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一个人来到北京。
这是1966年秋冬之际，红卫兵大串联。
坐了一夜一天的火车，疲劳已极。待到我背着一铺一盖老大的行李，随人流涌出站台时，前面是长长的人群。跟着人群在大场子里缓缓地兜着圈子走，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上了一辆大客车。这时已是深夜。后来我才知道，其实用不着带行李卷，到哪儿都有现成的床铺睡，没有谁敢慢待毛主席的小将们。我老实，就吃亏。这毛病还改不了。以后几十年仍然是这样。这就注定在乱世中做不了枭雄，在经济狂潮中也发不成暴富。
这时满车红卫兵小将都很倦了，一路无话。忽然，有人喊起来：“看，天安门！”大家顿时精神一振，看时，远远的，果然灯火辉煌，在夜空中别有一番庄严宝相。车内气氛活跃起来。我和对面的女学生搭着话，知道她从温州来，那儿很暖和，不像北京这么冷。这女孩子长得挺秀气的，像一朵淡淡的玉兰花，给我一种温馨的感受，就跟她的城市名一样。我不知道这种感受其实反映了一种渴求，跟异性交往的渴求。高中三年，我从未同班上的女同学搭过腔，这主要是受学校男生不同女生接触的陈规之束缚。现在出来了，这一束缚开始冲破
车子开到一个什么地方，好象是个机关单位，要大家打地铺睡。我实在是困极了，放开行李倒头便睡。但睡不实在，迷迷糊糊好似仍在坐火车，摇摇晃晃，踢哩哐啷……一觉醒来，还是上午。我觉得肚子饿，要吃。伙食是几个火烧，一块咸菜疙瘩，一碗没有油水的汤。后来我听说别的地方比这儿吃得好，看各人的运气。好在吃饭不要钱。
我吃不惯火烧，啃了两口就放下了，就喝了点汤，觉得肚子隐隐作痛，又躺下睡了起来。过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也许是三个小时，疼痛越来越厉害，像一把尖锐的刀在搅动，不行，实在受不了，我弯着腰捂着肚子打听附近的医院。到了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急性阑尾炎，要立即动手术。我马上被安放在手术车上，送进电梯。这一刻我感到自己有点像待宰的羔羊。
在手术室，一个年轻的护士把我的衣服脱光，拿热毛巾捂我的下身，用剃须刀刮阴毛。她一边干这活儿，一边信口谈着家常，说有个弟弟年龄跟我相仿佛，也在大串联。过了许多年，回想这一幕，发现她多半是怕我难为情才这样说的，未必正巧有这么个弟弟。但她说的和做的都那么自然，让我不能不信以为真，一颗因紧张而悬空的心也轻轻地放了下来。这也是一个年轻孩子的运气，以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这么好的白衣天使了。
局部麻醉，刀子划在肚皮上虽有感觉，但不痛，只是在医生翻弄肠子时感到难受，有些恶心。医生问是不是觉得不舒服，我说是。医生叫我不要说话，问话时只点头或摇头表示，同时吩咐给我吸氧。又摆弄了一会儿，医生举起一个东西给我看，说阑尾已经化脓了，再不割除就很危险。
医院的伙食还可以，有汽水肉吃。开头两天伤口有点疼，上厕所弯腰不方便，后来也就没事了。
这天晚上，医院的人来找我，说是新收了一个病号，是武汉市的学生，在昨夜集合准备毛主席接见时摔了一跤，膝盖骨裂，被送到这个医院，一直哭个不停，任人劝不住，想让我劝一下，“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去了。那孩子是初中生，比我小两、三岁。我说了一些话，说自己一到北京就开刀，也挺倒霉，好在接见还有机会，云云。那孩子就哭得好些。走出同乡的病房时我觉得自己还比较强，有点像大人了，本来我是需要别人来安慰的。
又过了两天，大约住院还不到一星期，医生找来说，伤口可以拆线了，按常规应该再住一段时间，但现在串联的学生要住院的很多，看我能不能提前出院。医生脸上颇有抱歉之意。我二话没说同意了。人还是老实。
出了院，回到自己的住处，仍然是吃火烧就咸菜疙瘩喝没有油水的汤。这时我才知道，同房间还有两个学生，一个上海人，一个广西人。
这两个学生老打架。上海人满嘴不饶人，骂人出口成章。广西人拳头很硬，挨骂就打。负责照管小将的部队战士拿他们没办法。这战士昵称上海学生为“小萝卜头”，上海学生故意别着战士的口音说“怎么叫我‘小老婆’”。我很佩服这同房间的两个：都很坚韧不拔。难怪上海流氓闻名全国，广西佬打仗也特别行，从洪秀全到现代的桂系。不过我觉得他们的行为显得幼稚，好象出门在外除了打架就没别的事干了，真正是孩子。
早上起来沿着街道走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好好地看一看北京呢！走着走着，模模糊糊地仿佛仍在武汉市──此前我到过的大城市只有它。在我的感觉中，大城市的街道都一个样，看不出有多少不同。
我要去的第一个地方自然是天安门。这时我才知道自己住的地方在朝阳区，住的那家医院是朝阳医院，似乎离天安门不太远。最近我在网上偶然查知，它是北京一家很不错的医院。看来上帝是在让我遭一下罪的同时也给我一点幸运。我想乘公共汽车，人太多，永远挤不上──我带着伤口也不敢挤──这车还来得特别稀，遂作罢。有几个外国人也在挤车，也没挤上。我看了有点不舒服，觉得有损国家形象，在外国人面前出咱中国人的丑，但也没多想。
沿着长安街慢慢走着，一路上发现隔不多远就有一个用芦席围着的临时厕所，尿水都溢出来了，在街面上流淌。许多年之后，回忆起这次北京之行，给我印象最深的景观就是这一个接一个的芦席厕所和流淌着的尿水。
终于到了天安门，比那天夜里看得清楚多了。但我的第一感觉是大大的失望。天安门城楼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那么大。真的很失望：天安门也不过如此！
后来我分析这感受，不是城楼不够高大，而是平时看的那些图画、照片、电影等等，摄取的角度都是从下往上，造成的效果是比实际高大许多，让人可望而不可及，久而久之头脑里有了固定印象，以为它是高不可攀的。又过了一些年，我重来北京，反倒觉得天安门城楼变高了一些，那是把它当成一个可以量度的东西的结果。
还有我个人的原因：自小书看得太多，在我眼里，确实有两个世界，书本的世界即想象的世界，再就是现实的世界。有时我觉得书本中的世界似乎更真实一些，待到与现实对照，反倒衬出后者的虚假与丑陋；我宁可生活在想象的真实之中。
去的第二个地方自然是北大、清华。我先到颐和园转了一圈。这座名园已是满目疮痍：长廊的彩图全被红油漆涂掉，大大小小的佛像也被敲掉脑袋。这是红卫兵破四旧的业绩。我不以为然也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轻声叹息着。
来到清华。半年前，我在填写报考的大学时，第一志愿就是这所学校。三个专业是土木建筑（这是冲着梁思成先生来的）、无线电、机械。不久就得到推迟半年招生的公开通知，再不久又得到所有的高考志愿表被付之一炬的消息。自那以来发生了一连串令人目瞪口呆的事变，回想起当时填报志愿，突然觉得那已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到了北大，又看了会儿大字报，觉得倦了，我买了份小报，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一边歇息一边看。突然，我感觉到什么：抬头看时，不远处走来一群学生，正是我班上的同学。完全是下意识地，我用报纸遮住自己的脸，让这些人从旁边走过。他们没有发现我。
捏着报纸，我陷入长时间的沉思。出来这十来天，我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没有一个人是曾经认识的，感到十分孤寂，但真到有人来打破这孤独时，我又感到它是那么宝贵，不愿让人轻易破坏掉。就这样坐着，我正好静下心来，细细地咀嚼和回味一下过去这一段时间的情况。
是呀，真的见了面，该内疚的是他们而不是我，我为什么不跟他们打招呼呢？
这半年来，变化之大，实在是难以想象的。高考志愿表填上不久，得到高考推迟半年招生的消息。接着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在这以后不久，教我们班政治课的老师自杀了。他是跑了几十里路，从一个大桥上跳河死的。这是我们学校文化革命中的第一个死者。同学议论纷纷，有点人心惶惶。
接着学校发布声明，说他历史上有血债，伙同地主父亲杀死过一个农民，后混入革命队伍。因此1955年肃反中撤消他地区教育局长的职务，让他到学校教书。他老婆后来也被定为贪污分子。他俩离了婚。
平时我怎么也看不出他是个杀人犯。他戴着老花眼镜，给我们讲着课，就像私塾的老先生。我只是感到他讲课几乎是完全照本宣科，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现在总算明白为什么了。他饱经“运动”，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估计自己逃不过这一劫，不如早点自行了断。这是后来经过了许多事情以后，才对他的行为有所理解。从10年之内的情况看，他这一死，确属明智的选择，免得受罪；但从这以后的情况看，他似乎也不必急着自杀。2017年这个学校老三届同学聚会，出了一个纪念册，各个班都列有任课教师名单，以示学生仍然记得教过自己的老师，我所在的这个班列表中却没有他的名字，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在这里把他的名字列出：老师名讳翟明远。翟老师，这个班至少有一个学生仍然记得您教过他，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仍在为您打抱不平！
他的儿子也在这个学校读书，比我高一级。我总见他打着赤脚跑步，冬天也是这样，有点像《红岩》中的华子良。
再往后，学校越来越乱了。先是老师们贴大字报互相揭发，学生也在里面凑热闹，有历史问题的，有行为不端的。教我们立体几何的老师被揭发暑天光着屁股在家中研究他的课题。教代数的老师是右派，学生说他写有反动诗词，什么“此地犹存一角春”，大约是抄录哪位古人的，但没人会容他作说明。有趣的是，班上有同学根据他上课时为了生动，常有几个口语：“是个７？是个８？是个……？是个……？”去查四角号码字典，结果查出一个生僻的字：脔，意思是皇帝吃的肉。结果把他一顿好斗，说他想复辟封建王朝，想吃皇帝吃的肉。这些“牛鬼蛇神”被剃了右派头，即从脑门当中开一条路，马戏团的小丑也没有这样滑稽，走到哪里人民也能把他们分辨出来。然后是监督他们劳动，要他们把厕所的大粪运到菜地，粪便中有树枝，要他们用手去拣出来。不过这位老右派似乎并不沮丧，一边干活还一边笑。还有一位被说成是当过国民党军官的老师，平时腰杆总是笔直的，挑担子也不例外，于是学生就给他加码，让他不堪重负。
运动刚开始，破四旧的时候，因为我的普通话较好，被学校派往地区作解说员，那里陈列有地主的变天账、各种发黄的古旧书籍等等。我虽然在高中看过很多书，像这样旧社会出版的东西对我来说还是头一回看到，感到是一种违禁物，虽然有一丝好奇，却不敢多看，现在只记得其中有《增广贤文》。
学校刚刚乱起来时，我有些兴奋，老师相互揭秘的大字报，也让自己大开眼界，感到这些可尊敬的老师也不过是些凡夫俗子，看看热闹也不错，但慢慢地，感到越来越不对劲。先是有些明显荒谬的东西被当成不容置疑的东西。从小的方面说，那些什么“脔肉”之类显然是荒谬的，但同学中似乎没有谁认为滑稽可笑，都一本正经地把它当成老师的罪证。至于剃阴阳头、挑大粪之类的行为，我觉得是太过分了。接下来是不断地口号和声讨，先是校文革夺了校领导的权，然后红卫兵又造校文革的反，……学生们像过狂欢节似的兴奋，我却觉得惶恐和困惑。从大的方面说，特别是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本身，我感到怀疑和不可理解。那原因就是我的书看得太多。大约从10岁起，我就比别的孩子更喜欢看书。到高中，更成了一个看书狂，高一小说，高二诗歌、散文，高三社会科学，图书馆几乎无书可看了。特别在高三，痴迷于社会科学。记得自己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共产党宣言》，翻到第一页：“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引起浓烈的阅读兴趣，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我陆陆续续又买了《无产阶级专政与叛徒考茨基》、《国家与革命》、《哲学的贫困》、《哥达纲领批判》……连同家中能收集到的两大厚本《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阅读材料汇编》，还有《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等等（这都是父母单位发给他们的学习材料），都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其中就有刘少奇作的“八大”政治报告和毛泽东在“八大”的开幕词。我压根儿就没有看出他们之间有什么路线之争，而且刘少奇的报告必须经过中央政治局特别是毛泽东的认可，才可能通过，这根本就不是刘少奇的个人行为。这在我看来属于常识的东西却无人知晓。
于是同学中有人发现，在开大会高呼“革命”口号时我只跟着举手而不开口（我实在是喊不出口），而且他们还发现，在应付高考的紧张时期，我的课桌抽屉里却满满的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而我报考的专业却是理工科。他们认为这不正常。其原因只有我自己知道：其实我感兴趣的是人文社会科学，饿肚子的那几年让我的思想早熟起来，我想探究种种社会问题的原因以及救治之道；然而父母告诉我学文科很危险，搞不好就出问题，还是学理工科比较好，“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们希望我报考理工科。最后我屈从了父母的意愿，然而在内心仍然对人文社会科学情有独钟。
接下来，我面临着被这些学生揭发和批斗的危险：从他们发明“脔肉”的聪明才智看，这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幸好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救我于危险之中：大串联开始了。班上同学纷纷成立大串联战斗队。但这时有规定，外出串联的学生必须是“红五类”，还必须组成战斗队或小组，而我的阶级成分是职员，属于灰不溜秋的那种，而且还有他们认为是怪异而有问题的行为，因此没有任何一个战斗队愿意接纳我。最后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校园里冷冷清清，我一咬牙，到校文革那里要求为我一个人开具红卫兵串联证，原以为会遭到拒绝，不料对方十分爽快地给办了。后来才知道，北京这时已经开始批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观点，不讲什么“红五类”了。
就这样，我终于一个人来到北京。
在北大看的大字报中，有一篇署名“伊林、涤西”的文章引起我极大的兴趣，那是批判林彪的顶峰论的。我觉得文章的观点跟自己的一些想法很接近，虽然不完全相同。看来作者也是喜欢读书的人。在学校时我就对这种顶峰论颇有微词，认为从道理上说，没有哪个人能够登上思想的巅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除非他是神。但又觉得这种想法是有罪的，类似对皇帝的“腹诽”；如果被那些“脔肉”们知道了，我的麻烦就大了。一时间，这种反对感、有罪感以及要摆脱这种有罪感的愿望都分外强烈，我处于精神危机之中。
在等待毛泽东接见的时间，百无聊赖，一次闲逛到王府井新华书店，偶然翻开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的心紧缩和战栗起来，其兴奋程度实在不亚于第一次同恋人接吻（其实这时我还没有这种经验，只是在想象中）。我赶紧买下它，捧圣经似地回到住处。看，看吧！“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为的一切结果都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那么，毛泽东的思维和行为也就不具有最终性质了，不能算是“顶峰”。）“科学……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谔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这不仅在哲学认识的领域中是如此，就是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中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中也是如此。”（那么，怎么能说毛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绝对真理，是“顶峰”呢？）往下看，我觉得恩格斯对黑格尔体系和方法之间的矛盾的论述就像是专门说给80年以后的毛主席他老人家听的。
马恩列斯毛，恩是老祖宗，毛的话（或别人关于毛的话）有不符合恩的地方，当然应以恩的话为准。这样一来，背靠着老祖宗，我心中坦然了，再反对顶峰论，就理直气壮，没有负罪感。其实这不过是在精神上跪着造反，老祖宗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但在当时，我只能达到这种层次。靠着这种精神状态支撑，我度过了多灾多难的10年。“文革”中我始终有一种超然感，从未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我总想说：“你们骗不了我！”正二八经地读哲学书，就是从这时开始。我觉得哲学有用，它救了我。此后一发而不可收：马恩列斯、黑格尔、费尔巴哈、狄德罗、斯宾诺莎、……
回想起来，当时认为哲学救了我，哲学书救了我，这种想法是过于简单了。单单一本书是救不了人的，仅仅靠哲学也救不了人，应该还有些别的更深层的东西隐含于其中。但不管怎么说，在这本书和我这个人之间，毕竟有这么一段缘分，使我难以忘怀。为写这篇文字，我查找当年买下的那本书，竟不可得。手头的一本是1972年版的，书名加了“路德维希”几个字。
在书店我还买了一本《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因为其中有一篇文章《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1931年12月13日）。这个德国人问斯大林，这里是不是他说了算，斯大林回答：你看这里有这么多把椅子，我们实行的是集体领导，是这个集体说了算。（大意如此，原文已记不清楚了。）这段话也给了我反对“顶峰论”的根据。你看，斯大林提倡集体领导，而毛泽东却搞一言堂，林彪说，毛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斯大林排在毛的前头；如果他的话对，毛的做法和林彪的说法就是错的。现在看来，用斯大林的说法来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一言堂，这种想法十分滑稽可笑，因为斯大林本人就是搞这一套的祖宗：他早在1927年就把主要对手托洛茨基开除出党，一年后又将其驱逐出苏联，托洛茨基后来被暗杀。在这个谈话几年后，斯大林又相继把苏共党内其他高层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逮捕、处以死刑。搞政治的人，口里说的是一套，手中做的是另一套；公开场合是一套，私下做的是另一套。我连这个常识都搞不清楚，还想探究政治问题，真是读书读得太呆了。不过对于一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来说，能够这样认真执着地探究当时可能会掉脑袋的问题，我也挺佩服他的，同时也为这小子捏一把汗。
接下来继续等待检阅，到街上转悠。最热闹的是王府井，但逛了半天也就腻了，不想逛。已是初冬，寒风料峭。我颇不耐北方这种刺骨的亲热劲，走得也乏了，我想，吃一顿花钱的饭吧，手中有临出门时家里给的一点钱，于是走进一家餐馆。餐馆里没有什么东西。一盘肥肉，几两米饭。肥肉吃不下，我要了二两白酒。这是我第一次喝酒。喝完了，人有点晕晕乎乎的，走起来腿有点发软，好象踩棉花，但感到特别舒服，总想笑。忽然想起杜甫对李白的赞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痛快，真他妈痛快！
出来正走着，我看见一个女孩子在学骑自行车，骑得不稳，摇摇晃晃，而且还倒了下来。不知怎么的，我这时很想去帮她一把。我走上去说，“我来教你骑车！”颇有点骑士风度。那女孩（看来大约十六、七岁）很惊恐地看着我，眼神就像看一个怪物，她赶紧把车推走了。我觉得莫明其妙。后来我想，当时的样子一定很难看。一年后，我喝了酒想起这段经历，就给身旁几位“兵团”的战友讲了出来。于醉眼朦胧中，我发现，几位女战友都用酸溜溜的眼光看着我，过后还一再追问此事。我才知道，有些事是不能够率性而谈的。难怪酒色二字难以分开，我一下子犯了佛家戒酒、戒色两大戒，“汝今能持否？”不能持，看来今生当和尚是无望了。
终于等到一天晚上，照护我们这一拨的部队战士通知说，晚上集合，准备毛主席接见。大概是半夜一、两点钟，我们被叫起来排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的路，到了天安门广场，天仍然黑着，模模糊糊看不清有多少人。管理者规定，我们每个人只有广场上一块砖的位置。排队集合时每人发了两个鸭蛋，两个馒头，两个苹果。
天渐渐亮了起来，广场上是人山人海，一眼望不到边。等待的时间十分漫长，我隔不多一会儿就要上厕所。时间似乎永没有尽头，人等得越来越疲乏，越来越没有耐性，原来整齐的队伍也越来越散漫了。突然，人群开始骚动起来，人们往前拥着，好象奔腾的潮。大家疯狂地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我被挤得喘不过气来，唯一的念头是护卫住自己的伤口，不要被挤裂了。望城头，依稀看见一些人影，看不到任何真切的形象。过了好长时间，这个汹涌的人海才渐渐散开，广场上最多的是被踩掉的鞋。忽然听到警笛声，抬头看，是救护车，看来是有人被挤伤了。没有来时的队伍了，大家自己回去，就像一出戏散场以后的样子。我一个人慢慢走回住处，走了很长时间。
为写这篇文章我查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情况，因为我记不清这次接见的确切日期。查的结果是属于第七次接见的第一批，时间是11月10日。之所以这样确定，是因为这种形式的接见，只有这一天。我查到的资料是这样叙述的：“第七次接见，因人数多，分两批进行。第一批接见在11月10日上午10时，接见地点仍在天安门。在《东方红》乐曲中，毛主席等登上天安门城楼，陈伯达宣布接见大会开始，广场集合了30万名红卫兵，另有30万名红卫兵乘坐卡车（每辆车上站50人）分成五路纵队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当时驻京部队的卡车数量不多，经周总理同意，从沈阳、北京、济南等军区和各军兵种中抽调了一些卡车。当天，有6000辆卡车载着红卫兵接受检阅。这次接见，进行得非常迟缓。红卫兵为了多看一眼毛主席，走到金水桥时，或是放慢脚步，或是返回再次前行。下午3时3分时，毛主席走到扩音器前高呼‘同志们万岁！’站在卡车上的红卫兵和在广场的红卫兵情绪更加高涨，不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次接见直到下午4时才结束。”
我是属于在广场集合的那30万人。这一批人的运气很不好。其它各批被接见的红卫兵，要么是游行走过天安门，要么是在街道两边，等待毛泽东乘敞篷车驶过，即使被安排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也乘敞篷车到广场接见，总之，是大家都能够看到伟大领袖。唯独我们这一批，安排在广场，毛泽东却不到广场上来了。这30万人中，能够清楚看到天安门城楼上的人，是被安排在最前面的那些红卫兵。我所在的位置很靠后，几乎什么都看不到，属于运气最差的。
这个资料叙述的情况还有若干可疑或不明确的地方。按资料所说，在广场集合的30万人和乘车通过天安门的30万人似乎是同一个时间段被接见，我觉得这不可能。我在现场就没有看到什么分五路纵队通过的卡车，直到散场也没有看到。如果是同时被接见，横穿广场的车队跟拼命往前涌的广场集合者势必会挤成一团，车队无法通行。资料说，这一批接见直到下午4点才结束，那么整个时间是6个小时；这些车队通过天安门广场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吗？而且这6个小时，那些城楼上的人可能不吃不喝、不休息，就一直站在那里吗？我想是不可能的。结合自己在现场的亲历，按照常情来推断，我认为情况应该是这样的：11月10日上午10点，毛泽东等登上城楼，开始接见广场上的30万人；这时30万人的车队还处于待命状态，没有出发。经过一段时间，这一接见完成，开始清场，城楼上的人可以趁此机会休息，不必一直站在那里。清场完成后，车队进场，分成5路纵队，哪怕开得再慢，也要不了6个小时，我估计也就一两个小时，最多不超过3小时。
资料中说：“红卫兵为了多看一眼毛主席，走到金水桥时，或是放慢脚步，或是返回再次前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广场上集合的人不可能走到金水桥，他们每个人只有一块地砖的位置；能够靠近金水桥的，只可能是被排在最前面位置的人。那些坐车通过的人也不可能这样，因为司机不可能停车让他们下来走到金水桥。这句话描述的情况只可能是那些徒步游行通过天安门的人才会有的，而这次接见中没有这样的人。因此我怀疑该资料的撰写者对这一情况的描述，是把其它批次的接见情况胡乱“嫁接”到这里，他本人决不会是本次接见的亲历者。
写于2019-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