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保民是我初中时的老师，在初中的许多老师中，他给我的印象最深，在以后的岁月里也交往最多，所以至今不忘。
一九六七年秋天，我上初中了，那时，老师还处在挨批的地位，师道尊严尽失。开学不到一个月，我们班就赶走了三个班主任。一天，教导主任带着一个男老师走进教室，那个老师，三十五、六岁，中等个子，胖脸，戴着一副厚瓶底似的深度近视眼镜，两只鼓鼓的金鱼眼，鼓鼓的腮帮，门牙外露，穿一身很旧的蓝色解放装，两个胳膊上戴着护袖，不像老师，倒像是一个搬运工人。教导主任说：“这是你们新的班主任——刘老师。”说完就匆匆离开了，留下那个刘老师一人在课堂上。这时，我们又来了老一套，一人领头喊：“一、二、三”其他人齐声应道：“我们——不要！”许多人趁势敲起了桌子，乱成一团。那位刘老师不动声色地站着，待喧闹声稍息，他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用平静的声音说，：“我姓刘，叫刘保民。”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刘保民”三字，其中“民”字写得特别大，下面还划了两道杠杠，说：“我不是保皇派，我是誓死保卫人民的革命派。”他的这番开场白，立即拉近了与学生们的距离。这时，又有人领头喊头喊道：“一、二、三”但响应的人已经很少。同学们都以好奇的目光看着刘保民，等他继续往下讲。这时，刘保民又说：“我是个长得很有特色的人，你们看我象不象电影《小兵张嘎》里那个吃西瓜的胖翻译官。”一句话说得同学们哄堂大笑。的确，他与《小兵张嘎》里的那个胖翻译官，长得实在是太像了……就这样，他赢得了我们的感情。
他原名叫刘保明，“文革”开始后改为刘保民，徐州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但在我们学校时，履历表上填写的却是初中毕业。那个时期，知识分子是抬不起头来的，我们学校老师中，最神气的是一个英语老师，只有他不怕学生，因为他是高中学历，据说，“文革”前一年，他考上了清华大学，却因父亲政治问题未被录取。记得我们初上英语课时，感觉很新奇，许多学生拿着英语课本去请他写个英文名字，他扳起一副严肃的面孔训斥道：“都像你们这样，我忙得过来吗？”刘保民与学生的关系非常融洽，可以说完全打成了一片，只要不上课，他的宿舍从早到晚，就满是学生。那时，他的爱人和小孩都在南通，他的家务，诸如洗衣服，生炉子，烧水做饭，几乎都由学生们包了下来。除了在课堂上，他也与我们一样，全喊学生的浑名，什么麻雀头、蛋白质、半边红等。他学问渊博，口才好，语文课上得非常好，他上课的时候，窗外常常挤满了人。那时，我们用的教材，是地区革委会文教组教研室编的，语文书上的课文，大部分是毛主席的诗词文章，也有少量的经典文学作品，如《草船借箭》、《景阳岗打虎》、《鸿门宴》、鲁迅的小说和散文等。他就利用讲解这些课文之机，枝蔓开去，由毛主席诗词讲到屈原、曹操、李白、苏东坡、陆游；由那些经典课文，讲到《三国演义》、《水浒传》、《史记》和鲁迅的《阿Q正传》……让我们大开了眼界，以后几十年，我一直酷爱文学，视为生命，可能就是那时受了他的影响。
一九七０年冬天，我初中毕业参了军，直到新兵出发前一天的下午，我才接到入伍通知，因此，来不及与同学、朋友们告别。第二天清晨，队伍出发时，刚走出县武装部大门，却见刘保民在那里等着，他把班上同学都带来了，不知他是从何处得到消息的。他紧拉住我的手说：“我们班又多了一个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又从随身带着的包里拿出一本小书递给我说：“时间匆忙，没来得及准备，这本书送给你，到部队好好学习。”那是一本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的红塑料面子的小书，上面有他的签名。我去当兵，刘保民是很高兴的，而且他感到自豪，在我之前，我们班已有三人去了部队，每次他都带着全班同学到轮船码头去送行。他不止一次地在班上讲：“我们这一届七个班，我们班上参军的人最多。”那三个同学到部队后给他来信，他都将信在课堂上读给我们听。
到了部队后，我给刘保民写了一封信，他立即回了信。可是当我再给他写信时，却再也不见他的回信。我把这事写信告诉家里，不久，收到我姐姐一封回信，说刘保民是一个“五.一六” 分子，已经被隔离审查了，叫我以后千万不要再和他通信。于是，几年当兵期间，我就再也没有给他去过信。
一九七五年，我退伍后，酷爱学习，却苦于找不到书，于是我又去找刘保民。他已经平反，那个“五.一六”是个根本不存在的组织。他还在我们原来那个学校，见到我他很高兴，指着宿舍里满满两大书橱的书对我说：“你想看什么书，可以随便拿。”后来他调到北门县教师进修学校，我又去听他的课，听他讲了一个学期毛主席的《矛盾论》。为了感谢他，一次，我买了两斤白糖送给他。那时白糖还要凭票供应，他坚决不要，推让再三，付了钱，并说：“以后千万不要这样。”
一九七八年春节，他没有回南通和家人团聚。大年三十，我去请他到我家过年，他不来。春节，我到他宿舍去，他正一人坐着喝茶，见我来十分高兴，到厨房拎来一只火炉，我们围炉而谈。那天他给我讲了巴尔扎克和《人间喜剧》，讲了维克多.雨果和《笑面人》，讲了司汤达和《红与黑》，还讲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
大概是一九八０年的一天，我在街上遇见他。他很高兴地告诉我，他调到地区文教局教研室工作了，又说：“现在近了，你可以常来玩。”地区文教局教研室和我那时的单位在一条街上，相距百十米。以后，我就常常在上班的时候到他那里去玩。那一段时期，我们交往最多，所谈的大多也是文学。不久，他当上了地区文教局教研室副主任。到了一九八三年，撤地建市，文化局与教育局分开，他又当上了市教育局中教科科长。那可是个炙手可热的职位，大到市长，小到百姓，谁家没有小孩上中学呢？也就是从那以后，他对我的态度变了，我再到他那里去时，他不再给我让坐，也不再给我倒茶，说话也少了，后来，我一到他那里，他就站起身，拉着我的手，一边说话，一边往外走，送到门口，握几下说，“以后有空来玩”，就转身进去了。开始，我以为他是工作忙，没时间陪我，我就在休息的时候到他家里去，可是到他家也是如此。一次，他打电话叫我给他买一种药。我送药给他时，他正在打乒乓球，看见我来，他并没有停下，我想，可能要等他一局打完，可是他一局打完后又打第二局、第三局……全然没有顾及到我在旁边等着他。我很不高兴，几次想离开。终于，他结束了打球，一边擦着汗，一边走过我身边将我拍拍，和他打球的人说着话走回办公室，收下药，然后又是那一套：拉着我的手，走到外面，握几下说：“以后有空来玩。”那一次，我就决定，以后再也不与他来往。
一九八四年五月，与上次去见他又过了半年，一次，我在上班途中遇见他，我装着没看见，他却叫住了我，问我：“最近怎么不来玩？”我说：“工作比较忙。”他又说：“以后有空来玩吧。”又叫我给他搞两个装糖果的盒子。我不愿意到他那里去，直到那年国庆节，我到北门公园去玩，才顺便将盒子给他带去。却见他坐在轮椅里，口不能言，一双眼睛淒楚地望着我，原来他已经中风。他的爱人面带怨气地对我说：“你们刘老师差点就没命了。平时门坎都被踏破，生了病，一个也不上门了。”我连声打招呼，说我真的不知道。
说话间到了一九八七年，一次赴宴，遇到一位初中同学，说刘保民死了。我听了毫不觉得突然，得那种病的人，就如风中残烛，随时都会熄灭。于是在我心中，刘保民就已经故去了。又过了几年，好像是在一九九五年，一次，我去机关门诊看病，远远地看见对面来了两人，坐在轮椅上的好像是刘保民。我满腹狐疑，近前一看果然是他，吃了一惊，才知道，几年前那位同学所说不实。二00五年夏的一天，我到北街一家书店去买书，看见刘保民坐着轮椅，停靠在路旁一个邮政报亭旁，两眼痴痴呆呆地打量着这个喧嚷的世界，身旁站着一个保姆模样的妇女。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于今又过去很多年，不知他近况如何，也许已不再人间了吧。他的爱人周老师，与他是大学同学，现在也已80多岁了。
