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排务会的主题是：‘插上理想的翅膀’，敬请同学们展望未来，畅谈个人的理想”。说这话的是我们的排长阿南（文革时期学校班级统称为排）﹑一个十六岁的女生。
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抢着发言，场面十分热闹。唯独我对此不感兴趣，专心阅读那本借来的《青年近卫军》，并被书中的内容感染，陶醉于其中。突然，课堂里的吵闹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连忙向同桌的阿宾询问发生了什么事，阿宾告诉我，大家正在热议“上山下乡”的打算时，阿华却说他想当教师，所以大家都在嘲笑她。我抬头望去，只见阿华羞红了脸，不知所措的站在自己的座位。其实我们都知道，阿华的父母作为“走资派”被打倒至今还没有“解放”，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她只能“上山下乡”，不可能留城﹑更不可能当教师。
慌乱的局面急得阿南没了办法，无论她怎么喊也控制不住局面。无奈，她只好求助坐在前排的女辅导员王老师（文革期间班主任被称为辅导员）。应该说，还是王老师有办法，只见她走上讲台，将黑板擦往讲台上一拍，顿时教室里鸦雀无声。
王老师说：“阿华能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是可取的，大家应该向她学习，而不是嘲笑她。”王老师告诉我们：实现个人理想要靠知识作保障﹑要靠意志来实现，既使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只要努力了就不后悔。知识就是力量，无论是下乡种地还是下厂务工同样需要知识。
王老师的这席话说得十分在理，可是对于我们这些即将初中毕业的人来说，毕业后的出路只有下乡，课堂只是“暂栖地”，窗外才是我们向往与归宿，我们的心早已不在课堂上了，根本没把老师的话当回事。
不过，一些同学还是大胆说出自己想当工人的想法。在那个年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是人们最羡慕的职业。也有人把理想定向为教师﹑军人﹑医生……
光阴似箭，时间一晃就是四十年。
二O一O年七月二十日晚，我们组织了一次中学同学聚会，四十二名同学只到场了十六人，其中有两名同学还是特意由北京赶回来的，其他同学没有找到。当大家见面时，多数人还没有太大变化，从张张略显苍老的面容中还能找到年少时的影子。个别人变化非常大，只能自报家门，别人才敢相认。
聚会还是由阿南主持，她的开场白让我们许多人感慨万分。她说：“四十年前的今天，我们曾经在班会上讨论过个人理想，应该说，当时大家对理想、梦想、幻想概念是混淆的。毕业放飞后我们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拼搏了四十年，学习文化知识、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于实践，就改变了自己命运；反之，只能听从老天安排。应该说，我们还是幸运儿，我们这届毕业生都留城了；我们又是不幸的，我们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比如我的理想是当人民教师，最终却只能在商业战线干了一辈子，不知大家是否有同感。”
随后，我们每个人介绍了自己毕业后的情况以及家庭情况。我留心做了统计，我们这些人只有五人现在职，其他同学已退休在家；我们这些人曾担任教师的有四人﹑担任公务员的有四人，其它同学都在企业工作；我们这些人子女已成家的有十一人，真正实现理想的只有两人，其中就有阿华。她是靠不断学习实现自己理想的。大家就这些年如何实现理想的话题不断地交谈着，以至好吃的饭菜都顾不上吃，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总有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磕。特别是在工厂提前退休的阿英同学谈到企业破产所流露出的那种依依不舍的感情，引发大家许多感慨。想当年，工人阶级是多么的荣光，我们都为能当一名工人而自豪；今日，工人失去了应有的社会地位，工厂说破产就破产，工人说回家就回家了；教师也不好当。曾获得市优秀教师荣誉的阿和说起当前孩子的教育问题也感到头疼。现在的孩子非常自我，家长对教师期望值高，学校考核教师的硬指标就是升学率，这些都给每一名教师增加了压力。
同时，大家也为社会的进步而高兴，我们的梦想可以寄托在孩子身上代为实现。他们可以通过报考大学﹑选择专业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是他们的幸事﹑也是我们所欣慰的。这自然也就成为酒桌上的另一个主题，不知不觉四个小时很快过去了，每个人仍在不停地唠叨﹑难舍难分。
由此，我想到一位哲人的话：“人只有献身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短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难道不是么？我们生活在那个特定的时期难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可是我们没有放弃追求，用学到的知识为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同样具有生命的意义。
对我们而言，每个人都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广阔天空也不是想怎么飞就能怎么飞的，窗外一切都是美好的，但那不一定属于我们。你与命运抗争，你为理想奋斗，最终结果并不一定是你所期望的。
当大家分别时，互相留下最多的话是：“保重身体，互相联系，交流子女教育经验。”
我相信，这次同学集会结束后，每一位同学心里都不平静，他们会再次回想起自己所走过的路，想起学生时代许多趣事，更会关心子女对下一代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