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文革”在我们村开始的时候，我们村的“造反派”先拿“刘氏婆”开炮，在我们原来学校的教室里开批斗会，我们西埠的群众也都参加。刘氏婆是外地人，拖一口外地腔，那年他男人到青岛“跑角”在大马路上捡到她，领回家作了老婆，就没人知道她的来历。十几年后，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突然有一年有一天，上面来了四五个公安人员把她抓走了，我父亲这才知道原来她是大地主家的女儿，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时，她随疯狂反扑的“还乡团”组织在家乡协从镇压过革命干部和家属。可怜她的三个孩子！我奶奶就撵我父亲到上级政府帮着说说情，等孩子长大了再抓再判也行。其实，还乡团回乡反扑的时候，我爷爷奶奶及家人也都在被残杀之列，只是还乡团刚刚杀到南镇，人民解放军就打回来了，我们一家人方才幸免，要不然哪有我们这些子子孙孙。我父亲到公社找到公安助理员，在再三担保的请求下，终于把刘氏婆放了回来。因了这个缘故，在批斗刘氏婆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把心吊起来了，那时候只是惊惧牵扯到保护杀人犯的罪责，并没有想到还会有其它别的罪名。
村里的“造反派”在大街上贴过几次大字报后，就公开请出我父亲到学校教室开批斗会了。说是“请”，有这样三层意思：一是父亲刚倒台，逼我父亲去开批斗会的人们还一时抹不过面子（叫“孙”称“侄”呼“叔”喊“哥”等等），故而说是“请”啊！二是大多数革命群众都认为，我父亲是走错“路线”才被打成“走资派”的，现在还执迷不悟，硬去“洗脑”是大家伙在热心帮助我父亲悔过自新，真心“请”你上“台前”重新做人呢！（——普通中国人的乡村政治都是这样的风趣和绝妙啊！）三是因为我父亲害怕批斗蜷缩在炕上，谁来叫也不肯挪窝，母亲就当着“好心”的造反派大骂我父亲，也是顺坡找台阶，说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动的革命运动，都是为着你们好呢，你咋就这样没出息？叫二爷爷三大爷四哥哥五兄弟这么一大帮子人一遍遍跑腿磨舌地到家中来请你，不是自家亲人谁来呀！谁管你啊！……是个男人你起来跟他们走，走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咱就谁也不怕啦！我母亲满腔蛮愤，话中有话，连讽带刺，一张一弛，她那固有的泼辣性格就充分派上用场了。
来“请”时客气，去到会场可就不是那么会儿事了。经常是不等我父亲走进会场，跟在后面的我就能听到声嘶力竭的喊打声。他们的控诉令人心碎，有的说：她的孩子刚生下来，就被我父亲带着“当权崽子们”将全家唯一的一口饭锅揭到大街上砸了，饿得她家的孩子如何嗷嗷地哭，一家人饿得如何如何；有的说：他爹那年病得起不来身，硬被我父亲逼着去“大跃进”，一连十几天都不能回家，差一点死倒在工地上；还有的说：三年生活困难时，他家八口人饿死了五口，我们家怎么就一个人都没有饿死过，这是为什么？要我父亲交代我们家那年头贪污了多少粮食……更利害的，还说我父亲在村中欠下二十多条人命！（——这哪里是“治‘病’救人”，分明是往死地里整！）我趴在窗外，听到革命群众一声一声的血泪控诉，便不由地为父亲揪着心，有时听到动情处，便也产生过对我父亲的埋怨和气愤。但回家问问爷爷和奶奶，就知道了这些事当时可都是上级领导布置的啊！了解到父亲在会场挨斗的情况，我奶奶就痛心地骂：“活该！谁叫那时不听老的话，我和你爷爷都跟你爹说：别跟上级的精神太紧，什么都按上级的指示办，可得罪人啦！你爹他就是不听，执行上级的指示从不过夜，上级竖根针他就引条线……”奶奶的数落不无道理，但却让我越发陷入更深的困惑：我爹始终听毛主席和党的号召，一直按上级的指示精神办事怎么会有错呢？这些革命造反派是在控诉我爹还是在控诉党和毛主席呢？我想不明白也不敢想下去，眼巴巴看着造反派对我父亲的批斗越发激烈。尤其是连我的大伯也被逼着跟我的父亲一起挨斗了，好象所有革命行动就只是对准他兄弟俩！冤哉，我的大伯！他在我们村可是什么职务都没有啊！
父亲和大伯挨斗的情况不堪回首。那阵子没有村民外出打工这样的渠道，家庭小手工业像“记圆斗”、编筐篓、扎条帚等收入来源也被当成了“修正主义”尾巴被割掉了，村民吃过了饭就是一件事：参加批斗会。中国人本来就喜欢热闹，喜欢“窝里斗”，不斗得欢快起来混身都痒痒，小日子过得就没滋没味，即便是一天三顿（有许多家庭也就只能吃两顿）扒着野菜啃着坏地瓜喝饱一肚子玉米稀饭，也必要更加强烈的精神支撑和神经刺激，把思想领域高高超越在生活之上——这大概最早出自孔子的治国理念，这样骨子里才舒坦，社会才能够稳定发展。因而，那时踊跃参加批斗大会是我村农民生活的主要部分，是革命指数的激情表演，是防止“复辟”资本主义使自己不再遭受二遍罪、再受二遍苦（我至今也搞不清“第一遍罪”“第一遍苦”是在指哪个时段！）的自身挽救行动。不批深批透，不将我父亲这样又搞“大锅饭”又办窑厂的“走资派”彻底打倒，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那我们就连这样的野菜、地瓜、玉米稀饭就都喝不上了！于是，村民们是越批越来劲，越斗越有精神！越斗越批也就越觉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激情幸福！在这样非常的政治生活中，可怜我的父亲和大伯，可怜我的两个家庭，不可避免地陷入到灾难之中，煎熬之中。微感幸运的是，我们家上几辈都是穷光蛋，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不幸的是外祖父家，又被我的不幸的姥爷早已折腾个净光，从而给我们家带来了不幸中的大幸！这就是我奶奶在运动中一而再、再而三给我们数落的那句话：“天呀！多亏你姥爷把个家底折腾光了，要不然……”要不然，加上历史上的“污点”（比如地主、富农出身），我们的家庭就彻底完蛋了！这要感激我的穷光蛋祖宗，感激我的痴死膘子姥爷，更要感激我的母亲，不是她根正苗红，性情刚烈，大胆泼辣，体魄强健，我的家庭也许早就家破人忘两不知了……
还好啊！由于祖辈的贫穷，由于我们一家三个革命党人，无论“造反派”怎样揭批，像污蔑我的父亲欠下我村二十多条人命（三年生活困难时贫病穷困而死的），都不能被上面所确认，因而对我父亲的定性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当时属于教育挽救的对象。那是怎么样的教育呢？旷日持久的批斗，无疑彻底整垮了我父亲和我大伯的身体和精神。每次批斗会上，除了罚站就是弯腰（叫做“低头认罪”），揭批到愤怒时有的把腚下坐热的砖头掷向父亲和大伯，有的上去楞头楞脑踢打我父亲和我大伯一顿，打趴下了就是一片高呼：“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妄想复辟资本主义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再踏上一万只脚……”然后就一齐竭斯底里地胡乱吆喝着，命令我父亲和我的大伯自己站起来，再继续接受批斗。有一次，我胆胆兢兢地扒在批斗场窗外，听里面的人批斗我父亲和我的大伯，沉静了一大气儿，突然里面乱噪噪地喊起来，喊声越来越急促，我掂起脚尖极力探身往里张望，看到里面站起来围住我父亲和大伯的人头上面递过一条窄窄的长条凳，一齐喊着要我的父亲和大伯“跪板凳”……围观的人们挡住了我的视线，我不知道“跪板凳”究竟是怎么一会事儿？是让人悬空着跪在窄窄的板凳面上，还是逼着让我的父亲和大伯头对头跪在倒立着的板凳腿上，反正我立马意识到这是对我的父亲和大伯最为严厉的折磨！当时不容我多想，也不容我看明白“跪板凳”那会事儿，我马上撒腿往家跑去，一口气跑到了家，气喘吁吁对我的母亲说：“娘，他们逼着我爹在那‘跪板凳’……”还没等我把话说完，母亲就壮起身板朝会场冲去，我紧忙跟在后面。我母亲走得很快，就像刮旋风，迅猛地闯进批斗场，用她极有力气的大手拨拉开革命群众，不由分说上去就对正在跪板凳的兄弟俩一顿拳脚。我母亲一边扑腾一边大骂：“毛主席说不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嘛？！你们这两个熊蛋，干么不好好交代问题？不向革命派‘低头认罪’？！非要逼着革命群众动‘武’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你们都敢不听？！他妈的你们听谁的？我叫你们不听？！叫你们这两个混蛋不好好交代问题……”母亲打着骂着，一时让几个造反派头头们手脚失措，众人就都拥上来拉我的母亲，那时三五个人哪拉得住力大如牛的母亲，就把我可怜巴巴的父亲和大伯挡在了墙角儿，母亲这才被拉扯着往外走，到了门外她又要冲回去。人们都拖住她，母亲大骂着、大喊着：“妈的你两个听好了！再叫造反派动‘武’的，看我不剥了你俩的皮！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你们都敢不听了，可真反了天啦！他妈的……”母亲喊着骂着被革命群众拖拉回家，有好心的就留下来劝母亲：“运动嘛！想开些……”这时候，我母亲就“哇——”地大嚎起来……
参加批斗会的群众，谁都知道我母亲在骂谁，我们西埠参加批斗会的革命群众都暗暗称赞我母亲骂得好，骂得妙，既救了当时受罪的父亲和大伯，又打击了造反派一手遮天的嚣张气焰。当我回到北屋将这一实情说给奶奶，我奶奶长出一口气说：“这下好啦！我琢磨着造反派再也不敢折腾你的爹和你大伯了。也就你的母亲敢这么做啊！天呀，多亏你姥爷把个家底折腾光了，要不然……”奶奶没有说出口来的下文是：要不然母亲就要和刘氏婆一样被揪斗啊！——被斗上那么几火，母亲还会这样敢闯敢骂吗？根正苗红在那时就是这样的有气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