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印象中，自己曾经参加的三次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虽然过去了很多时间，但回想起来还是难免有些伤感。
一九七一年的十月，那时我在二峨山道班当养路工人。大概是在十月中旬的有一天，道班接到公社革委会的通知，要求道班的全体工人上午十点钟准时到距离道班驻地两公里处的洪湖大队学校操场听传达中央文件的报告。
为了保证十点钟前准时到达湖湖大队的学校操场，道班的班长高洪九在大家早饭的时候就宣布员工们必须在八点半出发，提前到达学校操场。
九点过一点，当我和大家一起在高洪九班长的带领下到了学校操场时，那里早已经席地坐满了自己带着各种小凳子的人了。高班长问了一下几个衣服的胳膊肘部处带着“群专队”红袖标的人后，就径直把我们道班的人带到操场地上用石灰画成的一个框格同时用石灰粉撒写着“道班”字样的地方，让大家席地坐了下来。
尽管学校的操场上坐满了密密麻麻的人，但是大家出奇的安静，基本上没有任何人说话。会场的主席台位置设在操场上的一个用土垒起来一米多高的的土台上。几张学生的课桌一字形横放在土台的前方，操场两边的两棵大洋槐树上分别挂着两只比洗脸盆还要大的高音喇叭。主席台上摆好的坐凳是学校学生坐的板凳。我左右环顾了一下我们道班平日里最爱摆龙门阵的一个叫胡老五的人和其他几个平日里最喜欢与胡老五一起“侃大山”的人，这个时候居然也是默默的坐在地上没有出半点的声音。
快到十点钟的时候，几个带着红袖标的“群专队”人员在坐着的人群里来回巡视，嘴巴上还不停地压低声音对人们一再说着重复的话：“不准说话，不准私下议论、不准交头接耳！”。
十点钟，六、七个四十多岁的人排着队走上了学校操场的垒起来的土台，来到那一排学生的课桌前然后相互彼此之间点了点头后坐了下来。
我们道班坐的石灰画的框框的地方离那土垒起来的主席台只有十几米的距离，我看到那主席台上的人一个二个全都拉着一副非常严肃的面孔，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叫陈万顺的道班副班长与坐在他右边的一个叫徐久开的人悄悄地说了一句话：“今天开啥子会哟，你看仔细看那主席台上的人，脸都黑得出水来一样？！是不是要快批斗大会喔？！”。
叫徐久开的人刚说完话时候，一个“群专队”的人走了过来，用十分严厉的眼神看着徐久开，那目光吓得徐久开马上闭上了自己的嘴巴没有吱一点声出来。就在这个时候，主席台前的高音喇叭响了起来。坐在主席台前的一个人站起来手持一个话筒说道：“贫下中农同志们，广大的革命群众们，根据上级的指示和要求，按照公社革委会的统一安排部署，我们洪湖大队革委会今天在这里组织召开全大队的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大会，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的最最重要的文件。请大家必须遵守大会纪律。下面我宣布大会的纪律：“一，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文件时，每个人都不准在下面说话，违者，由大队基干民兵组成的“群专队”押出会场；二、不准在传达学习党中央文件中，在会场上不准走动，更不准私自离开会场；三、参加今天大会的人中，除了全大队的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以外，还有个别人是可以教育好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富农子女，这是我们贯彻执行党中央：“有成分不唯成分论”，重在于政治表现的政策。但是我们要求参加今天大会的这样的人，回到家里不准把大会上传达的中央文件说给家里面没有资格来参加大会的人听，一旦发现有人泄漏了文件秘密，我们要追究其反革命的罪行！”。
高音喇叭里传出来的大会主持人的声音，使得本来就很安静的整个会场，更加安静了，静得就像没有人似的一样，我的耳朵只能够听见前后左右的人呼吸的声音。我更是屏住呼吸大气也不敢出。一则是这大会的纪律宣布得这样严格，着实让我这个十三、四岁的愣头青娃娃吓得不敢出气；二则是大会主席台的人说的经过研究才让出身不好但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参加大会，因此对于我这样属于教育好的人而言，一听到这样的话，犹如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小偷又被别人发现了一样的心虚，手和脚止不住地有些颤抖，就更加不用说需要注意纪律了。
在宣布和强调了大会纪律后，那人一边把话筒递给他身旁的一个人一边说：“下面，由公社革委会张主任宣读中央文件！”。那个叫张主任的人接过话筒，声音神情非常严肃但紧张得有些微微的颤抖地一字一句地读到：“中共中央关于对林彪反革命集团……”。一个一千多人的会场上初了高音喇叭里响起的声音以外，静得像没有人似的那样，以至于虽然是在大白天，当时我的心里都有些害怕：那个林彪和他的儿子林立果———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居然去暗害伟大领袖的毛主席！突然，主席台上一个人站了起来举起拳头大声呼喊道：“打倒林彪反党集团……”，霎时间静得出奇的会场跟着呼起的口号声像炸雷似的在大队学校操场响起来，然后又轰隆轰隆回响在二峨山的山沟上。
第二次在我印象深刻的记忆中的会是我下乡当知青一个月后的事。那天知青点的十几个大家都在一起吃早饭的时候，知青点的政治理论辅导员柳舫，端着碗站在一堆烧窑的煤炭上对倚靠在厨房门框上和蹲在屋檐下的大伙说：“茶场兰场长说，今天上午我们知青都要去参加大队召开的民兵组织的’三落实’会议与活动。不准请假和迟到！”。
吃过早饭，在茶场的时候人都到了之后，兰茶场长叫大家在茶场的院坝里排好队，然后宣布说：“今天是组织大家去参加大队民兵组织‘三落实’活动，基干民兵组织‘三落实’就是政治落实、组织落实、军事落实！大家必须在思想上牢记自己是一名基干民兵，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说完之后带着大家往大队基干民兵“整组”既思想整顿、组织整军事整顿的集中地去了。到了大队基干民兵整顿的地方，我看到全大队三百多名基干民兵三三两两以一个生产队为小队，坐在地上围成一个圈子有的在闭目养神，有的在交头接耳摆龙门阵。
我们茶场来的人刚刚坐下，大队民兵连长伍大云——一个身高一米六多一点，腰杆上扎着一条暗红色的军用皮带，肩膀上斜挎着一个洗得有些发白了的军用挎包，宽皮大脸留着一个小平头式三十岁左右的人，走到大家的中间，瓮声瓮气地首先说了为什么要开展基干民兵“三落实”整组活动，然后又说了如何开展“整组”活动及其要求。之后又慢悠悠地度步到我们茶场基干民兵坐着的地方说：“大队的基干民兵就是在国家遭受了帝国主义和苏修集团侵略我们祖国的战争的时候，担负起打击侵略者的军事化组织。因此要有随时上前线的思想准备和过硬的军事。我在这里要说明一下，今年我们大队的基干民兵‘三落实’，允许了个别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参加，这是我们对可以改造好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的政策上网开一面！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这是掌握枪杆子的问题，要是发现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有什么不好的言行，那就一定罪加一等！”。
当时的我，听了这些话后，对伍连长后来又还说了一些什么话已经听不清楚了。因为坐在我旁边的很多人都在左顾右盼悄悄地问：“我们这里面谁的家庭成分出身不好呢？！是哪一个啊？！”。
坐在地上的我，其内心又出现了那种像做贼似一样的心境，那种心境与在二峨山道班参加大会是一模一样的：恨不得找一个地洞钻进去！以至于后来的基干民兵连伍连长又说了一些什么，脑子我完全是一片空白根本没有听清楚，他还说了一些什么！
第三次留下深刻的会，是在我当知青两年后参加了工作后留下的因为对工作认真负责的原因，我工作的食品站里分管行政的副站长高洪明找我谈话说，年轻人在上工作积极努力认真，同时还要在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才对。所以，给我提出了要加入共青团组织的要求。
经过高洪明副站长的鼓励和帮助后，在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后的一天，团支部组织委员通知我参加团支部大会，说是要研究讨论我的入团申请。
会上，我坐在第一排的一个位置，在汇报介绍了自己为什么要志愿加入共青团组织的思想情况后，紧接着我又向组织汇报了自己的家庭出身和家庭主要成员的政治面貌。在我自己介绍自己主要家庭成员政治面貌时，坐在我身后的一个姓李的人说：“哟，狗日的还是‘双料’子女呢！”。
那一刻呀，我的大脑里又一样的出现了空白和一种做贼似的感觉。
其实，我爷爷和我外公解放前在大学毕业都是回到家乡后，分别到了家乡所在地的一所小学先是当了老师，后来才又当了校长。只是在与弟兄们分家时继承和分了一些祖业，外公还利用他自己的校长身份帮助和掩护了一位地下共产党员，解放后这位地下共产党员还为我外公出面证明了许多事情……
留在我印象最为深刻参加的三次会，深深的伤透了我的心，乃至于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还有一种做贼似一样的感觉。
有时候我也想，我那两个大学国学系毕业的爷爷和外公，当年你们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为什么就没有一点政治远见呢？！为什么不去参加革命活动，甚至大学毕业后去革命圣地延安，而是回到家乡去当一个老师和狗屁校长，继承什么狗屁祖业呢？！倘若是你们去参加了革命，尤其是如果到了革命圣地延安，那我不就是红三代的人吗？！
哎，我忽而我仔细又想，历史总归是历史。倘若真的是那样，我外公就没有养育出我妈妈，我爷爷也就没有养育出我爸爸，没有我妈妈爸爸，当然我也就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