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讲实用的人。他一辈子做人做事只认一个理，那就是看有用没用。只要他认为是有用的，他就全力以赴，以至把身体累垮都在所不惜；而对无用的，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把刀架在脖子上都不做。
上世纪七十年代，全国上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那个湖边小村，时不时的也要强化一下无产阶级专政。所谓专政，就是将那几个地主份子轮番拉出来批斗一通。除了批斗会，还有忆苦思甜会，“双抢”动员会，各种积极分子表彰会，等等，这会那会有时候是农闲时开，有时候是找阴雨天开。父亲认为开会是做无用功，便十分反感，但为了挣工分他又不得不去。这样每每开会，他都象浑身长了刺的坐立不安。忽地有一天，他看到一妇人在会下纳鞋底，一下子脑洞大开，于是将家里的麻线拿出来，找一个角落坐下，就搓起麻绳来。队长问他，“你开会怎么还搓起麻绳来了？”父亲作出一脸无辜的样子，说：“这又没影响谁，我的耳朵不是一直在听么。”父亲这么一说还一下子真把队长给噎住了，好象错在队长。后来，队上评什么积极分子就再没有父亲的份了。而积极分子在父亲的眼里本就是没用的东西，所以评不评，他无所谓。这样常常是一场会开完，父亲的麻绳也搓完了。搓完麻绳再拿回去辫牛绳，一根牛绳拿到队上可上五支工份呢。
父亲把他认为没用的变成有用的远不止这一桩事。早些年，我们家门前的菜地里怎么的就长出一棵桃树苗，小苗儿长得青枝绿叶、油光水亮怪惹人爱的，母亲没忍心拔掉。等到第二年，那小桃树就窜出一人多高，象撑开的一把雨伞。母亲嫌它遮阳多，影响了下面的黄瓜、茄子的生长，便拿镰刀将那伸长的桃枝这里一刀，那里一刀。或许这无意中起到了整枝除芽的作用，反正后来我们家那桃树上结的桃子是皮薄汁多，又大又甜，整个湾没有哪一家的桃子比得上我们家的，这个不是酸酸的，就是那个毛茸茸的，还真就奇里怪了。可有一天，父亲作出了我们都想不到的决定，要将菜园地里的桃树砍掉。我们跟着母亲一起急了，这好端端的，怎么就要将它砍掉呢。父亲说，“这桃树结个桃子再怎么大再怎么甜，也就是解个嘴馋，贪下眼前这点小利，就会误长远的大事。现在你们一个个都要长大了，到时候拿什么起屋？又拿什么给你们娶媳妇？”父亲是要将桃树砍了，还拿出一半的菜地来种今后起房子的柳树、榆树、还有楝树。许多年后，在父亲的操持下，我们家在老台基上起上了三间大瓦屋，而房子所有的檩条、梁檀都是来至父亲当年栽下的那些树。
那时，我们不得不佩服父亲比我们看的远。而对于我们兄弟上学读书，他压根就不想看远。
父亲是文盲，对不识字他是有切肤之痛的。遇到家里有什么要认的要记的，他都是上下去求人，末了还一个劲的跟人道谢：“吃亏、吃亏。”父亲送我们上学，或许就是为了弥补他自己的缺憾吧，让我们今后不再遭他那样的罪。至于说还让我们读“十年长学”，今后靠笔杆子吃饭，他想都没有想。在父亲的心中，我们兄弟还是做个地道的庄稼人最实在。读书么，能明个理，识个字，算个帐就可以了，闹不好高不成、低不就，变成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穷秀才，这人不是还让读书给废了么。父亲认为，书读的好不好，就是看在有需要的时候你能不能派上用场。这不，没几年，我们就真让父亲派上了用场。首先是哥哥读到三年级的时候，他就开始给家里人到队部看出工牌了。生产队社员出工，是头天下午队长将工派好，如耕田的谁谁谁，栽秧的某某某，这些都用一个个小牌子挂在一个黑板模样的木板上，供社员们头天知道，第二天好各行其是。到队部看出工牌就成了每家每户傍晚前后必做的一件事。以前家里没有读书人，父亲就今天求这个，明天求那个，现在哥哥识字了，父亲不用再求人了，于是他觉得自己硬气了许多。再是在我读五年级的时候，我记得是那年农历七月半，父亲买来一打黄表纸，从隔壁大伯家借来打钱纸的工具，就在条凳上认真地打起钱纸来。然后用白纸一个一个的包好。等做完这些，父亲把我叫过去，很慎重地对我说：“现在家里有读书人了，七月半，要给过世的爹爹婆婆（爷爷奶奶）尽孝心，写符包，不然这书就白读了。”按父亲口述的格式我一边写时，父亲还一边给我讲，七月半鬼门开，去世的爹爹婆婆都回来了，我们做后人的这时要给他们写符包，让他们在阴间过得好，也好让他们保佑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当时我还有些不以为然，口里不说但心里想，这不是封建迷信么。等到父亲作古后，我再在七月半给父亲写符包时，我也如同当年的父亲，变的极度虔诚起来。七月半，与其说写的是符包，还不如说写的是我们对逝去的亲人们的深深思念。
如果说这些是父亲让我们读书他事先想好了的，那下面发生的事则是他没有料到的。也就是那年我们家三间大瓦屋落成的那个春节，父亲早早买回鞭炮但感觉家里还差点什么，到底差什么他也说不清。我说我们去买张红纸来写对联吧，新房子贴上红对联，这个春节才过得喜庆呀。父亲拍着脑袋连连说“对、对。”谁知这对联一贴便一发不可收拾，湾里的人都买来红纸排着队儿的找上门来求写对联了。这时的父亲脸上堆满笑，嘴里乐嗬嗬的，还不时地给乡亲们递烟、上茶。看着父亲那样，我想，一定是儿子书读的好父亲心里高兴吧。
或许是为父亲争了光，或许还有其它原因，打这以后，父亲在我们兄弟面前再不提“五年读个精明汉，十年读个穷秀才”之类的话了。尽管有许多同龄人中途下学到生产队里去挣工分，尽管隔壁的大伯几次劝父亲让我们兄弟下学算了，这样好歹也能帮家里一把。说实在的，当时父亲重病缠身，我们家已是风雨飘摇了。但这时的父亲对我们上学的态度竟一反常态，来了个放任自流，对我们读不读书他只字不提。我想这时的父亲一定是口里不好说，但心里还是支持我们读书的吧。许多年后，当我把老父亲接到城里我的小家，坐在一起与其谈起这件事时，瘦弱的父亲顿时是那么的手足无措、脸上发讪，象做了错事的小孩低下头，好一会才说：“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原本是在你们读完初中就要你们下学的，但是看到你们兄弟都是那么的喜欢读书，我…我实在开不了那个口。”想不到父亲到老连一句谎话都不会说。
这也是父亲的哲学么？我怔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