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 我尝到了被“充军”的味道
由于我不但不巴结领导，还爱给领导提意见，常得罪领导，所以我被充过一次军。
那是1975年春节后，开学前，全区的老师集中在区公所开会。有一位50多岁的地主出身的女老师病了，叫她的女儿来请假。一些民办教师“积极分子”说她是装病，在某些领导的支持下，用门板把她从家中抬来进行批斗，大有借机把她开除，然后顶替她成为公办教师的架势。在礼堂的大门口，恰好碰上了门板上的这位女老师，我大声对她说：“X老师，不要怕，大胆上台去，让大家看看你病成什么样子了，谁也不能开除你！谁还没有个病痛呢？”斗争会没开成，倒还激起了民愤，弄得某些领导下不了台。
有些领导早就对我不满意了，于是这次就迁怒于我，说是我从中作梗才造成这样的结局，要我尝尝被“充军”的味道，就把我从区中学调到区里最偏远的株木潭。因为我确实是区中学的教学骨干，准备只让我去受年把两年罪，还要调回来的，所以把我妻子仍然留在距区中学不远的农业中学。但我生来就是个犟死驴，偏要两个人同时调。株木潭公社的文教支书平时与我的关系还不错，这次不知为什么不顾老交情，没把我放到公社中学，却把我放到公社最北端的回龙坡学校，而把我妻子放到公社最南端的处在深山老林中的光荣湾小学，中间恰好隔着整个公社。这可能是区中学、区文教办的领导故意这么安排的，也可能是株木潭公社的文教支书要巴结区中学和区文教办的领导，故意这么安排的，但我宁愿站着死，也不跪着生，绝不向他们求情。其实，当时株木潭公社的党委彭书记是我的老朋友，只要去讲一声，就会安排得好好的，但我也没去讲。就让我妻子带着大女儿到了光荣湾，我带着儿子到了回龙坡，把二女儿放在我父母那里。星期六，我和9岁的儿子要穿越整个公社去光荣湾；星期一早晨，我俩又穿越整个公社回回龙坡：我们迎风霜，冒雨雪，顶烈日，每星期来回一次。
有一天，我碰到了彭书记，他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下半年就把我调到了公社中学，把我妻子调到了回龙坡；1976年，我也回了回龙坡。1977年 ，恢复高考，我回了区中学。不久 ，我妻子因慢性咽喉炎病休。不久我妻子也调到区中学。“充军”正式结束。
这两年半的“充军”，就是脚板吃了亏——第一学期，每星期要去老婆的学校一次，就要穿越全公社两次，除此以外，我得到的只有快乐。
快乐一：过是了幸福的小日子。在区中学，每周星期六去我妻子那里，星期日下午必须回校，因为星期日晚上学校要开“周前会”，而回龙坡学校没这个规矩，可以星期一早晨到校，与老婆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每周多一个晚上。后来我们到了同一个学校，用区联校长的话说“是开了夫妻同校的先河”（当时不知是什么原因，不让夫妻同校工作，故意制造“牛郎织女”），把读小学和初中的仨孩子都接来了，大队给了我们菜土，自己种菜，自己喂鸡，自己煮饭，过上了幸福的小日子。
快乐二：增加了收入。株木潭公社没有国家粮仓，每年暑假，回龙坡学校就是区粮站的零时粮食收购点。当时是用麻布袋装粮食，要请临时工绞麻袋口。我两个女儿心灵手巧，很快就学会了这门技术，担当起了这项任务，忙不赢的时候我还去帮帮忙。实行计件工资，绞一个麻袋5厘钱，一个假期能挣百来块钱，超过我们两人一个月的工资（当时我月工资43.5元，我老婆37元），在那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啊！
快乐三：农忙假能在自己学校食住。原来在区中学，农忙假是去区领导办点的大队劳动，而在回龙坡是就近下队劳动，就在自己学校（就是自己家里）吃饭睡觉，免去了劳碌奔波之苦，在当时，这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啊！
领导要充我的军，让我吃吃苦，我却享受到了这么多的快乐，这是领导们始料未及的，也是我始料未及的。这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