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到达苏黎世的那一天是一个周日,天空阴沉灰暗,时有时无地飘着小雨,微风中透着些许的寒意,我推着一个重得几乎要把我拉走的箱子,背着一个沉沉的双肩包,从苏黎世机场乘火车来到苏黎世中心火车站(Zurich HB),在中心火车站外面的电车站台等候3路电车。苏黎世中心火车站是我对苏黎世记忆开始的地方,也是在内心以它作为原点去认识苏黎世的地方。不曾想到的是,在之后的日子里,它又成了我的必经之地——每一天,我去上学放学而在这里下车上车,或者经过它去到Erhard那里或者Verena那里,或者周六在这里乘火车去到瑞士的其他地方。
于是,我每天都会在苏黎世中心火车站正前方的一个塑像下来来去去,那个塑像高高地耸立在那里,四周环绕着喷泉,塑像的名字是Alfred Escher。Alfred Escher在苏黎世的地位是仅次于新教改革者Zwingli,他连续三次担任瑞士国家议会主席,火车交通的巨头,瑞士技术高等学校的创建人,瑞士两家大型金融机构Credit Suisse和Swiss Life的创始人。无疑,Alfred Escher在瑞士和苏黎世代表着政治与经济中心化的状态,他也是苏黎世甚至瑞士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Escher的精神一直延续到现代的苏黎世生活中。
Murray Stein在文中这样写道:
If Zurich’s persona is indelibly marked by the Protestant Reformer, it is equally stamped by the business magnate.......In the Zurich persona there is no felt contradiction between Protestant religion and personal wealth and social prestige.......Zurichers tend to be extremely private about their wealth, so it is not so much on display in public, but annual surveys consistently rank Zurich as one of the richest cities in Europe.
如果说苏黎世的人格面具是以新教改革者作为不可磨灭的标志,那么,相同的程度上,苏黎世的人格面具中还印刻上了商业巨头的模样。......在苏黎世的人格面具中,感觉不到新教教义与个人财富以及社会声望之间的冲突。......苏黎世人似乎特别在意他们的私有财富,所以,他们很少在公众面前展示他们的财富。然而,年度调查结果显示,苏黎世持续名列欧洲最富有的城市之一。
Alfred Escher象征着苏黎世人格面具中财富的那个部分,他高高地站在那里凝视远方,而随着他凝视的方向,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大街之一Bahnhofstrasse班霍夫大街。据说,如果跟随旅游团来到此地,导游一定会说,“我们现在走在世界最值钱的大街上,我们的脚下踩着的是银行的金库,那里面有世界上最多的金条。”也许不是旅游旺季,我在班霍夫大街上几乎没有遇见过一个旅游团,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
周所众知,由于瑞士银行所特有的保密与安全法律,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资金汇来此地,全世界留放在海外的财富,大约有30%是流入瑞士的。在班霍夫大街上座落着瑞士的各大银行,如UBS,SNB,Raiffeisen,Credit Suisse等等,各种世界顶级的名贵钟表商店、世界各大奢侈品商店。除此之外,在旁边的小巷里还有各种风格别具的小商铺,有着各种价位的商品供人选择。
我想,如果新教中的朴素不是以节省与贫穷而是以低调与教养为主要内涵的话,那么,苏黎世的人格面具中朴素与财富不相冲突也就不难理解了。
写道这里,想起前几天在微信上读到了一篇梁文道先生的文章《遍地的奢华与奇缺的教养》。梁文道先生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当然,一个人不能做物质的奴隶,但他的人格、性情或许可以借着物质偶尔散发出来,简单地讲,这就是教养。“教养”是一个何其古老、于今天何其陌生的词啊。这个词本来才是品位的绝配,不过,由于教养困难,奢华容易,我们今天才会把品位许给了奢华,让空洞的、无止境的消费去遮掩教养的匮乏。......奢华和教养的分界点在哪里?一个向外——求胜,一个向内——求安。无时无刻不在和他人相比,自然就倾慕奢华,无时无刻不在要求自己进步,自然就有了教养。.....”
在上篇文章中提到,在新教改革中,Zwingli强调教育与学习的重要性,并要求人们以虔诚的宗教精神对待他们的经营、他们的手工以及专业化的职业工作,由此而诞生了职业道德。除此之外, 在班霍夫大街的一个小花园里还可以看见一个塑像,那就是对欧洲及北美州的基础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的苏黎世出生的教育家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1746-1827),Pestalozzi的出现,给苏黎世的人格面具增添了充满人性的优雅的一笔,他向市民强调基础教育的价值,同时也将具有心理学意义的和谐与敏感带入到了苏黎世的日常生活中。也许,这便是朴素与教养恰到好处的融合与起源吧。
我想,从本质上来说,朴素与财富本身就不是冲突的对立面,只是在笛卡尔的二元论的思想之后,人们将这二者对立起来。事实上,从象征层面上理解,朴素包含着收藏的意味,而财富则有着能量的象征。关于人格面具中的朴素与财富的象征,将在后面的文章中讲到转化时再次讨论。
同时,Murray Stein提到的“苏黎世人对私有财产的特别在意与不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的财富”可能与瑞士的历史有关。如前文提到的赫尔维西亚民族南迁的遭遇,在与凯撒的战斗中,从出行时的三十六万人最后只剩下十一万人,整个民族几乎到了毁灭的边缘。这次惨痛的经历也许成为民族的集体创伤被存留下来,在集体层面上表达为辛勤劳作与低调忍耐的文化而代代传承。
如果说,苏黎世的人格面具是以朴素、虔诚、秩序、教养与财富作为主要内涵的话,那么,苏黎世的阴影又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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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王颖（成都慧爱心理咨询中心高级心理咨询师），更多精彩内容可关注慧爱微信号：慧爱心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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