统同时对这种增强的压力产生了感应。约束衣的信号被加强了。
“你的腹部有什么感觉吗？”我直接问到。这是冒险的问题，我可能会把她没有的感觉强加或暗示给她。但是，在直接这样问的时候，我采用了开放式问题的语气。梦的工作中的压力正在增强。
“压迫感，”她回答，“感到恐惧。还有疼痛感。”
我们达到了身体层面的精髓体验，正如在冰箱梦的工作中所体验的冰冷的精髓一样，房间里有着浓重的紧张气氛。现在，我再次用了荷兰语的释放一词来进行减压，我用这个词来稍微回退一点，回到这个词引发释放感的那一刻。我说，“你和警察在车里。你感觉自己在约束衣里。你再想自己怎么才可以获得释放呢？”这为我们获得了片刻的休息。
在梦的工作中，我们经常调节压力，梦的工作需要强制力来深入那些躲避意识的敏感区域，同时这也要与做梦者安全感的需要相平衡。我们从腹部的深处回到了表层。
“是的。”她的声音里传出深沉的呼吸声。
“你试着回到感到释放的地方。”
减压开始了，但是我们不能丢开所有的压力彻底放松，否则我们会失去腹部对约束衣的最贴切感受。“你能感到警察在你后面吗？”我问。通过这个问题我把我们的焦点放到了她的身后。发生在我们背后的事情总让我们感到自身的脆弱以及失去对现实状况的把握。这使我们失去平衡。
“他们很专注。他们想控制局面。他们感到这很困难。”
现在我们都闭眼坐着，关注着车后面的警察。此刻，我想转换视角，从梦中自我向梦中警察转换。
“他们有挫折感吗？”我问。
“是的，他们也感到挫折，因为他们感到再也控制不住局面了。”
“你能试着感受一下他们现在的感觉吗？”
“他们感到很不安全。因为这些无赖有枪。‘乓’！”她做着枪响的声音。
“这种恐惧是什么样的感受？”
“非常恐怖。”
“这种感觉对他们来讲意味着什么？”
“这是他们没有安全感的信号。”
“他们需要获得安全吗？（在荷兰语里，“安全”还有“确定”的含义。）处于这种不安全和不确定的情况下是什么感受？”
“非常不安，”她不安地咯咯笑着，“也像是约束衣一样的感觉。”
“那么，他们像你一样在约束衣里，是吗？”
“是的，但更糟。”莫尼卡开始通过积极的共情来进入其中一个警察内部。她已经进入那警察世界的气氛了。现在她慢慢从共情转为自居，慢慢“变成”警察。通过这个过程，她可以直接体验到警察的内在生命。
“让我们继续，”我建议到，“他们是如何处于约束衣里的？你是一个警察，他们坐在后面，和无赖们一起乘着车，你感到很不安，他们有枪。”我通过他们这个代词的含糊应用来帮助共情向自居转换。第一个和第二个他们是从外部的角度指代警察；第三个他们是从警察的角度知道无赖。这种人称代词的含糊使用十分有助于共情向自居的转换。
“是的，”她肯定道，“然后，我很不安。你要通过运用武力来寻求安全，因为你自己感到很不安全。”
她是用了代词你，这是一个普通的代词，这显示莫尼卡还没完全对警察产生自居。为了达到彻底的自居，我又把我们带回到身体的体验里。
我问：“你在身体的什么地方可以感受到这种让你想要使用武力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感）？”
莫尼卡先是指了指下腹部，然后又向上移了一点，那里正是之前的不适感所在的位置。“是这里，不是那里。”她回答。这是一种与约束——武力驱动——父母相关的情感，现在这种情感作为一种疼痛稳固地停留在了腹部的深处。它变成了清晰可辨的生理体验，被我们双方体验着。此刻，我们可以把这身体感觉作为基点，以此为基点探索日常的生活。对于梦的工作来讲，导出与引入同等重要。我们要把约束衣的精髓体验导出到她的日常生活，通过这种导出我们可以引发她产生新的认识。而这些认识又反过来可以把相关的情感引入到梦的世界里。
“你突然变成了不安和想动武的警察，”我问，“在你的生活中有类似这样的时刻吗？”
“我曾极为不安，但我不能运用武力，我只是完全地屈服，我失去了自己。”
“失去自己是什么感受？”很显然，在约束衣和自我认同与武力之间有着联系。
“是极为毛骨悚然的感觉。”她回答。（这里荷兰语的毛骨悚然还有“紧”和“窄”的含义，就像约束衣一样。）
“我曾经很抑郁，还逃出了家门。”她所说的与她抑郁的丈夫凯瑞的感觉很相似。“我那是还与我的第一任男友在一起，但是我却搞不清楚他是在追求我妈妈还是我。我感到很不安。我躺在床上，十分麻木，什么也干不了。后来，我十分仔细地观察自己的感觉是冷还是热，这才回复了自己。然后，我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感觉。后来，我们分手了。我找回了自己的认同。这全赖我和凯瑞的婚姻。我知道了自己是否该继续生活。”
莫尼卡之前曾将自我认同感与身体体验相结合——是冷还是热的感受——这鼓励了我继续关注身体的工作。此时，她可以从父母——约束衣——自我认同——无力的情结，从这个更广的视角看待自己当前婚姻的困境了。
“你现在所讲的这种麻木，”我问，“它与你丈夫最近的感觉相似吗？”
“是的。”她肯定道。“他完全丧失了信心，丧失了自己。我的怀孕和家庭的责任让他感到十分困难。”
这时，莫尼卡认识到她之所以无法忍受凯瑞的麻木，是因为她自己也有这样的倾向。我们在这里停顿了一会。
现在，我们已经体验了代表父母与评判的警察的力量，我们在个人经历上、躯体感受上、当前婚姻的紧张上都进行了体验。感觉我们已经在警察意象上完成了一部分梦的工作。现在要重新回到梦里了。但是就像音乐会一样，在两节之间要有一会儿的停顿。
（本文摘自心理分析新视野丛书之罗伯特·伯尼克所著的《探索梦的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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