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赶墟是30多年前的事了，那年我才七岁，“墟”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以为它是某种希奇古怪的动物。“赶”就是赶快去看，去晚了它就走了。听厂里的食堂管理员姚叔叔说要去赶墟时，哥哥们那兴奋的样子，我想这个“墟”肯定很好玩，象动物园里的猴子。
那天赶的是庙头墟，沿着桂林西路二塘的西干渠逆流而上，走啊走啊，走了好远好远，到了西干渠的分水闸后又顺另一条水渠而下，走了很久很久才走到一处集市。那集市上人山人海，红旗飘飘彩旗飞扬，高音喇叭正高唱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曲。我跟着姚叔叔牵着哥哥的手，见人多的地方就钻进去，可直到散场了我都没有看见“墟”在哪儿。我问姚叔叔：怎么没有看见“墟”呢？哥哥在那儿偷笑，姚叔叔一本正经地说：你刚才到过的人很多，有人卖东西的地方不就是“墟”吗？我说我还是没有看见“墟”呀。他们讲不清我也不理解，于是糊里糊涂地把“墟”赶完了。我始终不明白，如果说市场就是“墟”的话，二塘火车站那儿不是也有个市场，干什么要跑那么远的路来这儿赶墟呢？所以我怎么也不理解。
桂林西路二塘火车站下面那个农民卖菜的地方，我们把它叫做二塘街，后来把它叫做老街。它也是有墟可赶的，三天一次。只不过它不象乡镇上的墟场周期那么明显，它天天都是那么热闹，只是赶墟的那天人特别多一些，更热闹一些罢了。它的主要功能是供附近的几个厂矿企业铁路职工购买蔬菜副食日用品。平时买和卖的人基本上是固定的，有变化也不大。赶墟的那天就不同了，二三十里外的外乡下人都往这儿赶，摊子都摆到铁路工区那边去了，好几百米长哩，平时只有百来米长。二塘所有的商业几乎都在这儿，不过这些有店铺的商业都是国营和集体性质的，私人的只有小菜和鸡鸭鱼产品。猪肉也有几摊，一般买的是农民，企业里的职工家属很少买，因为每人每月国家都配给了定额，定额的猪肉可比自由市场的便宜很多，几乎只是自由市场一半的价。更主要的是，买自由市场的猪肉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你有猪干嘛不卖给国家呢？米更不敢公开买卖了，那可是国家的战略物资，实在不够吃了，象做小偷一样偷偷地把卖米的农民拉到家中来买。有一次，厂里有位叫陶同志的白头干部趁工作之余到自由市场买了一点猪肉，刚称好了付了钱，用眼角一扫，看见本单位的人在附近，吓得他连肉都没有拿就赶紧走开，这件事后来被传为全厂的笑话，笑了好几年。每次笑他，他都满脸通红地走开，我很少见到他跟其他人在一起，他总是单独一个走路，工作也是一个人。他是干部，是管滑石调运的，胆小如鼠，轻易不敢说话。母亲说他是下台干部。
真正见识墟场是我十八岁那年，我除了七岁那年到过一次庙头墟以外，就从来没有去过乡下。那年高考失利后，以为自己没戏了，心情压抑，跑到哥哥工作的五通镇上去散心，每天跟着哥哥在五通镇上瞎转，才知道原来墟场是这样一种场所：周围的农人山民三天一墟地把自己的物产拿到墟上来交易，墟场是按区分行业进行地交易的，再把自己需要的东西买回去。墟场是为乡下人准备的贸易场所，不到赶墟的日子，有时连猪肉小菜都难得有卖，为何？镇上的人们都有自己的菜地，自己都养有鸡鸭。到了赶墟的日子，人山人海，挤都挤不动，方圆几十公里的人们都来了，有的是来交换贸易的，有的纯粹就是来闲逛凑热闹的，还有的是来相亲的。人声鼎沸，直如喧闹的河滩瀑布，稍微不留神就找不到自己的同伴了。我去赶墟，最喜欢去寻找山里人了，因为他们总会带来一些希奇古怪的山货来卖，什么穿山甲，什么会象孩子一样叫唤的娃娃娃鱼，还有麂子之类的山珍，那时候也没有动物保护的概念，什么希奇就买什么。那时候的山货很便宜，因为大家都穷，能拿出一点钱的都是国家干部。欺行霸市，鱼肉乡里的恶势力还没有形成，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把人都打得平平等等的，再大的特权也有限的很。乡下稍微嚣张一点的也不过是几个小混混，谈不上什么恶势力，一切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大学毕业了，分配在师范教书，学校开车去赶墟，去的是荔浦的一个乡镇叫马岭的。自己是单身汉不知买什么，跟着有家室的老师瞎买，他买什么我买什么。什么高低贵贱我全都不懂，买回来也是拿去给妈妈。没感觉，觉得很无聊，这些东西市里的菜市场都有卖，干什么非得跑这几十公里来乡下买？那年我买了好几个大芋头和一堆黄片糖，当汽车陷进烂泥潭里时我觉得是最好玩的，我们几年轻老师去搬石头，弄得一身的泥。那次记忆最深的是吃了一顿大汤圆，好大的一个，里面包的是菜，一碗才两个，但这两个就够你饱了。
真正认识墟场是读沈从文1925年写的《集市》，虽然沈先生那年头的白话文是非常不成熟而显得生硬不通顺，可在大师的笔下照样为我们展现出一幅美仑美奂的山村赶墟图。沈先生的这篇小文章真可谓是千古绝唱，把山村集市写绝了，我一口气读了十几遍，品味了一个多月仍觉得韵味无穷，意犹未尽。从那以后，每次到乡下赶墟，我都会去看卖猪，看他们是否真的把小猪崽的耳朵提起来给买主看；又去看卖羊的，看是否有公羊把两个前蹄举起来准备相撞，打架。或者去棚子里的大排档，看是否有炖的“稀糊之烂”的牛下水下酒菜，我也去吃他一大碗，喝它两盅农民自醸的土酒。当然，最能提起我兴趣的当然是蹲在交通要道的村口镇头去看姑娘，看是否有“花幞头大耳环丰资隽逸的苗姑娘”或是“令人妒羡，赞美，惊奇，又美丽，又娟娟，又天真的青年老奶（苗小姐）和阿玡（苗妇人）。”
1990年，学校开车去板峡水库去旅游，在水库住了一个晚上，回桂林前正巧赶上是水库下面小镇堡里的赶墟日，同事们都进镇里赶墟去了，我呆在河上的吊桥看荷肩背兜的山里赶墟人。苗姑娘没见，披红戴绿，摇曳多姿的瑶嫂倒是见了不少。同事们回到车上，我向他们夸张地描述说：美的不得了啊，美目盼兮，巧笑倩兮。同事个个都轰然大笑。政治黄老师说那你就在这儿娶个美目盼兮，巧笑倩兮的姑娘吧，以后我们再来也有个地方落脚呀。不幸不真给她言中了，三年后我下海经商，还真娶了这儿的姑娘做妻子，圆了我一腔山乡姑娘的梦，了却了一个情怀。我喜欢山乡姑娘的野趣和无羁，象《边城》里的翠翠。我喜欢象翠翠一样美丽善良自然的山野姑娘，跟她在一起你没有压力，就象在原始山野里的河谷中裸泳，在山野草地上裸奔大喊大叫。可我却不喜欢赶墟。在我的心里赶墟总是一件非常无聊的事。听说有些山民，住在深山里的山民，他们一大清早两三点钟就爬起床，打火把顶着露水出来，披星戴月地又回去，只为了到墟场上吃一碗米粉，心中觉得好笑。结婚后经常下乡来，看见每次赶墟时，外家坐满了山里来赶墟的人，喝水歇脚放点东西喝点小酒，岳父岳母乐得不亦乐乎，他们在其中找到了他们的感觉，墟上的人可有优越感了。想想也是那么一回事，如果自己是的山里人，走了那么远的路到镇上赶墟，能有个远亲在墟上可以家里坐坐，叙叙家常和收成，那该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当然对墟上的人家就会格外尊重。也难怪内兄弟们都有一种高人一等的感觉。
听岳父讲，赶墟就是赶闹子，凑热闹。现在的墟可没有十年前热闹了。因为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去了，看着满墟场尽是中老年的赶墟人，我心中不禁有种失落感。我又想到了自己，自己又何偿不是赶墟人呢？十几年前邓小平南巡后，学校里十几个老师闹着要下海，把学校和教育局闹得天翻地覆。这十几二十年过去了，当初的同伴们都纷纷爬回学校或挤进事业单位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外面闲逛着，大有墟尽人散的落寞感，虽然不愁吃穿用，也没人管，自由自在，自嘲是由此岸游到了彼岸，可人前人后总有一种编外人员的感觉。我成了屠桌下啃嚼残余的大狗了吗？明天，我还去赶墟吗？不赶了。我不是娶了墟上的姑娘吗？住下来吧，行吗？不行，扔根骨头给狗吃，和狗一块抢骨头吃可不是一回事。赞美山民的纯朴讴歌原始劳动的健康和跟他们一起生活是两码事。我顶多只是个山乡采花人，我做不了山乡村里人。沈从文不是早就进城了吗？我也进城吧。少了我，墟场照样熙熙攘攘。等心中又燃起渴望时，我还是会去赶墟的，哪怕仅仅是去墟场上吃一碗米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