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生活在城市里的家庭，夫妻双方有一方不是城市户口的，就称做“半家户”。这部分人虽然有农业户口，但不在农村居住，按规定不再分配给种植土地。后来，在城镇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允许半家户纷纷在郊区或是城边小山丘周围，自己选择一片土地开荒，清一色种下去的都是土豆。
在我上小学之前，我家一直属于这样的半家户。从我记事起，父母就在据说是驻扎着部队炮兵旅的一座山窝下，紧挨着一大片别人已经翻种了好几年的田地旁边，用尖头锹一锹锹把地面上的蒿草铲掉，再一遍遍翻出地表层的黑土，开始了靠天吃饭的耕种。说是耕种，其实根本没有耕地的环节，也就是种和收两道手续，最多中间到地里看几次，弯下腰拔掉“高个子”的灰灰菜和野草，这就算是锄地了。
每年清明节一过，我父母用家里唯一的一辆托人从外地买的“二八”自行车，驮着铁锹和一大袋土豆籽，我扛着家里给灶堂和火炉铲加煤的小铁铲子，跟在父母身后，天不亮就进山，开始了一年一天的“农忙”。
那时候，大部分靠近山坡的荒地上，不远不近就会看到隆起的一个个小土包，立着块石碑。本地居民谁家死了人，请一个戴着酒瓶底子的老“阴阳”，按照闭着眼的“阴阳”指划，就在周边山坡上趟出一块空地来，挖个墓坑，把棺材放进去，在上面堆土立碑，死人就算落了脚。家里人每年清明时节过来清理杂草，再添上些土。这样有了第一个坟堆，第二个、第三个会依次排下去，以后便成了自家的坟地。每年种和收的时候，最忌讳碰上打坟和埋死人的，每次如果老远听到有嘀嗒的唢呐声响，我家和其他临地的人家，不管是正在种收，还是除草，都得收拾回去，第二天再来继续。
我家的地与其说是一片，不如说是一条儿，最多三米见宽，二十几米长的一溜田地。每年有一天就种下去了。父亲在前面用锹铲开一个个三十公分见深的斜坑窝，母亲抓两块在家依着土豆芽眼竖切好的种子扔进去，这样的作业，父母的术语叫做“点”。 我则操着我的小家伙什，到处乱跑，一会儿挖个坑，一会儿点个籽，自己瞎忙得累了，坐在带来的水壶和干粮边上，歇一会儿，补充点能量“继续干”，总觉得比大人还忙。等到斜坑全部挖好，一排排一列列齐齐整整的坑里，“点”满了白白净净的土豆块，中间掺杂着几个歪歪扭扭的，那肯定是我的“杰作”。父亲和母亲再用锹把挖出来的土一排排回填。地平整完了，喊上山腰的我回家，我家的农忙就算结束。
地种进去以后，我总要掰着手指头数日子，隔几天就要求母亲带着我去地里除草。从那时候起，在母亲的训斥中，才知道土豆和野草在啥时候开始生长，啥时候长得最旺。几场春雨过后，地里两片小叶子一株翠绿的土豆苗，渐渐变成墨绿色棵棵都在尺把高拇指粗的土豆茎和宽阔的花边叶。种地时候，总能碰到同来农忙的人们，慢慢的熟识了，到了地里开满白瓣黄蕊小花的时候，几家住得不远的半家户相约上来拔草，我与其他同龄伙伴在头前疯跑，享受难得的一次郊游。
中秋月饼一上市，我最盼望的秋收终于到来了。全家人出动，锹挖、手刨，父亲把叶梢发了黄的土豆茎杆用锹挖出来，挖的时候，要比种的时候深一些，母亲蹲在那里，把散落在坑里的黄的、红的土豆拣进口袋，在把土豆茎根须上面带着的土豆拽下来。我用铲子在一棵土豆下面比划好，学着大人的样子，弯下腰把脚蹬在铲子的脊梁上，用力挖下去，瞬间，一棵土豆就被我的家伙什齐腰铲断了，怕家人骂，悄悄把土豆茎杆培些土扶正。改成前前后后地乱跑，石头地下、草窠里总能抓到一两只蚂蚱或是蜻蜓。玩累了，就躺在松软的黑土地里，歇上一会儿，任暖阳和小风抚摸着我的额头。
父母把挖出来的土豆装在尿素袋子里，每年总能收获十多袋子，上下午分两趟用自行车把土豆运回家，每年的冬天和第二年的一年，家里总有吃不完的土豆烩白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