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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大清早,两趟街村东头的小学院里就传出一阵歌声,歌声响亮、热情奔放。
教室里,十多个小学生站在座位旁边,挺直了腰板,卖力气地唱着歌,有的涨红了小脸儿,有的歪着头,脖子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还有的紧紧地攥着小拳头。
在小学生对面,年轻的男老师,左手拿着黑板擦,随着右手打着拍子,他也在大声地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艰苦朴素永不忘;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
每天早晨,村小学的师生们都要一起唱《学习雷锋好榜样》,提提神儿,鼓鼓劲儿,迎来崭新的一天。
环顾这间教室,可真是简陋:
南墙的窗户框上蒙着又厚又旧的塑料布,年头多了,已经风化了;塑料布遮挡了风雨,也遮挡了阳光,要是不敞开教室的门,屋里光线很暗;赶上下雨天开不了门,屋里就黑咕隆咚的,有点吓人哩!
后墙居中贴着一张宣传画,画面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大伟岸、红光满面、神采飞扬。在宣传画的右下方有一块不大的黑板,黑板上画着田字格,里面写着“大””小”“多”“少”。
北墙上悬挂着条幅,一副是经典语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另一幅写着:“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条幅中间是上一学年的三好学生名单。
在临近教室门口的西面墙上,挂着一块黑板,已经很久没有刷过墨汁了,那黑板干巴巴地发白,底边儿也开裂了。
教室中间的地面上有矮墩墩,黑漆寥光的两排土坯课桌,一共六张。两排土坯课桌之间的距离很宽,那是预留冬天搭炉子,烧火取暖的地方。
这些土坯桌子已经有几个年头了,桌面被磨得很是光滑,四角儿都变圆了,其中一张土坯桌子还打了补丁——新抹上的黄泥巴,在昏暗的教室里,还挺好看的呢!
土坯书桌后边是崭新的长条板凳,白茬口的杨木板,还散发着半干的杨树的味道。这味道儿,赶走了屋里发霉的土腥味儿,怪好闻的!
来上学的孩子,多半是老师做了无数次家访,差点儿跑断了腿儿,磨破了鞋底儿,讲古比今做动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请”来的。孩子大的有十二、三了,小的七、八岁左右,因为家里穷,穿着打扮都很破旧,用一块旧布或是化肥袋子的一角裹了书本,有的鞋子露出了大脚趾头,有的因为伤风感冒了,还稀溜稀溜地淌着鼻涕……
当年这所民办小学,借用了大队的一间办公室,只有一名老师,十多个学生被分成了三个年级,主要学习学习语文和算术这两门功课,采用的是复式教学。
至于班级训话、学唱歌曲,三个班混在一起上大课;课间游戏、勤工俭学之类的,就集体活动,男孩子和女孩子之间也不撇清,大的领着小的,一起玩耍、除草、扛柴火、捡粮食,热热闹闹,又和和气气的。
我和小姐姐在一个班上,已经读二年级了。那位年轻的民办老师,就是我们的大哥。
用现在的话来说,当年的大哥好帅:一米七五左右的大个儿,身材修长、标致;洗得发白的黄军裤,蓝色咔叽布上衣,四个兜儿的;面容清瘦,目光炯炯有神;油黑儿的头发,梳着偏分的发型。他会朗诵、能唱歌,写得一手熟练的毛笔字,意气风发的模样,简直是玉树临风。
(当年,因为环境恶劣、生活艰苦,营养不良,两趟街的农民普遍个头矮小,又因为水土的原因,很多人都患上了大骨节病,行走都不方便。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有人采了水样儿,到县城去化验,才知道是老井水缺钙,氟含量超标。大哥是家里的长子,早年被送到外县读书、躲水,因此长得个儿高且挺拔。)
在学校里,大哥对两个小妹妹和其他学生一视同仁,从不偏袒、纵容一些坏毛病;在家里,他时常引导我俩识字、学着读从大队借来的报纸。
现在想来,大哥的启蒙教育,不但教会了我们识字和阅读,而且打开了我们了解外面世界的一扇窗。
透过这扇窗,年少的我对外面 世界充满了好奇和猜想。而真正引导我立志要离开土坯课桌,脱离那口老井,逃离两趟街的,有这么几件小事:
大姐说:“你俩儿一定要好好念书,不要做睁眼瞎!”
我家兄弟姐妹9个,够一个班的了。做为家中长女的大姐桂芳,是名副其实的班长。
班长大姐是一个英武、果敢的人,说话干脆,办事利落,大有战天斗地、杀伐决断之才。打小儿,爹娘就把她当成男孩子来使唤,长到十三、四岁,她就去生产队干农活儿,挣工分,为我们领口粮了。
大姐没上过学、不识字,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睁眼瞎”(文盲的意思)。那些年,有下乡来的知识青年,有来村里做“毛泽东思想总动员”的宣传队,有分派到村里蹲点儿的县城干部,一波又一波,来来往往的,经常住在我们家里。朝昔相处当中,大姐从他们的谈吐、见识和气质上,看到自己的差距和落后,这让她很受触动。
当时,在村屯儿、公社,乃至县城,上过学、能识字、会读报的女青年非常少;适逢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各地纷纷录用女宣传队员、女教师,并提拔了一大批基层女干部。
论出身,大姐根儿正苗红;论长相,虽然不漂亮,却也清清爽爽;论思想,一颗红心,坚决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论口才,虽不能出口成章,却也是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可是论文化,唉……
就这样,空有一腔凌云志的大姐,陷在了两趟街这个山沟沟里了。
为此,大姐也埋怨过爹和娘:“只让儿子上学读书,不许闺女出门识字。”
等我和小姐姐读小学时,大姐已经出嫁了。
每次大姐回娘家来,都会跟我俩讲不识字的苦楚,讲到动情处,还忍不住红了眼圈儿。她反反复复地告诫我俩要珍惜上学的机会,珍惜读书的好时光。
这些年来,我一直记得大姐常说的那句话:“你俩儿一定要好好念书,千万不要做睁眼瞎!”
贴错了对联
村儿里的刘婶儿为人老实厚道,她和我母亲很要好,我和小姐姐常去她家里玩。
那年腊月二十九的晌午,刘婶儿咯吱窝里夹着一张大红纸,手里端着半簸箕的瓜子来我家串门,顺便请大哥写对联和福字。
大哥热情地接过那张大红纸,问清楚了要写几幅对联之后,拿起小刀儿刷刷地裁好纸,提起毛笔来,龙飞凤舞地写了两幅对联和两个大大的“福”字。瞅着还剩下几个红纸条儿,大哥意犹未尽,又刷刷点点写了几个小条幅:“抬头见喜”“肥猪满圈”“金鸡满架”。
等着对联在火炕上烙干了墨迹,刘婶乐呵呵地卷起来,拿回家了。
正月初一,早上吃过饺子,母亲让我和小姐姐去刘婶儿家送一捧花生,也算是拜年了。
这花生是村里张叔从山东老家带回来的,除夕那天他给我家送来了一葫芦瓢,母亲又给刘婶儿留了一大捧。
我和小姐姐乖乖地来到刘婶儿家,脆生生地说了拜年嗑儿,又递上了那一捧花生。刘婶儿很高兴,一边儿夸我俩懂事,一边儿把我俩抱上炕,吵嚷着要我们多玩一会儿。
坐在热乎乎的炕上,嘴里嚼着刘婶儿给的糖块儿,我打量着干干净净的房间,当看到屋门贴着的对联时,我就一张嘴笑出声来,嘴里的糖块儿喷出去老远。
刘婶被我笑蒙了,直愣愣地看着我,她有点儿紧张地问我笑啥哩。
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说不出来话,就用手指了指屋门的对联。
这时,小姐姐也看到了对联,她也开始大笑,直到笑得翻到在炕上,笑得肚子都疼了,我俩才慢慢忍住笑,坐起来,抹了一把笑出来的眼泪,我对蒙了的刘婶儿说:“刘婶儿,那对联贴错啦!我读给你听——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楼,横批是肥猪满圈!”
刘婶儿一听,脸刷地一下涨红了,她急忙搬来凳子,踩了上去揭那写了“肥猪满圈”的横批,可是浆糊抹得多,屋里又热乎,那横批粘得结结实实的,揭不下来了。
还是小姐姐聪明,她屋里屋外地看,最后在鸡窝旁边的柱子上找到了写有“万象更新”的横批,撕了下来,送进了屋。
刘婶儿把这冻着的横批化开,粘上去,遮住了“肥猪满圈”……
到公社参加运动会
每年六一前后,公社都要召开中小学生运动会。我读三年级的时候,大哥带领我们去公社参加运动会。
去公社的山路很难走,上岗下坡儿的,大约有十华里。因为我们一边走,一边说着话,大哥还领我们唱“小松树”,也没怎么觉得累,很快就到了公社。
这是我和小姐姐第一次走出两趟街,来到大地方——太平公社。
公社的房屋很整齐,有的院子里还铺了红砖的过道儿;铺了砂石的街道又宽又直,骑自行车的人很多;在供销社门前,有人摆了地摊儿,卖冰棍儿、卖新割的韭菜。供销社里面比两趟街的大了好几倍,隔了柜台向里看,那些花布、铅笔盒、光头饼儿……真是馋人!
运动会在公社中心小学的院里举行。大老远就能听见大喇叭里播放的歌曲,欢快、嘹亮。走近了,看见院墙边上的的一排白杨树,又高又壮,有人爬了上去,坐在大树杈子上看热闹。
我们进了运动会场,在西南的一个角落里停了下来。运动会还没有正式开始,我们就看着那些打着红旗,穿戴整齐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从我们面前走过。
有一位女老师来找大哥说话,那女老师打扮得很洋气,她不时地用眼角扫一下我们这一群小破孩儿……
运动会都有啥项目,比赛是否激烈,这些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那些花花绿绿、热热闹闹的场景,还有大喇叭里播放的歌曲: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上倒映着美丽的白塔,许多花儿绕着绿树红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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