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大清早，两趟街村东头的小学院里就传出一阵歌声，歌声响亮、热情奔放。
教室里，十多个小学生站在座位旁边，挺直了腰板，卖力气地唱着歌，有的涨红了小脸儿，有的歪着头，脖子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还有的紧紧地攥着小拳头。
在小学生对面，年轻的男老师，左手拿着黑板擦，随着右手打着拍子，他也在大声地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艰苦朴素永不忘；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
每天早晨，村小学的师生们都要一起唱《学习雷锋好榜样》，提提神儿，鼓鼓劲儿，迎来崭新的一天。
环顾这间教室，可真是简陋：
南墙的窗户框上蒙着又厚又旧的塑料布，年头多了，已经风化了；塑料布遮挡了风雨，也遮挡了阳光，要是不敞开教室的门，屋里光线很暗；赶上下雨天开不了门，屋里就黑咕隆咚的，有点吓人哩！
后墙居中贴着一张宣传画，画面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大伟岸、红光满面、神采飞扬。在宣传画的右下方有一块不大的黑板，黑板上画着田字格，里面写着“大””小”“多”“少”。
北墙上悬挂着条幅，一副是经典语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另一幅写着：“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条幅中间是上一学年的三好学生名单。
在临近教室门口的西面墙上，挂着一块黑板，已经很久没有刷过墨汁了，那黑板干巴巴地发白，底边儿也开裂了。
教室中间的地面上有矮墩墩，黑漆寥光的两排土坯课桌，一共六张。两排土坯课桌之间的距离很宽，那是预留冬天搭炉子，烧火取暖的地方。
这些土坯桌子已经有几个年头了，桌面被磨得很是光滑，四角儿都变圆了，其中一张土坯桌子还打了补丁——新抹上的黄泥巴，在昏暗的教室里，还挺好看的呢！
土坯书桌后边是崭新的长条板凳，白茬口的杨木板，还散发着半干的杨树的味道。这味道儿，赶走了屋里发霉的土腥味儿，怪好闻的！
来上学的孩子，多半是老师做了无数次家访，差点儿跑断了腿儿，磨破了鞋底儿，讲古比今做动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请”来的。孩子大的有十二、三了，小的七、八岁左右，因为家里穷，穿着打扮都很破旧，用一块旧布或是化肥袋子的一角裹了书本，有的鞋子露出了大脚趾头，有的因为伤风感冒了，还稀溜稀溜地淌着鼻涕……
当年这所民办小学，借用了大队的一间办公室，只有一名老师，十多个学生被分成了三个年级，主要学习学习语文和算术这两门功课，采用的是复式教学。
至于班级训话、学唱歌曲，三个班混在一起上大课；课间游戏、勤工俭学之类的，就集体活动，男孩子和女孩子之间也不撇清，大的领着小的，一起玩耍、除草、扛柴火、捡粮食，热热闹闹，又和和气气的。
我和小姐姐在一个班上，已经读二年级了。那位年轻的民办老师，就是我们的大哥。
用现在的话来说，当年的大哥好帅：一米七五左右的大个儿，身材修长、标致；洗得发白的黄军裤，蓝色咔叽布上衣，四个兜儿的；面容清瘦，目光炯炯有神；油黑儿的头发，梳着偏分的发型。他会朗诵、能唱歌，写得一手熟练的毛笔字，意气风发的模样，简直是玉树临风。
（当年，因为环境恶劣、生活艰苦，营养不良，两趟街的农民普遍个头矮小，又因为水土的原因，很多人都患上了大骨节病，行走都不方便。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有人采了水样儿，到县城去化验，才知道是老井水缺钙，氟含量超标。大哥是家里的长子，早年被送到外县读书、躲水，因此长得个儿高且挺拔。）
在学校里，大哥对两个小妹妹和其他学生一视同仁，从不偏袒、纵容一些坏毛病；在家里，他时常引导我俩识字、学着读从大队借来的报纸。
现在想来，大哥的启蒙教育，不但教会了我们识字和阅读，而且打开了我们了解外面世界的一扇窗。
透过这扇窗，年少的我对外面 世界充满了好奇和猜想。而真正引导我立志要离开土坯课桌，脱离那口老井，逃离两趟街的，有这么几件小事：
大姐说：“你俩儿一定要好好念书，不要做睁眼瞎！”
我家兄弟姐妹9个，够一个班的了。做为家中长女的大姐桂芳，是名副其实的班长。
班长大姐是一个英武、果敢的人，说话干脆，办事利落，大有战天斗地、杀伐决断之才。打小儿，爹娘就把她当成男孩子来使唤，长到十三、四岁，她就去生产队干农活儿，挣工分，为我们领口粮了。
大姐没上过学、不识字，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睁眼瞎”（文盲的意思）。那些年，有下乡来的知识青年，有来村里做“毛泽东思想总动员”的宣传队，有分派到村里蹲点儿的县城干部，一波又一波，来来往往的，经常住在我们家里。朝昔相处当中，大姐从他们的谈吐、见识和气质上，看到自己的差距和落后，这让她很受触动。
当时，在村屯儿、公社，乃至县城，上过学、能识字、会读报的女青年非常少；适逢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各地纷纷录用女宣传队员、女教师，并提拔了一大批基层女干部。
论出身，大姐根儿正苗红；论长相，虽然不漂亮，却也清清爽爽；论思想，一颗红心，坚决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论口才，虽不能出口成章，却也是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可是论文化，唉……
就这样，空有一腔凌云志的大姐，陷在了两趟街这个山沟沟里了。
为此，大姐也埋怨过爹和娘：“只让儿子上学读书，不许闺女出门识字。”
等我和小姐姐读小学时，大姐已经出嫁了。
每次大姐回娘家来，都会跟我俩讲不识字的苦楚，讲到动情处，还忍不住红了眼圈儿。她反反复复地告诫我俩要珍惜上学的机会，珍惜读书的好时光。
这些年来，我一直记得大姐常说的那句话：“你俩儿一定要好好念书，千万不要做睁眼瞎！”
贴错了对联
村儿里的刘婶儿为人老实厚道，她和我母亲很要好，我和小姐姐常去她家里玩。
那年腊月二十九的晌午，刘婶儿咯吱窝里夹着一张大红纸，手里端着半簸箕的瓜子来我家串门，顺便请大哥写对联和福字。
大哥热情地接过那张大红纸，问清楚了要写几幅对联之后，拿起小刀儿刷刷地裁好纸，提起毛笔来，龙飞凤舞地写了两幅对联和两个大大的“福”字。瞅着还剩下几个红纸条儿，大哥意犹未尽，又刷刷点点写了几个小条幅：“抬头见喜”“肥猪满圈”“金鸡满架”。
等着对联在火炕上烙干了墨迹，刘婶乐呵呵地卷起来，拿回家了。
正月初一，早上吃过饺子，母亲让我和小姐姐去刘婶儿家送一捧花生，也算是拜年了。
这花生是村里张叔从山东老家带回来的，除夕那天他给我家送来了一葫芦瓢，母亲又给刘婶儿留了一大捧。
我和小姐姐乖乖地来到刘婶儿家，脆生生地说了拜年嗑儿，又递上了那一捧花生。刘婶儿很高兴，一边儿夸我俩懂事，一边儿把我俩抱上炕，吵嚷着要我们多玩一会儿。
坐在热乎乎的炕上，嘴里嚼着刘婶儿给的糖块儿，我打量着干干净净的房间，当看到屋门贴着的对联时，我就一张嘴笑出声来，嘴里的糖块儿喷出去老远。
刘婶被我笑蒙了，直愣愣地看着我，她有点儿紧张地问我笑啥哩。
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说不出来话，就用手指了指屋门的对联。
这时，小姐姐也看到了对联，她也开始大笑，直到笑得翻到在炕上，笑得肚子都疼了，我俩才慢慢忍住笑，坐起来，抹了一把笑出来的眼泪，我对蒙了的刘婶儿说：“刘婶儿，那对联贴错啦！我读给你听——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楼，横批是肥猪满圈！”
刘婶儿一听，脸刷地一下涨红了，她急忙搬来凳子，踩了上去揭那写了“肥猪满圈”的横批，可是浆糊抹得多，屋里又热乎，那横批粘得结结实实的，揭不下来了。
还是小姐姐聪明，她屋里屋外地看，最后在鸡窝旁边的柱子上找到了写有“万象更新”的横批，撕了下来，送进了屋。
刘婶儿把这冻着的横批化开，粘上去，遮住了“肥猪满圈”……
到公社参加运动会
每年六一前后，公社都要召开中小学生运动会。我读三年级的时候，大哥带领我们去公社参加运动会。
去公社的山路很难走，上岗下坡儿的，大约有十华里。因为我们一边走，一边说着话，大哥还领我们唱“小松树”，也没怎么觉得累，很快就到了公社。
这是我和小姐姐第一次走出两趟街，来到大地方——太平公社。
公社的房屋很整齐，有的院子里还铺了红砖的过道儿；铺了砂石的街道又宽又直，骑自行车的人很多；在供销社门前，有人摆了地摊儿，卖冰棍儿、卖新割的韭菜。供销社里面比两趟街的大了好几倍，隔了柜台向里看，那些花布、铅笔盒、光头饼儿……真是馋人！
运动会在公社中心小学的院里举行。大老远就能听见大喇叭里播放的歌曲，欢快、嘹亮。走近了，看见院墙边上的的一排白杨树，又高又壮，有人爬了上去，坐在大树杈子上看热闹。
我们进了运动会场，在西南的一个角落里停了下来。运动会还没有正式开始，我们就看着那些打着红旗，穿戴整齐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从我们面前走过。
有一位女老师来找大哥说话，那女老师打扮得很洋气，她不时地用眼角扫一下我们这一群小破孩儿……
运动会都有啥项目，比赛是否激烈，这些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那些花花绿绿、热热闹闹的场景，还有大喇叭里播放的歌曲：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上倒映着美丽的白塔，许多花儿绕着绿树红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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