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故乡并不远的县城里，我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窗子与书桌朝向故乡的方向。在颈椎疼痛的那一刻，也会自觉不自觉地抬头眺望南边无垠的天幕。
总有这样那样的东西阻挡我的视线，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就算我双眼失明，我也能清晰地看见，那里的柳条正扭着腰肢，那里的麦穗正垂着头颅，那里的棉花正咧着嘴儿傻笑。
可是，我始终无法走进那一片河坡的内心，始终无法与树上的那个鸟巢对视，始终不爱吃土豆。父亲去世后，我与那个地方的唯一联系，就是每年清明，去给菜花深处的那个土包子，再添一掊土。
每次，与老屋擦肩而过的时候，我总是按住自己噗噗乱跳的心偷偷地瞟那么一眼。门前的榆树老了，更老的是屋顶上的瓦，像一片枯萎的叶子，耷拉在一群雨后春笋般的楼房丛中。
我不曾为它停下脚步，更不敢打开那扇生锈的门，纵然我知道，钥匙就在门楣东边的那个小窟窿里。我怕屋里的旧尘埃不认识我啊，我怕神龛上父亲那双焦灼的眼睛，我怕厢房里的那辆破板车，还在痴痴地等待当年那个割草的小姑娘。
匆匆的我回来了，又匆匆地走了。我匆匆地逃离，一如二十多年前那么坚定，那么决绝。好像生怕自己一不用力，就陷在她的怀抱里拔不出来。是的，当年，如果我对这个地方有一丝一毫的留恋与妥协，我就不是现在的我了。
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我，确实没有饿过肚子，但也就是维持着基本的生存条件，谈不上生活。土豆一长成型，就要霸占我家的饭桌两三个月。萝卜垄断的时间更长。偶尔的一小碗炒鸡蛋，理所当然是小弟的专属。
我从小就不喜欢自己的性别，也不喜欢小弟喊我姐姐。我羡慕同龄的红霞有哥哥。她的哥哥会上树捉鸟，会下河摸鱼，会瞪着一双豹眼为她撑腰。她说话的声调，都是娇滴滴的。我如果想改善自己的生活，就只能靠自己的双手。这是我最初悟出的最朴素的哲理。
不会水，我就自创了一个端鱼的方法。用塑料薄膜蒙住洋碗，膜上开一个不大不小的洞，撒少许的糠麸到装满水的碗内，将碗下到水草丰茂处。鱼闻着糠麸的香味游过来，钻进碗里。隔一刻钟左右，我就去端一次碗，每次都能端上几条鱼。当然都是些没睁眼睛的小鱼。但是，裹上面粉，用油炸了，就是无上的美味。
雨过天晴，我会穿了套靴去捉癞蛤蟆。家家后院里的断砖乱瓦间，都蹲着许多大眼睛花皮肤的东西。我不害怕它们丑陋的外表，只惦记它们比青蛙更鲜美的大腿肉。我拿把火剪，夹住它们的身体，扔进随手提着的木桶里，提回家交给奶奶。奶奶肢解它们的过程，我是从没有看过的。我有意忽略那些嘶哑的惨叫，只在厨房飘起美妙的香味时，才兴冲冲地突然出现在奶奶的身旁。
那时候我不懂什么叫诗意，也不懂什么叫残忍。我压根儿就没有视一条鱼、一只鸟为生命物，好像它们只有温暖了我的胃，才是有意义的。不止一次地，我做过鸟的毁灭者。我破坏过许多鸟巢，将里面的雀蛋和小鸟都变成了盘中餐。听说吃了雀蛋的人会长雀斑，我不知我脸上的雀斑是不是那时候长出来的。
我最讨厌的事情是放牛。在我们棉产区里，耕田的是牛，拉车的也是牛。牛是家里的贵宾。一般都是几个家庭合伙买一头牛，轮流喂。牛在谁家就帮谁家干活。要是哪家人只要牛干活，却让牛饿肚子，是会遭到合伙人的非议的。
别人家都是老爷爷或半大的男孩子在放牛。我出生就没有见到爷爷，弟弟还小，放牛的事情责无旁就落在我的身上。我却一直以放牛为耻。一个小姑娘，牵着一头黄牯牛，多滑稽啊！
实在不愿牵着牛与那些男孩子为伍。我就把牛系在教室后面的柳树上，午休和课间就到河坡上割草喂它。中考后的那个夏天，我把一辈子的草都割完了。
我父亲年轻时就落下病根，家里的重活都是母亲操持。那时候仅靠种地，是只能维持温饱的。各种公粮水费一交，所剩无几。而家里的房子小而漏不说，连房梁都开始倾斜了。父母于是今年买砖头，明年买柱头，筹划着盖新房。
于是父亲老早就向我发话了，考上了师范就去读书，考不上就回家学裁缝。不管考不考得上，以后都是我自己嫁自己。我的两个堂姐都是这样。我是亲眼见到她们是怎么给裁缝师傅的小孩端屎把尿，还受到大声呵斥的。我打心底不愿学裁缝！
可是，那时候师范院校的录取分数比天门高中都要高得多。因为是铁饭碗，许多人都来抢。我虽然竭尽全力地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但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能考上。如果考不上，我就要回家学裁缝，一辈子吃土豆和萝卜了。我不能想，一想就浑身发抖。
我要读书！我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如果考不上师范，我就去读高中，我要上大学！这是当时我心里最强烈的声音。可是，家里那么寒薄，我还有个弟弟，父母不可能供养一个将来是别人家的人。我很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卑微。
只能靠自己了！我又一次把求助的目光返回到自己的双手上。我要用这双手为自己挣学费！这句话若放在现在，也许很容易。一个优秀的初中毕业生，已经可以做家教了。再不济也可以去超市帮别人卖东西。可是，那个年代，青壮年都难得多挣一分钱啊！
我当时想到的挣钱方法有三个。
一是搬着竹竿子去打树上的蝉蜕。蝉蜕是一味中药。可是分量太轻，价格也低廉。我攒了两竹篮蝉蜕，哼哧哼哧地提到6里外的供销社，两只胳膊都勒出了血印子，才卖了五角三分钱。
二是爬树折柳。有一段时间，总有骑自行车的小贩来收购柳条。他们把柳条收去是编花篮用的，因此只收那种把皮剥得干干净净的晒干了的细细长长的柳条。八分钱一斤。柳条比蝉蜕压称多了。这对于我是一个福音。
我于是像男孩子一样去爬树，特别爱爬河边那些枝繁叶茂的大柳树。我蹲在枝桠间，双手并用攀折那些细长的柳条。树上的毛毛虫真是多，我身上的每一寸皮肤都结满了大大小小的红疙瘩。
我把柳条搬回家，在奶奶的帮助下，剥皮、晒干。不到十天，就卖了七块八角钱。我用三角钱给奶奶买了一把木梳子，求她不要把这笔钱告诉我的父母。我还承诺，等我攒够了学费，我要用多余的钱给她买双绣花鞋子。
可是，收柳条的小贩却突然不来了。柳条不能换钱，就只能当作柴禾扔进灶火里。我得另想办法筹集学费。割草，就是我当时唯一能够想到的挣钱的办法了。
我们那里不产水稻，牛也不吃稻草。春夏秋，牛吃的是青草。冬天，牛吃的是干草。会持家的妇女，总是在夏天多割些青草，晒干了扭成草把，齐齐地码在廊檐下，留着冬天喂牛。而那些没储备干草的人家，冬天就只能买别家的干草了。
干草是三分钱一斤。虽然便宜，但田间地头河坡上，到处都是草。而且不愁销路。我于是开始了疯狂割草的日子。
每天大清早，我就拖着板车上路了。我熟悉村子里的每一寸土地，知道哪里的草藤子长，好扭草把，也知道牛最爱吃哪一种草。早晨天气凉爽，我会跑到远一点的地方。一边割草，一边把草晒在田埂上，这样中午拖回去时，就会轻些。
避开中午太阳最毒辣的那两个小时，一般在下午三点左右，我又会拖着板车上路。这时候，我会选近一点的地方，为了让干活晚归的母亲，帮我把草拖回去。
割草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热和渴。汗水有多么咸涩，我是用眼睛尝到的。眼睛被汗水浸泡，又黏又辣睁都睁不开，因为双手是泥，我往往只能低着头在衣服上蹭。每次回家，我满脸满身都是泥渍，是一个真正的灰姑娘。
更难受的是渴。带去的瓶装井水，总是很快就见了底。喉咙里干得冒烟的时候，也捧过沟子里的水喝。但只是润润唇，不敢吞下去。那水里有农药，牛都不能多喝啊！
那时候的天空，一定比现在明澈。可是，又热又渴的我，对它是没有感觉的。再干净的天空也不能解渴，再白胖的云朵也不能喂牛啊。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上一根冰棍。
田间小路上经常有卖冰棍的人，用自行车驮着一个木箱子，箱子里有用棉絮捂着的冰棍。五分钱一根的冰棍，于我却是不可企及的天堂。我身无分文。卖蝉蜕和柳条的钱，都被层层地包裹在奶奶的手帕里。那是我读书的钱，是改变我命运的钱啊！
我一面幻想着那卖冰棍的人就是我的舅伯，一面在心里暗暗发誓，等我读好了书，我要驮一箱子冰棍回来，专门发给那些割草的小姑娘吃。
那个夏天，我们村方圆五里的草都被我割完了。天门师范的录取通知书是在一个傍晚传到我们村里的，那时，我正在铲村医务室门前的草。赤脚医生义安姨举着一张纸片朝我喊：容娃，快把铲子丢了吧！你的手，以后要拿粉笔了！
铲子铛地一声掉在地上。我笑得稀里哗啦的，接了那张纸片就往家里跑。板车是母亲后来去拖回来的，铲子没有找到。母亲第一次没有为丢东西骂我，反而说，丢了好丢了好，以后，再不要你铲草了！
那年冬天，我家的干草除了喂自家的牛外，还卖了三十八块五角钱。
我一向对数字不够敏感。可是那年蝉蜕卖了五角三分钱，柳条卖了七块八角钱，干草卖了三十八块五角钱，这些数字，我迄今记得。
我还记得我读师范第一次交的学费是29元。这二十九元包括一整年的书杂费，还含有两套校服。那时候读师范的生活费是国家补贴的。也就是说，我那个夏天的劳动，养活了我自己一年，还有盈余。如果我没有考上师范，也够我读一年高中了。我会在下一个暑假，再重复一遍这样的匍匐。
生活没有如果。生活以它不可抗拒的力量推着我向前。我成了乡镇的老师，然后调到了县城，又买了省城的房子。不管时光怎样改变我的脸庞，永远不变的是我那颗紧贴地气的心肠。
做起事来，我比谁都能吃苦耐劳；对于享乐，我总是本能地抵制。我从不骂党骂社会。因为，我是农民的女儿。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朝代里农民的女儿能像我这样，风不吹，日不晒，一双手被粉笔灰滋养得雪白。我知足。
我同时也感激那个给了我饥饿与苦难的地方。那个地图不经过的地方。天门。岳口。耙市。丰岭。那个地方，曾用最母性的草汁，喂养了我家的黄牯牛，喂养了我的青涩年华，也喂养了我不屈的灵魂。
我得承认，我性格中的自卑与倔强，都源于那里。那年夏天我匍匐在地上的身影，是我一生的姿态。我愿意一辈子流着自己的汗水，收割自己的梦想。我愿意一辈子举着这支笔，举着这光阴的灯盏，不让命运暗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