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理论组学习
原成都市32中67级5班 下乡知青 石建华
从1975年的秋天开始，全国批林批孔运动转入了另一个阶段。开始了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的高潮，在全公司范围内的所有的工程公司，厂等都成立了工人理论组。大概也许是因为我去年那张大字报的缘故，而在厂里算小有名气吧，这一次倒是人家先把工作做到前面了，厂里的政工部门主动把我也拉进了厂工人理论组。每个星期开两个半天的会，专门学习当时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关于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的文章。
在那个时期，说起来也奇怪，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的政治运动，越来越让人无所适从。感到很多问题都无法理解。批林倒是好批判，因为他在71年9.13事件阴谋败露后，已经被全国人民批判了好几年，大家都能明白是怎么回事,无论是谁，谁都能写两条，批上两句,反正已经是批臭了的死货，只要是往臭里说，总不会错。
那么，批孔呢，孔老二都是死了两千多年的东西，又被拿出来批判，真可谓庄周舞剑，意在沛公，那就不言而喻了。就批孔而言，全国都在反对师道尊严，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全国上上下下都搞平均主义，企业管理和利益分配包括工资待遇上，实行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当时还有一句流行语“宁肯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工厂里的职工劳动积极性受到严重的摧残，劳动生产率严重下降。当时如果按照我的本意，我是很不愿意参加厂里的工人理论组。有不少人都在劝我，你的工作那么紧张，到还真不如去厂里的工人理论组，在那里打发点儿时间，趁机可以换一下脑筋，让自己放松一下。就算是调节神经吧。何况还是厂里政工部门点名要你去的，你要是不去，到还会得罪很多政工方面的人。这对你的将来不利。话又说回来，那地方也不是谁愿意去就能去的地方。在那儿学习也能换换环境也不错嘛。
到了厂里的工人理论组，每天学习讨论的主要内容，就是当时两报一刊上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等，大块儿大块儿的大批判文章。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厂里的革命生产形势座谈讨论。所谓座谈讨论，就是每天坐在那里，天一句地一句，海阔天空的东拉西扯。再联系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大家就大张旗鼓地讲评水浒，每天上班，就拿着一本《水浒传》，可以公开看古典文学书，讲着梁山好汉108将杀富济贫的故事。倒也不错。一天上午的时间很快就混过去了。
这样的学习对别人来说倒也不错。可我就惨了，因为理论组学习的地点和材料科之间的距离不远，也就是一楼和二楼的距离。经常被那些要领材料的人，把我从工人理论组喊出来，为他们办理领料审批手续，要我给他们签字。反正学习也并非正常。对于我来说，在哪儿都一个样。反正是静不下来。
工人理论组一个星期学习两个上午，
机关科室一个星期学习一个上午，
团委系统一个星期学习一个上午，
我的工作时间内，一个星期有六个上午的时间，其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被政治学习、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的政治活动，被雷打不动地占据了。生产不能因为缺少材料而停下来。必须时不时的还得安排时间，到材料处申请调拨材料，我的时间就更紧张了。只要是进了机修厂的大门，经常被一拨一拨领材料的人拦住去路，要我给他们签完字，他们好去库房领材料。做报表都没时间，经常被弄得晚上还加班。
为这样的事情，我的爸爸妈妈也老是在心疼地埋怨我说：“我们看见你好像比厂长还要累，你看现在的形势，全国都在搞运动，有谁还会像你那样干工作的。你这样干没人说你好，别人只能会说你是傻子，没有人会夸你能干的。”
那段时间，我自己也觉得挺委屈，在嘴里无可奈何地小声分辨：“我忙的这些啰唆事，都是我份内的日常工作，别人没法替代我，我也没有办法啊，谁又不想清闲清闲。可问题是没有谁能给我搭把手，帮帮我呀。”
在工人理论组学习当中，我们讨论批投降派，理论组的同志们，私下都在议论这个投降派，到底是指的谁呢？上面既然已经把评论水浒、批宋江定为一个政治运动，那么这个政治运动，肯定应该有个目标，凡是不论做什么，都应当有个最终的目标。这一回的运动，要批倒批臭谁呢。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这场政治运动斗争的矛头必然是有所指向。水泊梁山的头领宋江，极力主张主动设法接受朝廷招安，批宋江的要害就是批他们受招安，宋江充当了投降派的角色，率领水泊梁山的农民起义军，反过来充当朝庭的鹰犬，去打方腊，镇压农民起义。
那么联系到解放以后的全中国。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谁又是水泊梁山中的投降派宋江呢？毛主席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投降派宋江的帽子，绝对不能扣到那儿去。这绝对是不可能。那就是毛主席身边的某一个人，而且这个人的职位和级别、作用及其影响力，都必须得与水泊梁山中宋江的地位相匹配。当时的宋江在梁山水泊山寨之中，居于第二位。那当时的中央政治局里，位居第二位的领导人又是谁呢？评水浒批宋江其要害的矛头锋芒不就昭然若揭了。
我们当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感觉到党和国家和中央领导班子中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已经很明确了，上面肯定有那么一部分人，正在想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企图搅乱人们的政治视线。当时感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在被某几个人打着最革命的旗号，强拉着偏离正确的航向驶向黑暗。当时我深深地感到有些胆寒。对由此而来的后果不敢深想。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也管不着，但一定要给自己留条退路，于是我在悄悄寻找最佳时机，准备尽快脱离这个招惹是非的工人理论组。
当76年来临前后，在邓小平第三次上台以后，全国革命和生产出现了新的高潮，厂里的形势也有所好转，工人理论组开始全力以赴地学习元旦社论。准备在全厂范围内，到各车间去宣讲，我们工人理论组学习元旦社论的心得体会，借此机会，打算在全厂范围内，进一步掀起开展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
76年1月8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了，全国人们都处在无比悲痛的日子里。一直到4月7日以前，工人理论组的每个成员都写出了慷慨激昂的诗词，表达我们无比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在我们工人理论组的带动下，全厂的职工纷纷写出怀念敬爱的周总理的诗歌、散文和标语，还有书写讨伐党内搞倒行逆施的那些别有用心之人所犯下罪行的激扬文字。大字报在全厂范围内已经铺天盖地。
从这一点上看，我深深地体会到：在中国工人阶级中所产生的巨大正义力量，是任何反动势力都无法战胜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任何想开历史倒车的跳梁小丑们，是绝没有好下场的。
76年4月7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事件爆发以后。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全国展开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我们国家的革命和生产刚有所好转的大好形势又被破坏了，厂里的生产形势又开始走下坡路了。厂里工人理论组的政治学习，这时候已经完全流于形式，而且每次集中学习，能来学习的人越来越少，
看到这种情况，我就请老科长出面，以科里的工作需要，小石头必须经常到外地出差订货跑材料，他的工作太忙，实在没有时间参加政治学习为理由，向厂工人理论组里的负责人请了长假。我也尽量不在厂部二楼露面。厂里工人理论组的负责人，长时间找不到我，又碍着老科长的人情面子，只好同意了我的请求。从此以后，我再也用不着跨进厂里那个工人理论组的大门了。总算是离开那个是非之地了。
1976年4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在材料科里上班，刚刚给几个车间来办理申请领料的人在材料单上签完字，准备到材料处去办理几项车间生产急需的特种材料，这件事车间催得挺急，材料科有个规矩，不论再忙，也不能耽误车间里的生产。在头一天下午，我已经就和材料处的业务人员联系好，打算在今天上午早点去办。谁承想在这个时候厂团委来了紧急通知，马上要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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