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在我们兄弟姊妹几个中排行老大，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因为是秋天生的，所以奶奶就给她取了个名字叫千秋季。据母亲说，为这名字，邻居们认为不好听，但奶奶终究没有再改。
姐姐只上了一年小学，就在邻居家一个比她稍大一点的小姐姐的撺掇下不上学了。用现在母亲的话来说就是：人家不去学，她也不去学，人家逃学，她也逃学。
过去生活困难时期，农村孩子的辍学是很普遍的事情，学校也不干涉，基本上任凭自便，不像现在的孩子从小就要普及几年的义务教育，孩子如凭白无故不上学，家长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学校还会派人找到学生家里查明不让孩子上学的原因。但过去毕竟和现在不同，正因为如此，姐姐虽然是老大，但在我们弟兄姊妹五个中，文化程度却是最低的一个。辍学在家的农民子女能干啥呀！多少也得帮助家人干点农活儿吧！这样，在以后的岁月里，幼小的姐姐便经常帮助父母做些事情，这是我后来懂事后才听说的。
此后，在相继有了两个哥哥之后，我就出生了。
在我记事没有几年，姐姐就得了腿病，这病在医学上称为骨髓炎。姐姐从十七岁得腿病，到二十五岁完全治愈，时间跨度为九年时间。也就在她二十五岁这一年，我经历了来到世间第一件大喜事，姐姐出嫁到距离我们村正东方四、五公里外的扬村。姐姐出嫁那天，送姐姐出门的是生产队里的两辆大马车，马车上用布搭了个蓬子。马车轱辘是木制的，走在乡村的土路上颠颠簸簸，显得很不平稳。
那时在我们故乡，出门嫁闺女，无论是条件好，还是条件坏的家庭，一般都用这样的风俗习惯，但也有用自行车的，听说先前有骑马坐轿的，可惜我一次也没有见过。
到了姐姐的婆家后，我看到姐姐哭了，我当时年龄还小，心里这样想：结婚成家既然是喜事，姐姐为什么还要哭？那婚礼在现在看来并不热闹，但在我看来，姐姐有这么多弟弟（我们家弟兄和叔叔家弟兄共有八个）来送她，她应该感到自豪了。
刚开始，姐姐还经常有事没事到千村的家里来，因为姐姐出嫁的村子距离我们村并不太远。但到了后来我发现，姐姐来我们家的次数少了，原因姐姐和姐夫和父母分了家，接着是是两个外甥的相继出世，家里的家务及农田里的活儿多了。
在大外甥广宇长到上托儿所时，我便来到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故乡人都认为十分遥远的新疆。在新疆生活的路途并非平坦，为此，故乡一别，我没有再见到过姐姐。姐姐不会写信，我给姐姐写了不少信，信的开头基本上都“姐姐、姐夫你们全家好吧！”因为姐姐文化水平实在太低，不会写信，所回信件全是姐夫所写，字迹潦草，所写内容也不多，在我看来，可能是家里太忙，随着后面外甥女芳芳和小外甥广纯的出生，生活负担也过重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可能我的确距离故乡太远了，且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稳定下来，即使姐姐写信诉说家里的一些困难，我也没有能力去帮助他们，因此他们家的有些事情也有可能是刻意不使我知道。事实上，外甥女芳芳和小外甥广纯的出生我都不知道，十九年以后我回到故乡的第一天，在长兄家里，我见到了已经是十三岁的外甥女芳芳，就问大嫂子：“是谁家的孩子？”“啥？”大嫂子感到很惊讶，“你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说。“她是咱姐家的闺女呀！”大嫂子说。接着，大嫂子说我多年不回家乡，当然对家里添了多少孩子就不知道了。大嫂子说芳芳和他们的大女儿鹏领关系很好，年龄也差不多，经常在一起玩耍，因为那天是星期天，没有上课，芳芳是专门从杨村过来找鹏领玩儿来了。
二零零二年五月，在回到故乡的第三天，我就在小侄女鹏璐的引导下去距离我们村不远的杨村姐姐家里。杨村的变化也很大，如果不是侄女鹏璐的引导，我是找不到姐姐家的。事实上，姐姐家现在居住的地方，已不是十九年前我离开故乡时住的地方了。
到了姐姐家，姐姐和姐夫都不在家，也没有见到两个外甥广宇和广辉，外甥女芳芳一人在家里，芳芳说都到地里劳动去了。芳芳说干活儿的地方并不远，现在就去喊他们。
姐姐家是住在村子最边的人家，围墙外面就是农田。姐姐、姐夫就在距离他们家南边不远的地里劳动。我和小侄女鹏璐站在姐姐家的大门口，目送着外甥女芳芳去喊她的爸妈。时间不长，我远远看去，发现姐姐、姐夫和外甥女芳芳从庄稼地里走了出来，背着工具，过了一条干涸的小河，朝家里走来。
在我童年的印象中，姐姐的个子很高挑。当姐姐走近时，我发现她似乎和我童年时的印象有所区别。由于过度的劳作，她明显地有点老了，面部肌黄，身板瘦弱，头发也没有过去那么黑了，纵然她现在还正处于人生美好的壮年时节。
这就是我朝思暮想的姐姐吗？不知咋地，在看到姐姐走近的一刹那，我鼻子陡然一酸，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因为同着姐夫，外甥女芳芳，小侄女鹏璐，我怕他们看到，硬是强忍着没有让眼泪流出来。
姐姐还和十九年前我去她家时一样，一进门就做饭，饭后我就和姐姐、姐夫开始拉着十九年没有拉过的家常。我离开故乡时，姐姐家是4口人，而现在则成了六口人，这是最大的变化。让人感觉遗憾的是，大外甥广宇高中毕业后也没有考上大学，老二广辉只上了个初中，就不上学了，是也工也农，说通俗点就是，农活儿忙了干农活儿，闲了在故乡的近处城里做几天短工。后来才听二哥说人家广宇学了个泥水匠，搞建筑属于大工，是有技术的。
让人感到欣慰的外甥女芳芳、小外甥广纯却还在上学。
因为我深深地知道，人不出远门不知道上学的重要性，一出远门就知道了，但真正地等到出远门知道了就基本上已经晚了，再没有这样的时间和机会，我就属于这种类型。
广宇、广辉哥俩都在家种地，并没有象我想象的在外做工。后来听说他们都出去了，但都在近处，很不固定，且时间并不长。考虑到广宇、广辉哥俩都是大人了，早晚要成家，姐姐、姐夫将多年的积蓄都拿出来，另外又向外人借了些钱，费了很大劲儿，在新划的庄基上，为他们哥俩在不长的时间里先后盖起了两座房子，一座堂屋和一座东屋。两座房子盖好后，也可能是广宇、广辉哥俩都做工去了，也可能是姐姐、姐夫忙于农活儿，实在无暇顾及，我回乡时所看到的是，两座房子都没有装修，连刚竣工不久的建筑材料的气息都能闻出来。两座房子落成的地基很高，那是不知道拉了多少车土垫起来的，这就使得院子行成了一个大方坑。姐夫说房子盖好了，象是完成了一项大工程，至于院子的地面，等有时间了，再拉土和垫平至房门。
姐姐、姐夫和我拉的家常并不多，基本是都是关于我在新疆近二十年的生活工作情况，毕竟在外生活时间长，实在也找不到过去未离家乡时的那么多共同语言，有想说却说不出来之感。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生活境遇，将我和他们之间的拉得是愈来愈远，我感到一脸的忧郁和茫然，这就是亲人离别多年后任何人都会遇到的现实情况。
从家乡回到乌鲁木齐市后，姐夫曾经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向我借点钱，这事不用说就是征得姐姐同意的，据我对姐姐的为人的了解，她本人永远不会亲自张口向我借钱的，既然借钱，通过姐夫向我这个近二十年没有见过面的弟弟借钱，想必有什么困难，但是，当时我的境遇并不好，现实情况是我和母亲居住在一个仅有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最关键的问题是，当时我已经属于大龄独身，终身大事且还没有解决，在城里如果将媳妇娶回家里，我不知道会需要花多少钱，也不知道我理想中的另一半是否会嫌我的房子小，是否会要求我买个面积大一点的房子，因此，考虑到姐姐、姐夫的孩子基本上都大了，没有什么大的负担了，而我又要急需解决让母亲都感觉头疼的我的婚姻大事，对于姐夫的电话借钱，我表现的很是吝啬，也没有给姐姐、姐夫打电话说明原因，就自作主张，通过邮局，只给姐姐、姐夫汇了两千元钱。事后，姐姐、姐夫也没有给我再打电话，母亲只接到过外甥女芳芳的一次电话。
我当时心里想：姐姐、姐夫肯定是生我的气了。事实上我由于自己的自私心理，的确没有给他们面子。当然，他们向我张口借钱，也是很不容易才张这个口的。为此，转眼从家乡回到乌鲁木齐市六年了，我心里一直为此事感到愧疚，感到难受。曾经一度，我心里想着试图找一次机会，来弥补一下对姐姐、姐夫的缺憾。
机会终于来了，时间到二零零八年的春节后，母亲回故乡刚满一年，爱女鹏翼四个月后，我借口让母亲来乌鲁木齐市，同时也借口让姐姐送母亲到乌鲁木齐市来，帮我照看一段时间我的爱女鹏翼。我心里也这样想：听母亲说姐姐又患了腿病，乌鲁木齐市有这么多医院，看能否将姐姐的腿病医治一下，不管能否医治好，姐姐哪天走时，我再给她点钱。
这样，我给姐夫打了几次电话，让他一定将母亲和姐姐两人安全送上火车。春节刚过，正是春运高峰时节，姐夫托亲戚在郑州都没有买上郑州至乌鲁木齐的火车票。事后我才知道，母亲和姐姐上了拥挤不堪火车后，是补的车票。那天天还不亮，我还未来得及去车站接，母亲和姐姐就下了火车，转坐了一辆公共汽车的早班车，来到了我居住的小区。
一进门，母亲就和姐姐首先就进到卧室看我刚满四个月的爱女鹏翼，看到我的爱女如此的乖巧，不哭也不闹，母亲和姐姐都非常高兴，自然是疼爱有加，这是血缘般的亲情呀！
我一下班，就急切地赶往家里，和姐姐拉家常，谈一些我十几岁时在故乡没有来新疆时的陈年老事，每当谈起因堵黄河大堤送树枝而去世已经二十多年的父亲时，她都禁不住地直掉眼泪，她时刻都忘不了在她十七岁得骨髓炎病时，都是父亲用小平车拉着她，往返几十公里外的焦作煤矿局医院动手术。她也忘不了，当她不上学能干活儿时，由于我们弟兄几个年龄较小，作为老大的她，不知帮助父亲干了多少力所能及的活儿！她也忘不了，我们家盖得第一座泥土混砖结构房子，就是父亲拉车，她推车，不知道在地里拉了多少车的土，垫地基，垛围墙，才使得我们全家人告别了那座破草房。也就是她和父亲并肩挣工分，才使得家里多几个劳动日，生产队凭劳动日给我们家多分几斤粮食，勉强维持着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正因为父亲走太突然，多少年我们都难已接受的，这个让我们全家人只要一提及都感到伤心的现实。
看到姐姐掉眼泪，要在前几年，我也会跟着掉眼泪，但现在我没有，这样的话，只会导致姐姐更难过，让她离开故乡几千公里到遥远的乌鲁木齐来，就是让她出门散散心的，不能再让她不开心。于是，我就宽慰她说：心里不要难受啦！古人曾经说过，十八年一轮世，父亲已去世二十多年啦！说不定他早就重新投胎，托生到一家条件好的人家啦！这虽说是一种唯心论，但不能不说是对姐姐是一个最好的安慰。
我心里想：姐姐和父亲之间的妇女亲情，并不亚于我们弟兄四个同父亲之间的父子之情。因为，在父亲五十三年的生命里，姐姐和他在同一蓝天下生活的时间最长，亲情最深，一起在那个生活艰难的年代吃得苦也最多。
几天以后，我便开始筹划着给姐姐医治腿病。说也奇怪，姐姐在青年时代患的是骨髓炎，而现在刚五十岁，正置人生的壮年，却又患上了骨性关节炎。问一位认识的医生这病是怎么会事儿？人家回答说此病一般情况下老年人都很容易得上！然而，姐姐现在的年龄还不属于老年呀！
我想：现在的医疗条件这么好，姐姐的骨性关节炎病不可能治不好！
在星期天，我先后带姐姐来到乌鲁木齐军区总医院，解放军第474医院，新疆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对姐姐的骨性关节炎病进行诊治，医生所得的结论是属老年顽症，不可能彻底除根。最后，经朋友的介绍，我又带姐姐到乌鲁木齐市的一家个体诊所对姐姐的骨性关节炎进行推拿辅助电磁疗，虽有明显效果，但最终也是不能彻底治愈。姐姐一再向我提出说不治了，又不是什么大病，而我对姐姐腿病的治疗并没有失去信心，并计划着下一步带她到新疆老年病医院去治疗，但直到姐姐提出回故乡时也没有去成。
在给姐姐治疗腿病的同时，姐姐一有空就给我们带未满周岁的孩子鹏翼，连睡觉都和孩子在一起。这期间孩子却不断发烧，吐奶，拉肚子，到社区诊所去治疗，两天了也没有好，为此我曾无端地给社区医院的医生发了火。后来才知道是孩子的妈妈给孩子吃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惹得祸，当时我们都没有发现，孩子吃了一桶多就不让她吃了，因为她老是呕吐，所以剩下的半桶没有吃，直到现在还放着。此间，姐姐吓的不得了，时刻守侯在孩子的身边，并不时地给孩子测量体温。姐姐回故乡后，国内外一些媒体纷纷报道三鹿集团销售的“三鹿牌婴幼儿奶粉”含三聚氰胺过量，导致国内一些儿童服用后中毒一事。姐姐发短信说给孩子到医院检查了没有，我给孩子妈妈说姐姐发短信来了，问孩子送医院检查没有，并问孩子吃“三鹿牌婴幼儿奶粉”没有，她说没有，于是我便该姐姐回复短信，说孩子根本没有吃过“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不料时间不长，姐姐的短信又来了，短信上说：“孩子吃了两桶，我知道的！”我这才有追问孩子的妈妈：“孩子是否真的吃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这次她终于承认了，但不愿意让我知道的原因就是怕我给她“发火”，并说计划在下星期日和其母亲吃喜时顺便带孩子到医院给孩子检查。我说：“我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呀！孩子吃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你不和我商量尽快去医院去给孩子检查，却给自己母亲商量，你连谁是家里的一家之主都不清楚，你不糊涂吗？”
我当时非常生气，但生气归生气，给孩子检查要紧。那已经是星期日下午的北京时间5点钟了，我赶紧抱着孩子，孩子的妈妈身后跟着，一起坐公共汽车火速赶到了距离我们居住地最近的新疆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门诊，给孩子进行检查，好在没有什么问题，尿检结果还没有进行完，孩子妈妈就说要赶往单位值班，第二天我将孩子的尿液又拿到医院，此后我又去拿结果，没有发现孩子因服用“三鹿牌婴幼儿奶粉”而有身体异常的情况，我才算是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我非常感谢姐姐，如果不是她在几千公里外发短信提醒我，孩子万一出了什么问题该怎么办？当然这是后话，也就因此事情，我和孩子妈妈在感情上有了明显的裂痕。说实在话，孩子的妈妈平时工作忙，单位也较远，下班回来和我话也不多，我也并不感觉到什么，但最让我不理解的是遇到问题她永远都不会主动和我商量，而是通过电话和她的母亲商量，由她的母亲去指方向，去定舵。这是后话。
可以说，姐姐在乌鲁木齐住了四个月的时间，骨性关节炎没有治愈，却实实在在地给我们带了四个月孩子。
人家都说有苗不愁长。让我感动的是，在姐姐的照应下，女儿鹏翼不知不觉已满八个月，也愈发的聪明可爱，好带多了。这时，姐姐特别在我下班时向我提出要回故乡。她曾经这么说：“回到家里地里的活儿是干不了啦，他们下地时我可以在家里做口饭！”话是这么说，当时正是故乡秋收农忙季节，她哪里能舍得不到农田里劳动呀！于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给姐姐买了从乌鲁木齐到郑州的火车票。
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在北京马上就要开幕了，全国各地的安全保卫形势都很严峻，乌鲁木齐也不例外。在乌鲁木齐火车南站进站口，保安人员戒备森严，绝对不允许送亲友者进站，只允许送亲友者将上车的亲友送到进站口就可以了。姐姐走的那天，我前去送她。在火车南站进站口，我给保安解释说姐姐患有骨性关节炎病，我能否将她送到候车厅，无奈人家根本不听，一名保安不顾我拉着个箱子，不停地用手将我往外推。我眼睁睁地看着姐姐拉着箱子，拖着患有骨性关节炎病的腿，一步一步，很艰难地上了通往候车厅的电梯阶，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不甘心，在距离火车开动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我和朋友翻过火车南站东侧的围墙，进到了火车站站台。这时，所有旅客都已上车，我看一看表，距离开车时间还有两分钟。我和朋友很急切地找到了姐姐所坐的那个车厢。透过玻璃车窗，我看到姐姐带的东西都已放在了货架上，她却还站在那里往货架上望。玻璃车窗紧闭，我完全听不到车箱里人们的声音。我用手指敲了敲车窗外的玻璃，坐在车窗下的一名旅客觉察到我。我顺手用手指了指正望着货架上东西的姐姐的后背，那旅客领会了我的意思，就用手碰了一下姐姐。这时，姐姐回过头来，看到是我时，就用手指了指货架上的东西，意思是说放好了，然后又用手背拨着向我和朋友示意回去，于是，我和朋友一直等到火车开动才出了站台，我为没有在火车开走时再和姐姐说上几句话而感到心里难受。
在坐上公共汽车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回味着临走前姐姐给我说过的话：“等你们的妞妞长大了，以后有时间我还会来的！”我知道她这是在安慰我，怕我心里不愉快。她虽身处西北边陲，却放心不下家里的孩子们和日夜劳作的姐夫，更放心不下家里那几亩赖以生存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