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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哲学

  父亲是个讲实用的人。他一辈子做人做事只认一个理,那就是看有用没用。只要他认为是有用的,他就全力以赴,以至把身体累垮都在所不惜;而对无用的,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把刀架在脖子上都不做。

  上世纪七十年代,全国上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那个湖边小村,时不时的也要强化一下无产阶级专政。所谓专政,就是将那几个地主份子轮番拉出来批斗一通。除了批斗会,还有忆苦思甜会,“双抢”动员会,各种积极分子表彰会,等等,这会那会有时候是农闲时开,有时候是找阴雨天开。父亲认为开会是做无用功,便十分反感,但为了挣工分他又不得不去。这样每每开会,他都象浑身长了刺的坐立不安。忽地有一天,他看到一妇人在会下纳鞋底,一下子脑洞大开,于是将家里的麻线拿出来,找一个角落坐下,就搓起麻绳来。队长问他,“你开会怎么还搓起麻绳来了?”父亲作出一脸无辜的样子,说:“这又没影响谁,我的耳朵不是一直在听么。”父亲这么一说还一下子真把队长给噎住了,好象错在队长。后来,队上评什么积极分子就再没有父亲的份了。而积极分子在父亲的眼里本就是没用的东西,所以评不评,他无所谓。这样常常是一场会开完,父亲麻绳也搓完了。搓完麻绳再拿回去辫牛绳,一根牛绳拿到队上可上五支工份呢。

  父亲把他认为没用的变成有用的远不止这一桩事。早些年,我们家门前的菜地里怎么的就长出一棵桃树苗,小苗儿长得青枝绿叶、油光水亮怪惹人爱的,母亲没忍心拔掉。等到第二年,那小桃树就窜出一人多高,象撑开的一把雨伞。母亲嫌它遮阳多,影响了下面的黄瓜、茄子的生长,便拿镰刀将那伸长的桃枝这里一刀,那里一刀。或许这无意中起到了整枝除芽的作用,反正后来我们家那桃树上结的桃子是皮薄汁多,又大又甜,整个湾没有哪一家的桃子比得上我们家的,这个不是酸酸的,就是那个毛茸茸的,还真就奇里怪了。可有一天,父亲作出了我们都想不到的决定,要将菜园地里的桃树砍掉。我们跟着母亲一起急了,这好端端的,怎么就要将它砍掉呢。父亲说,“这桃树结个桃子再怎么大再怎么甜,也就是解个嘴馋,贪下眼前这点小利,就会误长远的大事。现在你们一个个都要长大了,到时候拿什么起屋?又拿什么给你们娶媳妇?”父亲是要将桃树砍了,还拿出一半的菜地来种今后起房子的柳树、榆树、还有楝树。许多年后,在父亲的操持下,我们家在老台基上起上了三间大瓦屋,而房子所有的檩条、梁檀都是来至父亲当年栽下的那些树。

  那时,我们不得不佩服父亲比我们看的远。而对于我们兄弟上学读书,他压根就不想看远。

  父亲是文盲,对不识字他是有切肤之痛的。遇到家里有什么要认的要记的,他都是上下去求人,末了还一个劲的跟人道谢:“吃亏、吃亏。”父亲送我们上学,或许就是为了弥补他自己的缺憾吧,让我们今后不再遭他那样的罪。至于说还让我们读“十年长学”,今后靠笔杆子吃饭,他想都没有想。在父亲的心中,我们兄弟还是做个地道的庄稼人最实在。读书么,能明个理,识个字,算个帐就可以了,闹不好高不成、低不就,变成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穷秀才,这人不是还让读书给废了么。父亲认为,书读的好不好,就是看在有需要的时候你能不能派上用场。这不,没几年,我们就真让父亲派上了用场。首先是哥哥读到三年级的时候,他就开始给家里人到队部看出工牌了。生产队社员出工,是头天下午队长将工派好,如耕田的谁谁谁,栽秧的某某某,这些都用一个个小牌子挂在一个黑板模样的木板上,供社员们头天知道,第二天好各行其是。到队部看出工牌就成了每家每户傍晚前后必做的一件事。以前家里没有读书人,父亲就今天求这个,明天求那个,现在哥哥识字了,父亲不用再求人了,于是他觉得自己硬气了许多。再是在我读五年级的时候,我记得是那年农历七月半,父亲买来一打黄表纸,从隔壁大伯家借来打钱纸的工具,就在条凳上认真地打起钱纸来。然后用白纸一个一个的包好。等做完这些,父亲把我叫过去,很慎重地对我说:“现在家里有读书人了,七月半,要给过世的爹爹婆婆(爷爷奶奶)尽孝心,写符包,不然这书就白读了。”按父亲口述的格式我一边写时,父亲还一边给我讲,七月半鬼门开,去世的爹爹婆婆都回来了,我们做后人的这时要给他们写符包,让他们在阴间过得好,也好让他们保佑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当时我还有些不以为然,口里不说但心里想,这不是封建迷信么。等到父亲作古后,我再在七月半给父亲写符包时,我也如同当年的父亲,变的极度虔诚起来。七月半,与其说写的是符包,还不如说写的是我们对逝去的亲人们的深深思念。

  如果说这些是父亲让我们读书他事先想好了的,那下面发生的事则是他没有料到的。也就是那年我们家三间大瓦屋落成的那个春节,父亲早早买回鞭炮但感觉家里还差点什么,到底差什么他也说不清。我说我们去买张红纸来写对联吧,新房子贴上红对联,这个春节才过得喜庆呀。父亲拍着脑袋连连说“对、对。”谁知这对联一贴便一发不可收拾,湾里的人都买来红纸排着队儿的找上门来求写对联了。这时的父亲脸上堆满笑,嘴里乐嗬嗬的,还不时地给乡亲们递烟、上茶。看着父亲那样,我想,一定是儿子书读的好父亲心里高兴吧。

  或许是为父亲争了光,或许还有其它原因,打这以后,父亲在我们兄弟面前再不提“五年读个精明汉,十年读个穷秀才”之类的话了。尽管有许多同龄人中途下学到生产队里去挣工分,尽管隔壁的大伯几次劝父亲让我们兄弟下学算了,这样好歹也能帮家里一把。说实在的,当时父亲重病缠身,我们家已是风雨飘摇了。但这时的父亲对我们上学的态度竟一反常态,来了个放任自流,对我们读不读书他只字不提。我想这时的父亲一定是口里不好说,但心里还是支持我们读书的吧。许多年后,当我把老父亲接到城里我的小家,坐在一起与其谈起这件事时,瘦弱的父亲顿时是那么的手足无措、脸上发讪,象做了错事的小孩低下头,好一会才说:“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原本是在你们读完初中就要你们下学的,但是看到你们兄弟都是那么的喜欢读书,我…我实在开不了那个口。”想不到父亲到老连一句谎话都不会说。

  这也是父亲的哲学么?我怔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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