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傍晚，是我到北大荒的第四天。我们从农田里夏锄归来，太阳已经快落山了。吃过晚饭，开始了政治学习的时间——那时候也叫“天天读”（毛主席著作天天读）。
那天下午，我们连队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犯错误的下放干部，叫邢西福，将他放牧的牛群赶回连队，路过职工家属区。有一个老季头叫季仁甫，正在收拾自家的菜园子，篱笆门没有关好，路过的一头黄牛，闯入了他家的园子。老季头左赶右赶，无济于事。他的女婿叫阎波，是后勤排副排长，就住在附近，也过来帮忙赶牛，还是没能把牛赶出去。园子里放着一把镰刀，翁婿中的其中一个，拿起镰刀去赶牛。那奔跑的牛，碰到了镰刀锋口，牛肚子剌开了一道口子。这一下，牛肠子流出来了。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事故。但那个年代，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牛受到了伤害，那是破坏国家财产。这要查祖宗三代。
当时，团部的工作组就在我们连队。他们的工作，是帮助基层抓好连队建设；指导基层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于是，工作组抓住这件事情，上纲上线地认定：这是阶级斗争事件。批斗大会就此开始了。
批斗会在大会场举行。会场里没有凳子。地上横躺着一排排的圆木头，用来当座位。会场的前面坐着各地来北大荒的知青，后面坐着男女老职工。老职工们把自种的烟叶，用报纸撕成的纸片，卷成一头大，一头小的香烟，嘶嘶地抽着；还时不时地嗑一点瓜子。会场里弥漫着浓烈又呛人的烟雾。
主持批斗会的是工作组的苏同志，他是1968年来北大荒的北京知青。大会开始，他先有一段慷慨激昂的开场白，接着把季仁甫和阎波揪到会场的前台。紧接着会场里喊起了口号：“以阶级斗争为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打到季仁甫、打到阎波。”
这老季头原来也在养牛班工作，后来被调去种蔬菜。于是，工作组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认定老季头是因为对工作调动不满，伙同他的女婿阎波，伺机蓄意报复，发泄私愤——血淋淋的阶级斗争现实，不是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嘛？
但是，批斗会上，老季头和阎波两人，都不承认故意拿镰刀剌牛。苏同志说：“这充分体现了阶级斗争复杂性”。严厉的责问；震耳的口号；抡着的拳头，使会场气氛热烈而且杂乱。
有人确切地说：“牛一定是被阎波故意赶到菜园子里去的，目的就是制造杀牛事件。”我心想：他们似乎要把这件事，搞成王荣学杀害刘文学一样严重的阶级斗争事件，才会满意。
批斗会开了两个小时，没有达到“坦白从宽”的目的。季仁甫和阎波始终没有承认对他们的指控。会上宣布：免去阎波副排长的职务。连队与工作组还商定：明天晚上继续开大会。对全连所有的“牛鬼蛇神”进行批斗。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反动气焰。
我们连队，原有八个“牛鬼蛇神”。都是一些犯错误的职工和知识青年；还有刑满人员和右派分子。现在加上老季头和阎波，就有十个人。
第二天的晚上，“十大牛鬼蛇神”到了八个。他们被揪出来站在会场前台。大家跟着喊口号；抡拳头；还上纲上线批斗。那些发言的人，几乎都是知青。“八大牛鬼蛇神”，都低着头接受批判。
我刚来北大荒只有几天时间，看不懂这搞的是哪一出。对于批斗会，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拿了一本《毛泽东选集》袖珍本。低头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的基本结构。突然，听到一个严厉的声音高声地吼叫着：“你，站起来”。我同学庞似岗用手推了我一下。我抬起头来，看到一双凶险的眼睛，愤怒地盯着我，伸出的一个手指头正指向我。原来，那声音是从苏同志的嘴里发出来的。我迟疑地站了起来，但不知道为什么叫我站起来。
那个愤怒的声音继续吼着：“到前台来”。我有点惊慌失措，胆怯地看了一下会场。全连几百个干部战士，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我。我走到会场前台，站在“八大牛鬼蛇神”的身旁。我感觉到：我是“第九大牛鬼蛇神”了。听到下面有人也在喊着：“站好了”。那个愤怒的声音叫着：“为什么要看书？”。坐在圆木上的一些知青，也杂七杂八地附和着：“快说，为什么看书？”
我灵机一动，说道：“我用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联系当前阶级斗争现实，来分析阶级斗争的新特点。”那个愤怒的声音又说道：“狡辩，严肃点。”坐在圆木上的一些知青继续杂七杂八地附和着：“严肃点”。这时候，我们连队的潘指导员，走到我身边，向大家说道：“这是新来的同志，给他一个改错的机会。大家继续批判牛鬼蛇神吧。”说完，挥了挥手，示意我回去坐着。
我回到了座位。从此以后，我不再在开会的时候看书，而且尽量保持少发言。如果必须发言，就讲一些违心的话，也做一些违心的事。把真实的自己隐蔽起来。深怕一不小心，被人抓住辫子，就成了“牛鬼蛇神”。对于那天晚上的事，我至今心有余悸。真是感谢潘指导员，关键时刻，为我说了话，才没有被划入“牛鬼蛇神”圈子里。试看，那些坐在圆木头上的知青，那一个不是在说违心的话呢？说违心话，做违心事，正是四人帮横行时代的特点！
但却有一些人，没有能够逃过阶级斗争的追杀。一个小小的错误，往往使他们失去了一切发展的机会，甚至丢掉了性命。
我们连队的一个知青，就是“八大牛鬼蛇神”之一的章桂先，1969年支边到北大荒。因为那时北大荒的生活艰苦，逃跑回家了。在家期间，他与同学谈恋爱，犯了生活作风错误。女方家长不同意这桩婚姻，因此而报案。知青办说他耍流氓，是破坏上山下乡。派人将他遣送回了北大荒。
在连队，他先是被批斗，然后被监督劳动四年。随时还要陪斗。这期间，每个月只发十元钱的生活费，且从来没有休息天。本来北大荒劳动非常艰苦，他还要承担许多额外的强迫劳动：人家下班回到宿舍，他要去挑水给人洗澡；还要天天打扫厕所；干一些最苦最累的活。1974年他被“解放”了。可是由于长期被监督劳动，受人欺压，脑子出了问题。在他解放时，连队批准他回家探亲。回家不久，精神分裂了，不久就糊里糊涂地死了。
上海知青徐根富，本来可以分配在上海工作，因为家庭成分被划成“资本家”。为了参加革命，与家庭划清界限，毅然放弃城市生活，报名来到北大荒。脏活累活抢着干，立志要把自己改造成革命战士。没有想到的是：北大荒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作组来到连队，找他谈话：由于他祖父“畏罪自杀”；他父亲“有敌特嫌疑”。他兵团战士的身份还要重新考查和考验。
他痛苦不堪，内心非常痛苦。深夜里，他望着满天繁星，思考着何去何从——他想到了自杀。但父亲还被关押，家里有几个弟弟和妹妹，需要他的帮助。就忍住奔放的泪水，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他坚定信念，一定要坚持住。
不久，工作组撤了。基层连队是生产的实体单位，把帽子、棍子放在一边。徐根富放弃一切杂念，一个人干了三个人的活。还帮助大家理发，写黑板报等。他的努力终于受到同志们尊重。1971年，他荣立三等功，被树为“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典型。还入了党，当了副连长；考上了大学，留校当了副研究员。人生命运才得到了根本改变。如果工作组不撤，徐根富始终走不出阶级斗争这个圈子。
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致使许多基本群众被戴上各种帽子；许多优秀干部，和文化人士，被扣上莫须有罪名，生活在农业劳动第一线。当时，著名作家丁玲，就在北大荒，离开我们连队不远的雁窝岛劳动改造。那时候做人，实在太累太累！打到了四人帮，人民得解放。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人民的生活才真正幸福！
2019年9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