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就喜欢广播，那种痴迷，那种执着，至今仍不能释怀。
六十年代初，那时我才五六岁，邻居二爹是一个大队干部，他们家有一只庄子上唯一的有线广播。一根细线的末端挂着一只红色小木盒，早中晚一日三次，从小木箱里传出悦耳动听的音乐、激越的歌曲和男女铿锵有力的讲话声（六七十年代，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播音员讲话都是这个味）。每当此时，我总是倚靠在墙根，全神贯注地冲着小木盒愣神——小小“木盒”，哪来那么多人说话唱歌？那时候的有线广播，全公社（现在的乡镇）20几个大队（现在的村），每大队也就一两只广播，可谓是凤毛麟角。
七十年代，“一根红线进万家”，农村普及了有线广播（舌簧喇叭）。说是让社员们及时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社员们总是随着《东方红》乐曲起身上工，伴着《国际歌》的旋律休息。中午，广播里播放的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有时候县级广播站广播结束后，公社广播放大站接着召开广播大会，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介绍阶级斗争新动向，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那时候，生产队里农民干活消极怠工，就会被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生产的事情摆下来，立马开会，找来几个“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右派分子称四类分子）。大队广播站则指名道姓要各小队长带人下地干活。而我则最最钟爱的是革命样板戏选段。如果说我后来还有点音乐细胞的话，除了孩提时躺在父亲怀抱中听他唱读古籍外，最大的影响当数广播音乐了。
七十年代以前的广播和电话共用一根线，14号镀锌铅丝，涂过柏油的原木电话杆（后来改用水泥杆），从公社邮电局出发，每隔40-50米竖一杆，通往各大队（童年记忆中的农村画面，没有多少参天大树，更无今日之高楼林立，稀稀疏疏的几处低矮茅草屋，倚靠在杂树灌木之侧；一排广播电线杆由高到低、由近及远消失在地平线上;电话线上停落着双双对对、喃喃呢呢的小燕子——让我时时记起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邮电局的话务员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到了广播时间，将总机的开关推向县广播站；广播结束，赶紧将总机开关推向县邮电局。
时间长了，难免疏忽，也会闹出许多笑话。我的大老爹在县邮电局工作，约好与大奶奶在广播结束后，到大队部（电话机安装在这里）通电话，结果因为公社邮电局话务员的疏忽，原本小夫妻之间的卿卿我我，演变成了对全大队各家各户的电话直播！有时候我们也常听到广播喇叭里传来打电话的声音，便马上爬上凳子，对着喇叭“喂—喂—”，干扰人家的通话，搞恶作剧。
到了上中学物理课，我对有线、无线电特别感兴趣，利用学到的知识，自己组装一只“无线收音机”。从涟水县无线电元件商店，花0.29元买来一只晶体二极管，用一只缝纫机梭心绕匝铜芯漆包线，并联二极管，固定在铁皮小盒中，然后，架设一根七八米高的铅丝作为天线，这样，一只无线收音机就成功了。这个收音机无需电池，只供一个人贴耳收听。将包裹着纱布的小铁盒贴近耳朵，居然能清晰地收听“淮阴人民广播电台”!那个高兴、那种成就感简直就像“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航天器对接成功！晚上，淮阴广播结束后，还能收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嘘，这是敌台！偷着听，不能传……否则，当心给你打成“现行反革命！”
中学毕业后，我拥有了自己的半导体袖珍收音机，在那个年代，拥有一台收音机，不亚于今天的人拥有一部时尚苹果手机，让同龄伙伴艳羡不已。就像第一次戴上“9钻钟山防震手表”那样兴奋，晚上，躲在被窝还得听一会广播。正是用这台袖珍收音机，我参加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广播英语教程。仅仅坚持了一年，家父突然病故，家庭生活的重担压在了我的肩上，因此，不得不终止了英语自学。
八十年代初，随着农村推行土地联产计酬（联系产量记工分）和农业大包干，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得到极大的提升，粮食产量逐年提高，人们起早贪晚劳作在自己的责任地里。针对这种情况，乡里将有线广播改进为高音喇叭。每村根据庄落的分布情况，向不同的方向，竖起两至三只25W高音喇叭，从早至晚，新闻、音乐、科技讲座、淮剧唱段，从高音喇叭里传向村村队队，充塞着角角落落。
随着经济条件的进一步好转，到1988年末，我们家花了650元，从淮安五化交公司买来一台“熊猫牌17吋黑白电视机”。那时候，作为苏北腹地的贫困村，远没有用上电，我们只能再买来一只9片电瓶，用以供电。
说起来非常有趣，因为每次电用完，都要将电瓶拉到镇上去充电，且镇上也常常停电。当时，乡间流传着这样的、形容当时用电状况的顺口溜：“天一黑，电就没;人睡觉，电就到；人打呼（子夜），电尽箍（用）；电费照把（ba给），煤油照打（买）”。所以，每晚开电视机的时间非常节省，掐着点儿开机，甚至在两集电视剧之间播广告时都得关机等待，唯恐电池不足，影响电视剧的收看。尽管如此，也常常闹出笑话。一个村庄，近百户人家，首批仅有五户拥有电视机。那时的农民，肚皮刚刚填饱，而文化生活极度空乏。五台电视机，承载着庄子上百号人的晚间休闲。每到傍晚，我们都要早早地将电视机搬到院落前，等候着众乡邻吃完晚饭，三三两两，或叼着汉烟锅，或带把芭蕉扇，或驮着小宝宝，来到电视机前，等待着《神雕侠侣》，等待着《京华春梦》，《新白娘子传奇》。正当众乡邻看得如痴如醉、笑得前仰后合之际，电瓶没电了！“呼啦啦”！众人蜂拥而散，赶紧转移到下一家有电的接着看——唯恐落下故事情节。那转场的情形，急迫而嘈杂，局外人真不知发生了怎样的意外。
1994年，作为全镇最后一个无电村,也最终通上了电，老家的变化从此日新月异。如今，平板液晶电视替代了黑白电视机；识字的、不识字的，都已用上了自己的手机；电瓶车、摩托车、小汽车穿梭于乡村公路；手提电脑偶尔也出现在二楼的床头柜旁。逢年过节，众乡邻有上京都的，下深圳的，走沿海的，闯西北的，一个个，一对对，一家家，像候鸟一样，“飞回”老家。新建的水泥路上，摩肩接踵，熙熙攘攘。院落前，大家彼此问候，互道祝福，其乐融融。众人相见一笑，发现了你我的变化：呀，孩子长大了！大人变老了！是的，在这数字年代、网络世界里，我等真的“OUT”了……。
2012-8-9 于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