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苦涩的，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但那时代让我正好赶上了。由于弟兄姊妹较多，十七岁的姐姐又得了现在看起来都有点难治的骨髓炎。为了给姐姐治病，我们全家人的生活可以说是异常艰难。
（一）
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年的冬天，大概是隆冬的十月，家里断顿了。所谓“断顿”，就是没有粮食吃了。怎么办？没有办法，父亲就到邻居家借了一袋玉米籽。（那玉米籽是用“斗”量过的，也不知道有几“斗”？）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借谁家的。这袋玉米籽可以说让我们全家人度过了那个让人感觉漫长的冬天。因此，在我童年的岁月里，我最怕过的是冬天，因为在童年的记忆里，似乎冬天比一年四季里的任何一个季节都漫长，又是那样般的寒冷。
一个星期天，家里没有柴禾烧了，我们弟兄几个在家里没有事情可做，母亲就让我和大哥、二哥出去拾柴禾。天刚下过雪，田野里白茫茫的一片，哪里有柴禾可拾？我跟着大哥、二哥在村里转了一圈，最后只好刨开雪，将埋在雪里的又潮又湿的玉米秸或高粱秸拾回家。那又潮又湿的玉米秸或高粱秸填到锅台里直是冒烟，只有用嘴吹，烟呛的又是鼻涕又是眼泪，才能见发黄的火苗窜上来。烟，发黄的火苗，伴着不时地用嘴吹风，被烟呛的红肿的流着眼泪的眼睛，玉米秸或高粱秸被火烘干了，在烘干的同时也燃尽并变成灰烬了。
晚上睡觉，如果不蒙上头，寒气袭人，满头都是冰凉，很难入睡，这成就了我多年爱蒙头睡觉的不良习惯，因为蒙头睡觉很容易令人窒息。奶奶去世后，她住过的那间土房子大哥就在里面睡觉。那时可能是大哥出去做工去了，我就独自一人在那间土房子里睡觉。晚上太寒冷，我就在床下用剥过的玉米芯烘了一堆火，火灭后剩下了一堆发红的灰烬。可能是我下床解手没有注意的原因，也或许是没有点灯的原因，我将床下所穿的一只棉鞋不小心踢到那堆还发红的灰烬边上，然后就上床蒙头睡觉了。结果，天亮了，我要穿鞋子去上学，却发现少了一只，觉得非常奇怪。打开门，在门外的强光的照亮下，我发现那只棉鞋在那堆灰烬边上已变成了体积很小的白灰。我急里慌忙地跑到母亲睡觉的那三间西屋，让母亲给我找了一双单鞋穿上去上学。那天早上，我穿着那双单鞋坐在教室里上课，感觉脚趾都麻木了。
（二）
那几年，我们家连点煤油灯都异常地节省。为了节约煤油，灯捻搓得很细，因为粗了那火苗自然大，会很费油的，所以，家里一些家务，尽量在白天就力争做完，图的就是晚上不点煤油灯。母亲为了春天织布为我们做衣服，冬天不得不熬夜赶纺棉花线，那煤油灯在并不光亮的屋子里显得很微弱，但全家人却能借着那很微弱光芒做很多各自的事情，避免了有限的“资源”浪费。
那时我们家人将煤油不叫煤油，而叫“洋油”。叫“洋”的东西很多，譬如火柴不叫火柴，而叫“洋火”，铁钉子不叫钉子，而叫“洋钉”，肥皂不叫肥皂，而叫“洋碱”，香烟不叫香烟，而叫“洋烟”，水果糖不叫水果糖，而叫“洋糖”，玻璃瓶不叫玻璃瓶，而叫“洋瓶”。这些封建社会沿袭下来的叫法，我们在父母的影响下叫了很久。父母都是从封建社会走过来的人，他们受封建社会的生活影响过于深刻。
点煤油灯节省，所食用的油、盐、酱、醋也不例外。我记得母亲在煤火上摊馍时，用一个很小的勺，舀一点，倒在摊馍的小铁案上，用小勺搅一下四周，随着“磁磁啦啦”的声音，一个馍很快就做好了，吃上似乎感觉到有那么一点油味儿。
开始，家人还吃些海盐，后来为省钱连海盐也不敢吃了。农家人干得是力气活儿，不吃盐身体没劲儿，怎么能行？这时，父亲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办法，在发白的如同霜一般的盐碱地上刮来一些盐土，然后在土屋的东山头架起一口破缸，将刮来的盐土放在破缸里，再往破缸里倒些清水，水便从那类似花盆一样的破缸里透过盐土渗出，一滴一滴地滴落到下面放置的瓦盆里，这些水变成了卤水后，也不知道还经过多少道的工序，盐就做出来了，拌到菜里，那味道却并不比海盐差多少！
酱油我们家人那时几乎不吃，只是到春节包饺子的时候才用上一点。醋，却是我们全家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我们家人那时几乎天天离不开“凉拌菜”，“凉拌菜”最离不开的就是咸盐和醋。盐没有了，父亲可以想办法造，但醋没有了却只能到商店里去买。记得当时母亲让我到商店去打醋时最多给我5分钱，后来5分钱也不给了，而是给一个鸡蛋，让我拿到商店里去换醋，那数量和5分钱打的是一样的多。那时一个鸡蛋的价值也就是5分钱。我往往在打完醋回家的路上，要偷偷地喝一口。在现在看来那醋是很酸的，但那时我却怎么也感觉不到醋味道的酸楚。
（三）
那时在我们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冬天喝玉米粥，吃“凉拌菜”。早上和晚饭是一样的，中午也是玉米粥，所不同的是粥里放了些菜叶，或是一把黄豆，那味道和纯玉米粥显然是不一样的。有时候配些馍，有时候没有馍吃，稀汤寡水的玉米粥喝了一肚子，却不抵饿，往往是还没有到顿，就饥肠辘辘了。当然，由于家里人口多，母亲有时候做一篮馍往往吃不到一整天就没有了。当时，贫穷是社会的大环境，生活困难的不止我们一家，村里乡亲大都一个样子，别人家好就好在没有吃得断顿，去借粮食，而我们家却断过顿，借过粮食。当时在我看来，全世界都一个样，纵然肚子饿，但却从没有因为肚子饿而埋怨父母。
（四）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放学回家，尤其在晚上，我从不学习。父母没有文化，不知道学习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识两个字，男女厕所不跑错就行，对于我们弟兄姊妹几个的学习不催促，也不反对。再说了，想学，也确实没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一家七口人，住房紧张，三间瓦房子，地方又那么小。因此，对于老师布置的校外作业，我们尽量在天黑之前就做完。我记得，直到后来父亲又到生产队的饲养室当饲养员，我和父亲一起到饲养室睡觉，我才有了一个晚上学习的地方。
在那无数个寒冷的冬夜，躺在被窝里，我常常盼天明，因为白天要比那枯燥、无聊的夜晚要好的多。白天，无论天气再寒冷，肚子再饥饿，因为能和同学们在一起，和小伙伴们在一起，和他们一起学习，和他们一起做游戏，心里却是温暖的。
（五）
在家里没有表的日子里，我每天上学起床都是看天色。看到窗户纸发白了，感觉到天亮了，就起床去上学。这办法也不绝对灵验，有时候遇到阴天，就坏了，弄不好就迟到了。老师没有好的办法，对于迟到的学生，不给你讲那么多大道理，先罚你站上几十分钟，等你站累了，再让你坐回自己的座位上。
有天晚上，一觉醒来，我看到院子里很亮，鸡窝里的那只老公鸡也不间断地在打鸣。我穿衣起床出了屋，发现一轮很明亮的月亮挂在西天，闪烁的星星也很明亮。街上还很静，没有听到人们走路的脚步声。没有表，因此我也不知道此刻的时间，就背着书包来到了学校。在教室外面等了一会儿，仍不见同学来，我觉得有问题了。于是，我来到离教室不远的钟（我们上、下课都听这钟声）跟前，距离钟两、三米处有间老师宿舍，宿舍窗户里面放了一个座钟表。月光下，我透过窗玻璃往里看时，那时针却正好指着五。时间还早，我起得有点早了，没有办法，我只好又跑回家里，钻进了被窝。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后半夜的月亮太亮了，以至于给家里鸡窝里那唯一会打鸣的老公鸡也造成了错觉。
那时，我上学学习虽算不上多用功，但起床上学却从不依赖父母的喊叫，父母也有喊叫起床的时候，但不多，绝大多数是自己自觉起床。因为有被老师罚站的“经历”，用母亲的话来说就是“长了记性”，上学很少有迟到，甚至有时比学习好的同学去教室的时间都早。为此，还受到了一些同班同学的好评。这是我上小学时在同学们中间唯一感到“自豪”的“优点”。
在我上小学时，大哥早已经不上学了。那年他才十五岁，只上了五年学，就辍学在家帮助父母干农活儿了。二哥上学比我高两级，但我们俩在学习上互不相帮，除了吃饭，平时连上学、放学都不同时走在一起。我们弟兄几个从小都相互独立，尤其在为人处事上，即使在外面挨了打，也由自己独立解决，从不向家里搬“救兵”。因此，弟兄几个彼此的独立能力都很强。现在，我比他们的生活条件都要好一些。然而，哪怕是他们在生活上遇到多大的困难，也没有一人主动给我写信，或者打电话提出需要帮助的。这就是我们弟兄几个从小养成的不习惯求人的脾气性格。当然，与父母亲的遗传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们也是这样的人。
（六）
童年，我最爱听布谷鸟叫的声音，也常常盼望着布谷鸟叫。当时在我看来，布谷鸟叫预示着两个季节的来临，春天和麦收时节。春天，布谷鸟叫预示着漫长冬天的彻底过去。万物复苏。池塘、水沟里的冰融化了，草木萌芽，阳光给人的感觉是既温暖又舒服。
田野里充满一望无际的无限生机。树上榆钱儿，榆树叶，槐树上的洋槐花长出来了，能充饥的野菜、树叶、菜叶也多了。
每当下午放学或星期天，我和二哥都会和邻居家的孩子们一起挎个竹篮到地里去剜野菜，或爬生产队里打麦场边上的榆树上撸榆叶。回来后，母亲便用这些野菜、树叶给我们拌味道鲜美且各异的“凉拌菜”。母亲也会将这些野菜、树叶下到锅里熬“菜糊糊”，或掺到玉米面里摊饼子，都很好吃。一次到生产队里打麦场边上的榆树上撸榆叶，由于树不够粗大，不小心一根树枝被踩断，我悬即从树上掉了下来，但所庆幸的是，正好掉在树下的麦秸垛上，被弹了一下。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麦收时节，家里存放的余粮父母不再“吝啬”，可以放开让我们吃了。布谷鸟的叫声似乎要比春天叫得更欢。
新粮下来了，可以吃到久违的白面馍馍了，肚子也感觉没有象冬天里那么饥饿了。然而，在我看来，这麦收时节好象很短暂，转瞬即逝。秋天一过，布谷鸟不知道都躲到哪里去了。我们家的生活一切照旧，仍恢复以前冬天过去的故事，仍旧喝以前冬天喝过的玉米粥，吃以前冬天吃过的窝窝头和红、白萝卜丝拌成的“凉拌菜”。
在我童年幼小的心灵里，那布谷鸟的叫声似乎总是能给我们家带来好的兆头。往往在春天和麦收这两个季节，父母的脸上才能挂满了那冬天里所不多见的喜悦和笑容。
（现在身在城里生活，我很少能听到布谷鸟的叫声，前年我路经地处乌鲁木齐市北郊的乌鲁木齐植物园，在树木比较多的地方，偶尔听到几声布谷鸟的叫声，我顿时感到那叫声竟是那样的亲切。布谷鸟的叫声，仿佛将我又带回到了那已经遥遥远去的童年时代。）
(七)
我童年的大多时光是枯燥无味的。那时，我们故乡的文化生活设施极其落后，村里除了学校有个图书室、篮球场，几个用水泥板搭成的乒乓球台以外，别再没有与文化体育有关的设施了，村里甚至成年不放一次露天电影。
童年的玩具实在是太少了。除了打皮牛（半截木头削的尖尖的，也有的是两头削尖，放在地上用鞭子抽，它就会象陀螺一样飞转起来），就是推铁环（也叫“桶箍”），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射“弹弓”，还有那用铁丝和自行车链条制成的能打火柴的玩具“手枪”。玩打火柴的玩具“手枪”最刺激，也最危险，不小心就容易伤到人。
不知道哪天起，我开始了对小画书感起了兴趣。放学回到家里，如果能借上一本小画书看，那才叫过瘾，不管它有多旧，不管它是多么的少皮没毛，都要反复地翻阅几遍。那时看过的小画书，我至今名字还记得，它们有《高尔基的童年》、《刘胡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鸡毛信》、《平原作战》、《草原英雄小姐妹》、《杜鹃山》、《邱少云》等等。
后来，又逐渐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村里如果放电影，吃过晚饭，天还不黑，就早早地搬个小板凳前去给小伙伴们“占地方”。村里放电影的机会少，就到邻村去看，只要听说邻村有电影，不管有多远，都要跑过去看。有时候自己只身一人跑过去看，看完以后，满以为在回来的路上能遇到本村的人，但一路一个人也没有遇到，虽然夜色很黑，走在路上感到有点害怕，但只要一想到刚看过的电影情节，那恐惧感就没有了。当时最能影响，也让我看的次数最多的有《英雄儿女》、《烈火中的永生》、《上甘岭》、《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大浪淘沙》、《大渡河》、《女交通员》、《红旗谱》、《枫树湾》、《苦菜花》、《钢铁战士》、《永不消失的电波》、《兵临城下》、《甲午风云》、《地道战》、《东进序曲》、《渡江侦察记》、《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红孩子》、《三进山城》等等。
一天，听说村东头的第三生产队买了一台电视机。说实话我当时的确没有见过电视机，也不知道电视机是个什么样子，只是听别人说和玻璃镜子一样。
到了晚上，我就和门口邻居家的小伙伴跑过去看。放电视机的两间大房子挤满了大人和孩子，有坐着的，有站着的。那是一台十几英寸大小的黑白电视机，房子外面的木头杆上架了个接收天线。电视机调半天才能在满是“雪花”的荧屏上调出来图像。
当时正播放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我从头看到尾，一集也没有拉掉。班里的同学那段时间不少人将小钢锯条折成两截，磨得很锋利，在教室的门上，课桌上，模仿《加里森敢死队》里的掷飞刀“表演”，因此受到了老师的不少批评。
再后来，小画书，电影已满足不了我对文化的需求。于是，我便又开始向同学借课外书阅读，先后曾借阅了《欧阳海之歌》、《浮沉》、《儿女风尘记》、《战地红樱》、《苦菜花》、《平原枪声》。
尤其《平原枪声》，我看得是如痴如醉，整个身心完全融入到了小说的故事情节当中，有时连吃饭都忘记。母亲也往往会这样大声地呵斥我：“书能当饭吃吗？以后你就指望吃书吧！”但有时候，家里来了串门的，母亲也会“夸奖”我，同人家说：“俺家海江看的书都有几指厚！”当然，母亲没有文化，她哪里知道那些书不是课本，是真正的课外书，与平时的学习没有一点的关系。我对文学的爱好，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八）
村子南边不远处有个芦苇塘，那是童年岁月最令我向往，最令我遐想，最能给我童年梦的憧憬和希望的地方了。不知有多少次，我和小伙伴们在芦苇塘里玩“打仗”，捉迷藏，挖泥鳅，或钻到那茂密的芦苇荡里捕水鸟，摸鸟蛋，或在有水芦苇的根部摸田螺，摸河蚌。
芦苇塘的南侧没有水，芦苇的根部长满大片大片的野苜蓿草；芦苇塘的北侧芦苇的根部则有水，但都不深，除非下雨的时候，水会涨一些，但时间不久便会恢复到原来的深度。
记得有一次，我和本家我叫五奶奶的儿子国宝到芦苇塘拔苜蓿草喂猪，偶然发现了有水地方的芦苇根部有不少河蚌，我们两个便争先恐后地摸了起来，不多时两人竟各自都摸了一竹篮。猪草没有拔成，我们两人却各自挎了一篮子河蚌回家了。回家后，母亲并没有责备我，而是很高兴地用我摸回来的河蚌肉给全家人炖了一锅“河蚌汤”。河蚌肉很难炖烂，但放上几片菜叶，所炖出来的汤却很好喝。
后来，因为修路，一条路从芦苇塘中间直穿过去，将一个好好的芦苇塘一分为二分成了两半。那芦苇的生命极其顽强，连续几年从刚修过的路的两边的泥土直穿而出，犹如雨后春笋一般。每到夏天，路两边高耸茂密的芦苇仍是青翠的可爱。风一吹，那飘逸的芦苇发出沙沙沙沙声音，还有那被风吹受惊了的水鸟（也称苇喳喳），在芦苇塘的芦苇顶端上下翻飞，叽叽喳喳地鸣叫，给整个芦苇塘增添了不少欢快的气氛。
（遗憾的是，2002年我回故乡时，发现童年令我向往的这片芦苇塘没有了。在原来芦苇塘的地方已基本被填平，划成了村民的庄基地，有的已经在上面盖起了房子。在房子的不远处，还有一滩水，但没有芦苇。先前，从芦苇塘中间穿过去的那条路的西边沿，有几株芦苇，和童年时的完全不一样，它不仅稀稀拉拉，而且矮而枯黄，和童年时见过的又密又高的芦苇判若两样。那昔日芦苇塘里最活跃的水鸟此刻一只也不见了。我心中顿然有一种惆怅的感觉。这一生，我恐怕在这里也难以看到水鸟那活蹦乱跳的影子，也难以看到那满目青葱的芦苇了。）
（九）
在我的童年里，父母是从不给我们弟兄们零花钱的，除非上学用得书、笔、墨之类的非买不可的东西。否则，别说不伸手要，即使要，也不一定给。
不知从哪天起，村里有人开始在夏季的晚上捉土元卖钱。土元又称地鳖虫、庶虫。据《本草纲目》记载，地鳖虫性寒、味咸、有微毒、有活血化瘀、疏通精络的功效。
这可是个好办法，如能捉到土元卖到钱，就不用向父母企求那可怜的几毛零花钱了。经过打听才知道，那土元是一种药材，可以拿到距离村子不远的詹店车站的药材公司去卖。土元要晒的很干人家才收，是按钱计算计量收购的，能够卖上几两，就能卖上几块钱，但那也是很不容易的。
那土元往往在盛夏夜出没的最多，他们大多出现在盐碱得非常厉害的墙跟下，或墙跟下的砖沿缝里。天气太闷热，到了后半夜，土元要出来乘凉，便成了我们这些捉土元者的猎物了。土元有公、母之分，药材公司只收购母的。土元有公、母很好区分，公土元有翅膀，会飞，而母土元则没有翅膀，不会飞，但爬行很快，如捉不住，它很快就爬到墙缝里去了。
刚开始时因为没有手电筒，我便提着父亲做的小玻璃灯笼找土元。小玻璃灯笼里放的是一个煤油灯，光线透过用瓶子做成的玻璃罩子，显得非常的暗淡。发现土元时，应先将灯笼放下，用手去捏，或抓，捉住后就放在预备装土元的盐水瓶子里，时间不长，那土元便被盐水浸泡的不能动弹了。
有时候没有盐水，那土元便顺着瓶子壁往上爬，看土元快半瓶子了就得赶紧跑回家，用开水先将这些土元烫死，摊到煤炉旁去焙。焙的土元要比太阳晒干得要快，且干，这样去卖时间，药材公司的人很少会挑毛病的。如遇不到阴天，有太阳的日子，所捉到的土元还可以摊到小厨房顶上让太阳曝晒干；如遇到阴天下雨，那就只有煤炉旁去焙，否则发了霉，人家药材公司的人就不会再要了。
土元尽管价格很便宜，但药材公司的收购标准却没有丝毫的降低，且有时候还近乎苛刻。那负责收购的是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师傅，几乎每次去都由他负责过秤。老师傅个子很高，有一米七几以上，没有胡须，皮肤很白，象是从来没有被太阳光晒过一样。他所使用的那秤杆很小，那秤盘没有现在城里一些大酒店用的小凉拌菜碟子大。过称之前他要先用手指捏一下土元的肚子，只要感觉土元的肚子是皮软的，就让你回去弄干，不管你用何种方式。老师傅似乎很坚持“原则”，如果你所卖的土元不合格，任凭你再磨蹭，他也不理会你。土元太干，实在是没有斤量可言，一个夏天下来，能卖个十块、八块钱，那就已经是很不错了。起初每次到药材公司都能卖个三块、两块钱，到后来，捉土元的小伙伴们增多了，土元生得比被捉得快，却日渐稀少，但我还是希望每天晚上能捉到几只。
提着灯笼找土元很不方便，第二年我便用卖土元的钱买了一个塑料手电筒，又买了两截电池，方便是方便了，但随着土元的一天一天的减少，所卖的土元钱除掉成本，有五、六块钱就算是收获不小。为此，小伙伴们羡慕我的不少，说我有“不少”零花钱。但是，他们哪里知道我的“苦衷”呀？
捉土元所付出的劳动代价我并不怕，但最让我害怕的还是每当夜深人静我所去过的没有人去的地方。因为，越是新建筑的地方越是没有土元，越古老，越破旧，越是白天晚上没有人去的老宅院土元就越多。当时，我最怕去，又不得不去的地方就是村里的“家庙”了，那房子大且古老，整个“家庙”院落空旷而寂寥，有点瘮人。每次捉到这里时，我都已最快的速度照完，赶紧走。每当出了“家庙”院落的大门，我都要长长地出一口气。再有就是距离我们家东边不远的一个院落，这家人都在城里工作，两座老房子闲置着。这里也是我害怕而又不得不来的地方。我记得那次我还提着小灯笼过来捉土元，天刚下过雨，积了很多水坑，由于害怕，也由于光线太暗，我在后退时不小心一脚踩到一个臭水坑里，灯笼罩玻璃烂了，臭水浸透了我的裤子和鞋子。这还不算啥！最害怕的还在后头呢！还有一次，我在父母称做“后小庙”不远的街坊邻居名字叫做小虫的家房后照土元。在灰黄的手电筒光下，我发现了一条红、绿、白相间盘着的，手电筒般粗细的大花蛇在蠕动。此刻，我全身的毛发都竖了起来。我是走到它的跟前才发现它的，我暗自己庆幸脚竟然没有踩到它的身体上，且我的脚距离它的身体又是那样的近在咫尺。事后我将这可怕的一幕告诉了母亲，她并没有感到有什么惊疑，只是说：“其实蛇也是很害怕人的，只要你不伤害它，它也就不会伤害你。它每见到一次人就要身脱一层皮，且见一次就脱一次。”
后来，我捉土元时仍见过蛇，但类似那晚上见得那么粗的再没有见过。其它的小动物却见了不少，钢笔粗细的小灰蛇，灰色的小壁虎，蝙蝠，蟾蜍，青蛙，蝉蛹，野猫，但都不可怕。事后，我的这些经历让门口邻居们知道，互相传话，越传越悬乎，说我遇到了“鬼”都不害怕，连按辈分我应该叫奶奶的都问我是否真的遇到了“邪东西”？那“邪东西”长得什么样子？我说没有，她还不相信。有了这么一点经历，邻居们没有一个不说我“胆子”大的。那年我不过十岁，我现在都不敢保证再碰到蛇时心不惊，肉不跳。
因为晚上半夜时土元才出来凉快，我捉土元前往往先睡上一觉，等全家人都睡了，我就又起床了，是名副其实的“夜猫子”。出了家门，我往往是先由村西向东转上一圈，回来后，将所捉的土元放下，再由村东向村西转一圈，大概一个多小时左右，睡的时候已是凌晨三点左右，但却很少因为晚上的“熬夜”而影响第二天上学，父母对我的所作所为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我的大哥、二哥都捉过土元，但他们无论如何没有象我这样的几乎到了如迷的地步。正是因为有了卖土元几块零花钱，我的学习用具几乎没有让父母操过心。
（十）
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期，因为国家还没有提倡计划生育，在我们农村，家家户户孩子都不少，少则两三个，多则五、六个，七、八个，真可谓是儿女成群。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又经历了自然灾害，浮夸风，国家贫穷，小家也不例外。
孩子多了，到了学龄，入学的也就较多，导致学校的校舍都不够用了，只有将村民的空闲住房让学校当教室来使用。我记得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先后换教室就换过四次。
刚上小学一年级没有几个月，就从学校里搬出来，搬到了村西头一个名字叫马旺的同学家的东邻居的空闲房里。没有黑板，就用木头板做一个。冬天刚过，就又搬教室到村西头一个名字叫小昌的家里，且老师还不停地换。时间不久，就又搬教室到一家田姓的没有人居住的空闲房里。来到这里所不同的是，班主任由前面女老师换成了男老师。
小昌的家里那所教室上学的日子里，可以说我才刚刚从懵懂中走出来，知道学习了，老师讲得课似乎也感兴趣了。原因是名叫千素贞的女老师往往在给我们完成功课的同时，在课间里适当给我们穿插一些小故事，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开“故事会”，无形中启发了我们学习的兴趣。用现在的话叫“寓教于乐”，她表示只要我们好好学习，她会将“故事会”沿袭下去，同学们都很听话，学习也比较用功，盼得就是好好学习的话，班主任老师就会给我们讲很好听的故事。因为当时我们的课本实在是太薄，给我感觉是没有几页东西，背的大书包里也空空如也，满足不了我们幼小的求知欲望。老师在课堂适当穿插讲故事，无疑给我们这群天真活泼的孩子加了“餐”。
换了男老师当班主任后，我对他的教育方法很不适应。姓田的这家给我们当教室的房子很旧，是座背靠南的房子，房子里前后各一个小窗户，且还糊满了纸，遇到阴天、下雨天，又没有灯，尤其早上，给人感觉很黑暗，纵然有时候，讲台上有盏煤油灯，但是坐到教室后面，连那木头黑板上的粉笔字都看不清楚。说是讲台，实际上没有台，山墙上挂了个木头黑板，下面放张桌子，放桌子的地方象征性地就是讲台。在这里，我记得我们开始有了晚自习，上夜自习时，满教室燃起用墨水瓶做的小煤油，大多点得是柴油，油烟很大，上完夜自习后，擤出的鼻涕都是黑的。另外，班风也很不好，老师不在的情况下，教室里外吵闹声震天。
如果是现在，这种学习条件一定会有人检查，但当时，我却从没有看到学校的领导到我们教室里来过，看我们是在何种的学习环境下学习的。也就是在这里，我的眼睛莫名其妙地开始近视了。
（十一）
上小学二年级时，正赶上了“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在“政治”教科书上就发现“一名小学生的日记摘抄”，那内容似乎小学生也可以“造反”。不久，就又听说一名叫张铁生的学生交“白卷”也上了大学。我当时朦朦胧胧地这样想道：“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那还学习啥？”
秋天的一个下午，天气很阴沉，距离我们家不远的一名字叫小狗家新盖的房子住进了将近一个班的学生，年龄大概都在十六、七岁左右，后来才知道，这些学生是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到我们村里来，是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了。引得我们这些小学生下午放学就围着人家的门口看热闹，人家赶我们，我们还不愿意走。后来我不敢再去了。原因是人家小狗的母亲一天到我们家给母亲“告状”，说我二哥将尿撒在人家“知识青年”的宿舍门口，让母亲好好教育好二哥。这些“知识青年”不久就回城了。我想他们肯定吃不了农村农活儿这份苦，受不了了。
“知识青年”走后不久，已经到了冬天。
一天夜里，我听到门口有脚步声，就跑出来看，发现是我们村东头的几名大一点的学生，个个神情严肃而神秘，为首的还手握一杆“红樱枪”，腰里扎着“武装带”，准备搞什么“活动”。我很好奇地跟在他们后面，来到西坑（村东头的一个池塘），不知谁用砖头砸开并不太厚的冰，在手电筒的照射下，水里露出来浸泡的几捆用高粱杆破开的篾，这些是用来编织蒸馍盖和篓准备的。他们将这些东西拖到当做大队部的“家庙”的院子里。
此后，我又跟着这伙学生来到村西头和我们家同一生产队的社员老烘家里。为首的用手指着老烘家院子里放着高粱杆破开的篾，还有几麦秸杆，问老烘：“干什么用的？”老烘说：“准备给孩子的外婆家编个篓放东西！”“统统拿走！”不容老烘再说啥，几个学生就一轰而上，拖得拖，拉得拉，全部都弄到大队部去了。这些东西后来在大队部院子里被人拉得到处都是，没有几天便被取暖燃烧完了。
原来，这几名“造反”的学生即所谓村里的“红卫兵”。他们不知道遵照谁的指示“割资本主义尾巴”。他们认为编织蒸馍盖和篓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本主义”。
我当时认为，“割资本主义尾巴”就是不允许社员搞副业，搞副业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清楚地记得有许多象老烘这样的社员利用冬天农闲搞些编织，拿三公里外的乔庙集上去赶集，做点小生意，换几个零花钱，没有想到竟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我暗自庆幸父亲没有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因为父亲闲了也有编织蒸馍盖和篓的爱好，只是没有拿到集上去卖，或者说卖的次数少。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在学校门口的墙壁上看到了这样的大字标语：“坚决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走资派还在走，革命青年要战斗”、“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后来，在广播里听到了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举国悲痛。再后来，我在学校里知道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举国振奋。在国家一年里先后经历过两次大悲大喜之后，我接受完了小学的启蒙教育，也度过了最无聊、最枯燥、最痛苦、最无奈的童年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