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一到腊月，空气里就开始弥漫过年的气息。富足一点的人家选一个良辰吉日，把喂了一年的大肥猪杀掉，而一般人家都养鸡，也赶着杀掉，腌成腊肉，挂在门前的枝桠上。一块块肉，像一串串厚重的风铃，随风晃荡，缕缕肉香便幽幽地四处扩散，钻入你的鼻孔，报告春节将至的喜讯，也宣布腊月里战斗的开始。
家家户户打响的第一场战斗是熬麦芽糖。妈把上好的小麦装入篓中，隔天淋淋水，还替它们盖上厚厚的棉被，然后静待麦芽的出生。爸在冬日下哼哧哼哧地劈柴，说是熬糖时用。小麦探出米粒大小的脑袋，疯长成长长的白须后，妈把它们剁碎，吃过晚饭就倒入锅里和水煮，我主动提出做添柴的帮手，说实话，我的勤快就是想换来第一羹糖水。可是，添啊，煮啊，上下眼皮都快粘住了，还不见水变稠，只好悻悻地去睡。半夜里，当我们睡得迷迷糊糊时，爸妈一人端一碗糖水站在床边，推着我们说：“快醒醒，趁热喝。”碗里的糖水酽酽的，喝一口，甜得你喉咙直痒痒，常常喝不到一半，我就腻倒了，这糖水却让我尝到了春节如蜜般的甜。
熬好的麦芽糖像一滩酱红色的软泥，温润地铺在大瓦罐里。早上我们一起床，就各拿一根筷子，猛地往里一戳，来回转动几下，再用力一拔，筷子头裹上糖，成了小纺锤，伸出舌头一舔，甜！香！家里几个男人七手八脚，把它缠绕在粗棍上，拉扯成白色，硬硬的，如汉白玉，堆放在洒有面粉的团箕里。接着家家户户又打响第二场战斗：炒炒米，做糖果。
炒炒米也是一件费时的事。满满一大盆糯米，浸泡几天后，上甑蒸熟，倒出，摊在通风处，慢慢阴干，变成阴米，一粒一粒的，长而细，像被时光剥蚀了光泽的珍珠。炒炒米需两人，一人站在灶旁翻炒，一人坐在膛前添火。添火的人要懂得火候，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火一猛，娇气的阴米就噼里啪啦蹦跳起来，一下子全糊了，黑黑的，难看，也不好吃；火太小，它们又无所谓的样子，半天都不膨胀。所以，添火也是门技术，紧一把儿，松一把儿，全凭娴熟到一种默契。炒炒米的人需要耐心，一大堆的阴米，每次只能抓上几把丢在锅里，不停翻搅，直到阴米焦黄圆鼓，才算炒好一锅。因此添火和炒米的人常常换着干，一干就是几小时。炒米一半留来待客，春节几天，客人来家拜年，坐上几分钟，主人都会冲一碗炒米茶，加一匙红糖，端上来，让客人喝了暖暖身子，也垫垫肚子。若是贵客，炒米里还会放几个鸡蛋。剩下的炒米就用来做糖果了。
做糖果虽琐屑，但很快乐。加热，白色的糖块在锅里慢慢化开，加入炒米，芝麻或花生，拌匀，装入木盒，竖着棒槌使劲捣，直到炒米变得紧密、平整。爸有时捣累了，就鼓动我和弟弟比赛，看谁捣好一盒的速度快。于是，我和弟弟双手抱槌，蹲起马步，使出吃奶的劲，随着棒槌的一上一下，我们一蹦一跳，这哪是在捣糖果，分明在跳庆丰舞。糖果捣好后，倒出，再切成薄块。爸又鼓动我和弟弟比赛，可惜弟弟切成砖头厚的几块后，没有耐心了，丢下刀，玩去了。我则一刀一刀比试着切下去，那感觉就像在给一帮小朋友分果果，一定要分匀才行。
这些耗时的琐事忙完之后，已差不多到了腊月二十，家家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第三场战斗：浸泡黄豆、糯米，准备打豆腐，磨汤圆。那时，家里开豆腐坊，每到腊月，生意渐渐红火，年末我家的战斗尤为激烈，一大家子全员上阵。爷爷加班加点，赶出活儿来，一担一担挑往集市，爷爷和四叔忙着张罗买卖，我和弟弟负责收钱找钱。上门加工的人挑着一担一担的黄豆，在磨房门口排起了长队，爸妈和奶奶坚守阵地，从蒙蒙亮干到太阳落山，又在晕黄的灯泡下守到半夜鸡叫，一日三餐饭，还得请婶婶们帮忙。腊月二十四、二十五两天，战斗进入白日化阶段，爸妈几乎通宵不睡，爷爷奶奶岁数大，轮流歇歇。一个腊月的辛苦，换来一个安稳踏实的春节，我们姊妹三个的学费不用愁了，过年的花销也有了，爸妈虽然两眼窈陷，但嘴角都挂着满足的笑。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小年一过，家家好像都制订了一份作战计划表，每天照表紧张有序地战斗。一般先炒后炸再卤，炒花生炒瓜子炒蚕豆，炸丸子炸豆腐炸滑肉炸兰花豆，卤鸡卤排骨卤顺风卤口条，二十九上街采购年货，三十炖上一锅汤，全家围坐一处，辞旧迎新。
一个月的战斗终于换来了春节的红火、喜庆，而春节的香、甜、乐，早已渗透到辛勤劳作的每一天。如今，人们过春节简单多了，年末超市一逛，吃穿用全备齐，然而，越来越淡的年味里我们是不是少了些亲自动手的快乐？少了些一家人其乐融融的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