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很爱好文学，并幻想着有朝一日在文学领域里能有所建树。我很清楚地记得：不知多少次我在太阳余辉映照的墙跟下手捧着当时人们认为的名著《平原枪声》入神而连吃饭都忘到九霄云外；不知多少次我在上自习课时偷窥抽屉缝里的《苦菜花》而忘记了是在上自习课，以至老师走到了跟前还不知道；不知道多少次我将自己写出来的现在看起来幼稚而又幼稚的习作投向当时人们认为最为有名气的文学期刊《萌芽》都杳无消息。然而，幻想归幻想，最终没能成为现实。这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幻想的事物并非是通过努力都可以成为现实的。因为没有成为“文学家”什么的，所以童年的梦想在我成年后的岁月里的确是隐隐作疼了好一阵子。直到有一天，无意中写起了新闻，童年时梦想实现却又未实现给我带来的心上的隐隐痛楚才得以缓解。我做梦都未想到的是，就这么或写或歇，不知不觉竟然写了10几年，并且已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随着篇篇新闻稿件的见报，自己采写的兴味也似乎愈来愈浓。但不可思议的是，愈写愈觉得不满意，愈写愈觉得自己生活的贫乏、知识的贫乏，愈希望自己在新闻写作这条道上要继续努力、继续探索、继续追求、继续实践。
谈起新闻采写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还真有那么一段经历呢！
1987年10月，我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应征入伍，来到了地处天山深处的新疆军区后勤部某综合仓库当仓库保管员。一天，我们保管队的全体官兵到山里的洞库捣库。所谓洞库就是将整个一个山体挖空作为仓库；所谓捣库，就是将所有存放的东西进行重新摆放。中间休息时，我们来到了洞库外面不远的一个哨所。在哨所的一个角落里，我发现了一本《新闻写作》。哨所的战友说，这本书是一位战友留下的，他几年前曾在这里站过哨，调走了，这本书就没人看了。下班以后，我便将这本《新闻写作》带到了驻地。
驻地地处深山，部队的文化生活极为单调。四周围山太高，没有电视接收设备，好好的电视机，收到的图象却一点也不清楚。所来的信件、报纸，部队一个星期才派车到10几公里外的一个名字叫铁尔曼的小邮电所取一次。外面发生的新闻信息，等到传到驻地，便都成了“旧闻轶事”。这样，业余时间，尤其是在晚上睡觉前的时间，如无事可做，便很难打发。队里有好几位战友没事儿都练习起了钢笔字，我则拿出了那本《新闻写作》，一页一页地很仔细地研读起来。因为没人辅导，队里知道新闻写作的战友根本就没有，所以我当时对这本书真可谓是似懂非懂。以往总认为写新闻很简单，无意中这么一细读，觉得写新闻并非那么简单，尤其是想写好，还真要下番工夫。记得写了好多，投出去的也不少，但见报的并不多，只有一篇，使我至今还记忆犹新。采写这篇稿子还有这么一段小插曲，并且也是让我决心走新闻采写道路，令我终生难以忘怀的一段小插曲。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搭乘部队的一辆给牛羊拉饲草的军车到距离驻地50公里外的和静县城去理发。因为是和平时期，部队大力提倡搞农副业生产，所以我们部队不仅饲养了很多牛羊，还在山沟里开垦出了片片菜地，盖起了一座温室蔬菜大棚。牛羊冬季缺饲草，因此，在冬天来临之前，就得到驻地附近的一些牧区去拉一些，以解决冬季饲草供应不足的问题。
我乘坐的军车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颠簸，才来到了和静县城。和司机约好归队的接头地点、时间后，我便下了车。我理完发并买了东西就迅速来到了和司机约好的接头地点，以便提前赶回部队，岂料等呀等，直到太阳快落山了还不见部队军车的踪影。天慢慢地黑了，赶回驻地的希望也愈来愈渺茫。路边有个饭店，那饭店的老板可能已经看我等车好长时间了。这时，他可能已揣摩到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径直走到我的跟前说：“车恐怕是来不了啦，你不妨干脆在我这儿住下，管吃住，一夜5块钱”。他的一句话让我感到很感动。因为当时我理完发后，又买了件衬衣，口袋里的钱确实所剩不多，如果住正规的旅店，那钱是不够的。我记得我当时刚当兵不久，每月的津贴费是18块2角5分。向老板表示感谢之后，我便随老板来到他的店里。
晚上，我和那饭店老板同住一屋。我躺在一张比较简易的床铺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于是就坐起来和老板拉家常。老板是一个年纪40开外的中年人，他说他是湖北人。老板性格开朗，很随和，时间不长，我们就成了如同多年不见的无话不谈的老朋友。他说你虽然也是一个当兵的，但和我们驻地的当兵的不一样。我说为啥不一样？他说我们这儿的有些当兵的在驻地影响很不好。随后，他给我讲了不久前在他小饭店发生的一件事：一天，当地某部的几个纠察到他的小饭店来吃饭，饭做好了他们却不吃了，他说你们怎么这样糟蹋粮食？不料惹闹了几位纠察，继而双方发生争执。其中一名纠察竟解下腰带向他身上抽，抽完就跑，他就在后面追，几名纠察看他要追过来，就拾起小石子向他投掷，影响很不好。讲完这件事后他说，你和我们这儿的当兵的不一样。我说我们“岔子沟”（当时我们部队驻地被人们称为“岔子沟”）的当兵的见到地方老百姓爱都爱不够，哪能谈得上欺负老百姓。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在“岔子沟”里有时几个月都见不上一个地方老百姓，有时偶而看到一个地方老百姓，还是在“岔子沟”里放牧的蒙古族牧民，每当这时，战友们便会将其团团围住，问寒问暖，关爱不够。长时间地呆在大山沟里，条件艰苦，信息闭塞，天天是白天看大兵，晚上数星星，给人的感觉真像是与世隔绝。因此，有时在山沟里有意无意地看到了一个地方老百姓，无异于如同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第二天早上，我坐上和静发往巴仑台的班车，在中途驻地所处的“岔子沟”的沟口下了车。沟口离驻地还有7公里，并且设了一个哨所，平时外出回来的战友大都在此等待归队的军车搭乘。虽说沟口到部队驻地只有7公里路程，但谁也不愿意徒步行走，因为这条7公里长的路偶而走上那么一、两次还可以，如果走得次数多了，也就都不想走了。这条路也不知道是多少年前驻地部队官兵开出来的，沿着山腰，曲曲弯弯，很窄，有些地方仅能过去一辆汽车，路的一侧是流水长年不息的长满野树的小河。有时在这条路上行走沿途是一个人也碰不到的，很是无聊，如果有人结伴而行还可以。还有一个不想行走的原因是，这条路的落差每处都很大，不是大上坡，就是大下坡，很是陡峭。
我在沟口哨所一直等到外出办事归队的军车，才坐上回到我们通常都称之为“库区”的部队驻地。我们同队的战友们，只要谁外出几天回来，心情都会激动上好几天，我当然也一样。
当天晚上，我心情非常愉快。晚饭后，我便并静静地坐在桌前梳理着我的思路，根据和静县城那家饭店的老板给我反映的当地部队纠察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写了一篇题为《如此纠察》的稿子投向了社址地处甘肃兰州的兰州军区机关报《人民军队报》。此后我就等呀等，好长时间没有动静，当然，我投出去的稿子唯有我一个人知道，其他战友们谁也不知道。在我对这篇稿子完全感到没有希望时，奇迹出现了，从库尔勒办事的战友回来带回了我的这篇稿子已经在《人民军队报》上见报的消息，他们在库尔勒兄弟部队已经收到的《人民军队报》上看到了我写的这个东西。我们部队也订有《人民军队报》，但比外面都要晚上那么一、两个星期，转眼15年过去了，不知道如今是否还是这样。
一段时间后，我终于看到了这篇稿子，被刊发在《人民军队报》的“读者来信”版面的“现场直录”栏目，除了内容和我写得一样，标题完全不是我所写，经过了编辑的精心处理，给人感觉面目很新。见报后的稿子题目是这样的《吃面条 拒付钱 打店主 无理取闹》。此后的一天上午，我吃过饭从食堂出来，看见了时任我们部队政治处的薛正平干事。他说待会儿你到我办公室去一下。时间不长，我便来到薛干事的办公室。见到我来，他很是热情地说，听说你在《人民军队报》上发稿啦，给你发个纪念品，说着他递给我一个巴掌大的包皮的笔记本。打开笔记本扉页，扉页上用钢笔字写了这么一句话：恭贺千海江同志首次在《人民军队报》上刊稿。落款是新疆军区后勤部某综合仓库政治处，时间大概是1989年5月，不很确切，但这在我一生中是难以忘怀的。小小的一个笔记本，当时可见对我的鼓励有多大，因为它毕竟是我新闻采写道路上的第一次所得到的馈赠品，心里当然也是别提有多高兴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部队政治处的薛正平干事又一次将我叫到办公室。这次是政治处的王健主任找我谈话说，最近分部要在库尔勒中心兵站举办一次新闻报道培训班，我们决定派你去，去了以后要好好学习。我问什么时间去，王主任说明天就出发。这恐怕是自从我到岔子沟当兵后最为高兴的事情了。兴奋的心情使得我一晚上没有睡好觉。天一亮，我就搭了辆部队外出的便车来到了和静县城，在和静县城换乘和静直达焉耆的班车，到达焉耆后，我又改乘焉耆直达库尔勒的班车，才于下午来到了库尔勒中心兵站。
担任我们这次培训办教官的是一位很年轻的军官，名字叫宋军峰，当时是新疆军区后勤部驻库尔勒第某分部的宣传科的新闻干事。后来，我在新疆军区家属院门口遇到过他，才知道他已调到新疆军区政治部，其间，不断在《乌鲁木齐晚报》上的副刊“天山”栏目看到他刊发的比较精美的散文。再后来，又听说他又调到北京海军总政治部去了，此后就再也无从知道他的音讯，直到今天。这次参加新闻报道培训班不仅是我走新闻采写道路的第一次，也是我人生中参加各种培训班的第一次。遗憾的是也不知道是由于对库尔勒水土不服，还是由于天气炎热的什么原因，在上课时老打瞌睡。为使自己听课时不打瞌睡，我坐在了培训班的第一排，结果还是打瞌睡。于是，每当打瞌睡时，我就用一只手掐另一只手的手背，但脑子里还是朦朦胧胧的一片。因此，纵然教官讲得很好，我仍听得似是而非。但教官的一句话却让我至今难以忘怀。他说，同志们，只要你一旦走到这（新闻采写）条路上，你这一生将会和它结下不解之缘。果真，15年过去了，新闻采写对于我来说仍然是如痴如醉。似乎人世间一些真善美，假恶丑的东西，如果不写出来就会感觉到不舒服。让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嗜好竟成了影响我一生命运好坏的尺码。不要说现在还是将来，哪个人脸上不愿意贴金？新闻报道这个行档，稍不注意，就把人给得罪了。纵然，新闻发挥的是舆论、监督、批评的作用，但还真有那么一部分人，他认为你的舆论、监督、批评就是不正确，就是错误的，你又有什么办法？尤其对于像我一样的业余“新闻工作者”来说，谁又会主动站出来为你据理力争？不要说多，哪怕是一、两篇这样的报道，就足够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类似这样的事情，我确实也领教过，但它丝豪没有动摇过我终生“弘扬正气，扬长避短”新闻采写的信心和勇气。这不仅是我这个人的秉性所决定的，也是我敢说真话，如果不说真话就感到心里不舒服的感觉所决定的。
这次参加新闻报道培训的时间为一个星期，转眼间就结束了。
1989年6月，我从“岔子沟”调到了地处乌鲁木齐市北山坡的新疆军区后勤部通信营一连任文书兼军械员。平时除了出板报、填写档案、召集会议外，有很多时间可以抄抄写写。连部订了几张报纸，每天来得都很及时，所反映的新闻事件真实而又亲切，看着看着，自己便跃跃欲试，一连写了好几篇“新闻”作品。提起来还有点可笑，我写新闻的事情让一位名字叫陈鹏的战友知道了。一天，他来到连部跟我说，他爷爷在离我们部队不远的一家报社门口看自行车，因为报社的人每天出出进进，他基本上都认识。他的意思是我可以将我写的稿子给他，他再给他的爷爷，让他的爷爷将稿子转交给这家报社的编辑。这事果然有效，不几天，我转给他们的稿子还真的有一篇见报了。咋一看，这篇报道好像不是我写的，原来是编辑作了修改，题目不是原来我写的，甚至连结构也重新作了调整。我很详细地研究了编辑修改的原因。此后，我便将编辑修改的原因当作“业余爱好”，在练习中不断摸索纠正。还好，这样下去，一年里竟有好几篇“大作”见报。当然，现在看起来那几篇“大作”的采写是那样的“幼稚”，但它让我领略到新闻写作“入门”的成功的喜悦，这也真可谓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当年，营领导又让我到新疆军区后勤部宣传科帮助工作，说是帮助工作，其目的也就是让我跟随人家宣传科在新闻采写上比较有经验的同志学习新闻报道。在宣传科帮助工作几个月，新闻采写成效却并非显著，这才不得不又回到连里，继续从事我的文书兼军械员工作。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一年一度的老兵退伍工作就开始了。我首先要求复员，因为我对地方那种如火如荼般的生活实在是太向往了，并且想尽快投入到社会的洪流中去。
1991年4月，我从部队复员后被分配到距离240公里的南山矿区的新疆丰收电厂工作。南山矿区虽地处天山深处，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生活条件艰苦，但却是新闻报道的冷门。这里有很多令人感奋事情，没有人去写它，更没有人去报道它。对于我来说，这里真可谓是练习新闻写作的好地方。
晚上，一些不甘寂寞的年轻人或出去打牌，或出去跳舞，或出去找人聊天，我便经常性地将自己关在宿舍里练习新闻写作。记得宿舍没有桌子，没有凳子，我便将几本书摞起来，坐在上面，爬在床沿上写东西。我的枕头和褥子下面经常放着纸和笔。我在丰收电厂当时是汽机检修工，所以有时我也将我的笔和一些稿纸放在我车间的工具箱里，一有空便拿出来写。我的行为感动一位在厂招待所上班的阿姨。因为我们宿舍是个三层楼，一、二层是我们单身宿舍，第三层是厂里的招待所。招待所和我们单身宿舍同走一个楼门，因此和招待所上班的阿姨可以经常碰面。一天，招待所上班的阿姨给我说，招待所平时住人也不多，不行这样，我给你开一间房子，你上完班没事了就可以在里面写东西，里面有桌子、椅子。我可以给你一把钥匙，如果来人要住，你就不要再进，等人走了，你再过来。她的一席话，着实让我很感动。后来经过聊天，才知道了我在“岔子沟”当兵时还和她的一个远房侄子还是战友呐！真是个巧合。当时我顿然觉得和山沟竟是这样的有缘，未当兵时在乌鲁木齐市碱泉沟生活居住，当兵时又在天山腹地“岔子沟”，调到乌鲁木齐市北山坡的通信刚满两年就复员来到了地处天山深处的阿拉沟。
山沟的生活仍然是十分的孤寂而无聊的，但是，好在我有新闻写作这个业余爱好，生活便不甚觉得枯燥无味。大报不好上，我就以一写小报为突破口，写好了，到厂党办审核盖章，然后装上信封，投寄出去。
平时上班，没有时间投寄稿子，说起来还真是个麻烦事儿。山坡上有一个小邮电所，名字叫“丰电邮所”，可能是由于山沟人少，小邮电所业务少的原因，所里仅有一名工作人员。每当我下班时，小邮电所的工作人员就也下班了，往往是买不上邮票，稿子投寄不出去，为此很是头疼。邮电所有个侧门，从侧门可以进到邮电所后面的院子，这后面的院子便是小邮电所的工作人员的家。为了能够及时迅速地给报社投寄稿子，我便通过我的车间班长认识了小邮电所的工作人员。这样，不管是上班时间还是在下班时间，不管是白天还是在晚上，即使小邮电所的工作人员不是上班时间，我也会 “走后门”从邮电所的侧门进到小邮电所的工作人员的家里，将所要投寄的稿子投寄出去。
当时，我投寄去向最多的就是《乌鲁木齐晚报》，《劳动服务报》、后来改为《乌鲁木齐劳动报》。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在《乌鲁木齐劳动报》刊发的一篇消息，竟在乌鲁木齐市市属几家新闻单位的年度新闻评比中获当年的乌鲁木齐市级好新闻“消息类”三等奖。从此，我采写的新闻稿件便零零落落见诸于报端，虽然不多，但比起初学时来说还是进步了。每有见报的“样报”寄来，我都如获至宝，将报纸的每一个版面都一字不漏地看完。可以说，在当时的南山矿区，我是第一个和报纸保持着亲密联系的读者和通讯员。
1993年11月，我调南山矿区人民武装部工作，更为新闻报道创造了有利条件。直到有一天，乌鲁木齐“七区一县”人民武装部全部收归军队建制，我才被时任乌鲁木齐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的杨普选借调军分区政治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一干就是两年。两年间，我的工资仍然在南山矿区人民武装部发，每次都由到乌鲁木齐开会或办事的同志捎带给我。
在乌鲁木齐军分区政治部，我积极采写反映乌鲁木齐地区的征兵、双拥、国防教育、民兵预备役等大小活动新闻报道，当年先后在国家、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属新闻单位刊发各类新闻作品86篇，在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属广播电台、电视台用稿62篇。先后被新疆日报、新疆经济报、新疆人民广播电台评为优秀通讯员。新闻作品《把一生交给党》被兰州军区政治部干部部评为“军魂杯”征文好新闻；《老八路的绿色梦》被工人时报评为“文明颂”新闻好新闻。因为新闻报道工作成绩比较突出，1996年被乌鲁木齐军分区政治部记个人三等功一次。
1997年，我被调到乌鲁木齐新市区工作，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我都没有放弃对新闻报道的征求。新闻采写，丰富了我的生活，开阔了我的视野，尤其为我所出事的机关各种文字材料的的写作提供了帮助。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截至2017年，我已先后在国家、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属新闻单位刊发各类新闻作品2000余篇。我将刊发的新闻作品制作了厚厚的几本“剪贴本”，平时有事儿没事儿，翻翻自己的“剪贴本”，回顾多年来的新闻写作路程，心里有一种充实感。我深深地体会到：通过新闻采写的形式真切地触摸到历史与社会的发展变化，并展现一个个生命个体的努力、奋斗，已成为我这个新闻采写者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