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这个春节我们是陪母亲在医院过的。
谁也没有想到，阴历二十七那天我们刚刚接母亲出院回家﹑两天后又不得不再次送母亲到医院救治。由于担心母亲病情会恶化，在心内科﹑肾内科及呼吸内科都没有床位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听从医院的安排送母亲到消化内科住院医治。
次日上午，消化内科邀请多科大夫前来会诊。从会诊结果来看，母亲既存在肾衰引起心衰的状况﹑又患有肺感染，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疾病导致母亲出现高烧不退﹑血压升高，排便排尿困难等症状，需要每日二十四小时监护。医生下达医疗方案后，只见母亲的胳膊和腿上插满了输液的管子，我们看到母亲喘气困难的样子，监测显示屏上显示出心动过缓﹑血压超高的状况，心里很不踏实。
母亲所在的病房有三张床位。一张床位医院暂时没有安排人，另一张床位患者是一位六十多岁张姓女士。由于母亲病情严重，我们只好都留了下来，七八个人挤在约十一二平方米的病房里，地方显得十分狭小。还好，张姓女士点滴后就随丈夫回家了，给我们腾出了轮换休息的地方。
连续几天的救治，母亲的病情有所缓解，我们的紧张心情才缓解了许多，我这才注意到那位张姓女患者是有意把床位让给我们的，他们两口子每天清早乘车从道外区赶到医院，还要给走廊加床的一位女患者带来全天的饭菜，真的是很不容易啊。通过闲聊得知，他们两口子是1968年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时相识的，返城后都被分配到集体企业工作，后来企业相继破产了，现在只能依靠“低保”和早晚摆地摊卖点杂物为生。其实，他们与加床那位女患者并不认识，只是通过接触得知那位女患者也是下乡知识青年﹑而且留在农村未能返城，由于生活一直比较拮据，连这次来医院看病住院的钱都是借的。也许是共同的经历使他们有了共同语言，他们两口子才有了帮助这位没有返城女患者的意愿﹑心甘情愿的帮助她。当我向张女士询问下岗后的遭遇时，她说现在总算是挺过来了。还记得第一次摆地摊卖货时，爱人带着口罩还不好意思张口吆喝，顾客问价时急得他一个劲的结巴还回答不上来，卖东西更是原价来再原价走，你说这样哪能挣钱呀？由于不知情，他们第一次摆摊还摆到了市区的一类街道，硬是让城管们给撵得到处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真不知道当时是怎样挺过来的。
听了他们的叙述，我的内心很不平静，他们真的是很不容易呀。“文革”他们赶上了，文化课没学着；“上山下乡”他们赶上了，修理地球一干就是八年；企业破产他们赶上了，依靠和工资又都没有了，一切都得靠自己重新再来。看着他们两口子恩爱的样子，看着他们开朗舒心的情绪，显然他们生活得很滋润。他们既没有对自己的下乡下岗抱有怨言，也没有对自己的生活现状表示出任何不满，是什么让他们保持良好的心态呢？他们的生活本不富裕，两口子身体又都不太好，却愿意献出爱心去帮助别人，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他们又是怎么想的呢？一连串的疑问让我不得其解，只好向他们直接询问。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些主要与他们年轻时所收到的教育有关，当时的教育给他们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绝不会因时代的发展而改变。“向雷锋同志学习”是要学习一辈子，“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也是要坚持一辈子的”，这就是我们这代人所要坚持的。
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给兄妹，他们也很受感动。大家商量后，让我每日中午多打回几个菜、多打回几碗饭，硬性安排张姓两口子和女知青一同吃饭，借此免除了他们带饭的麻烦，晚上再帮助那位女知青热饭，大家感情融洽其乐融融，如同一家人。
其实，哥哥也是1968年下乡到生产建设兵团的，只是回城后摊上了一个好单位。根据哥哥介绍，他们一起下乡去的大多数人回城后安排工作都不理想，许多人是在集体企业下岗的，和张姓两口子一样。
显然，他们是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支点。他们把毛主席的话记在心坎里，按照他老人家的教导去做人办事；他们总是把自己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的生活比较，用满足感来安慰自己，所以没了怨言多了干劲，忽视了自己是弱势群体这一现实。
难能可贵的牺牲精神，让人称道的忍辱负重的精神，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这些人做出的牺牲，我们应该记住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