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秋，我下乡到辽宁省北镇县（现北镇市）赵屯公社营盘大队第三小队，插队落户当了一名知青。
刚下乡时，觉得生活还可以。生产队还派了一名社员为我们做饭，虽然没有什么好饭菜，但总的来说还算过得去。没想到，这样的日子不到一个星期就变了样。做饭的社员撤走了，除了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收工后不管多晚还得自己做饭。这些，对于下乡不久的我们来说，真有点雪上加霜的感觉。可知，我们都是些十七、八岁刚走出校门的初二学生啊！
还有令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那就是在第二年的春天，市场一片萧条，鸡鸭鱼肉突然间像从人间蒸发了似的，不见了踪影。
后来才知道，当时正在搞“斗、批、改”，把农村的集贸市场当成资本主义进行批判。那时，有两句时髦的词儿叫“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可见“文革”的遗毒有多深。说老实话，即使是有卖的，我们这些知青也没有那个条件去买。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大多数家庭都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日子，能吃饱肚子就算不错的了，谁还敢奢望每天都吃鸡鸭鱼肉呢？
那时，社员家多少还有点自留地。可以在房前屋后的种些黄瓜、芸豆、西红柿之类的蔬菜，基本可以做到自给自足。而我们知青不仅没有自留地，还因为住在社员家里，就没有了房前屋后之说，也就没有了种菜的地方。每年秋天，只能靠生产队分配给我们的一些白菜、萝卜、土豆之类的作为一年的菜肴。刚下乡，我们哪懂得过日子这些事情啊。而且，那时年轻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也特别的能吃。所以，分配的这些菜根本家不够吃。记得最困难的时候，只能用苞米面大饼子就盐水煮白菜吃，锅里难得见几滴油星。
我们三个男同学，住在一户姓羿的大爷大妈家。他们住西屋，我们住东屋。他们家养了一口猪，长得膘肥体壮。现在想起来，我都有些纳闷，连人的口粮都很困难，他们老两口是用什么把猪养的这么壮实。
岁月不知不觉到了1969年春节的前夕，有一天收工回来，大爷大妈告诉我们说，晚上在他们家“喝猪血”。听了这句话，我们三个互相瞅了一眼，没明白怎么回事。还是一个社员过来对我们说：“喝猪血就是吃猪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请我们吃杀猪菜。原来，这个地方有个风俗。不管谁家杀猪，都要宴请生产队的领导和亲朋好友吃一顿。我们和他们家这屋那屋住着，当然也就在宴请之列了。
只见得，灶间的两口大铁锅，一口锅里是猪肉炖酸菜粉条，上面还有一层紫褐色的血肠；另一口锅里焖的是高粱米饭。屋子里到处弥漫着猪肉炖酸菜和高粱米饭散发出的香气。高粱米是这个地区的特产，记得当时有一个叫“白壳子”的高粱品种，煮出的饭白灿灿的，是稍逊大米的那种白。再者，高粱米都是当年产的。所以，连煮饭时锅里冒出的水蒸汽都香喷喷的。高粱米饭的香气和着猪肉炖酸菜粉条的香气，一直窜进人们的鼻腔，那诱人的香味实在是令人垂涎欲滴。
开饭的时候，哪有那么多的桌椅板凳啊。几个小队的领导和年长者，才有资格在炕上盘腿而坐。其他的人，只能蹲在灶台边，或者是坐在炕沿上，再就是坐在灶间的柴禾堆上吃。即使如此，一个个也是吃的津津有味。没记得有喝酒的，可能那时还不太时兴喝酒吧，再就是没有喝酒的条件。人们争先恐后的吃着，有的吃的大汗淋漓，有的吃的甩掉了棉衣，有的吃的直打嗝，还有的吃的直放屁。每当这时，就有人忍不住，笑得把吃到嘴里的饭，都喷了出来。还有的人用筷子敲碗边，意思是说真没出息，撑的直放屁也不撂筷子。
咱也别总说别人，那是我平生以来头一次吃杀猪菜，那满屋的香味早就馋的我直淌哈喇子了。这时，也顾不得什么斯文了，盛了上尖的一碗高粱米饭，再盛一大碗杀猪菜，吃的那个香啊。后来，不仅把我也撑得直打饱嗝，半夜涨肚，还起来拉了泡屎，把屁股冻够呛。这么说吧，第二天连早饭都没吃，甚至到了中午都没觉得饿。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没出息，搞的如此的狼狈。
回城后的许多年里，我曾走南闯北的，在很多地方不止一次的吃过杀猪菜，却说什么也吃不出当年杀猪菜的那种味道。当年的那种沁人心脾的香味里面，蕴含的是淳朴的乡情，不仅滋养了我的青春岁月，也温暖着我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